潘黨迪的溫柔革命──張騰元、鄒隆娜談越南電影工作坊「AUTUMN MEETING」

當台灣思考著和東南亞電影網絡建立連結，我們對他們又了解多少？除了活躍的泰菲星馬，過去曾是法屬殖民地的中南半島諸國，近年亦愈發受到國際矚目，他們或許起步較晚，但已在國際影壇得到肯定的核心創作者，莫不傾盡全力提攜後進，甚至不吝將這些資源擴及其他國家的年輕新秀。

越南導演潘黨迪（Phan Dang Di，《紅蘋果的慾望》、《夏戀之外的故事》）近年創辦的電影工作坊「Autumn Meeting」（以下簡稱 AM）就是一個例子，自 2013 年創辦至今不到五年，招收學員更從一開始以越南年輕創作者為主，逐漸擴及台、日、星、韓，潘黨迪更曾多次親自來台面試，用力之深可見一斑。工作坊不但有與潘黨迪交情深厚的越南名導陳英雄擔任導師，還有亞洲各國創作者授課。而 AM 的基地不設在胡志明、河內等南北首都，而是位於中越、沒有影視基礎的第三大城峴港，希望在官方、產業體制之外，創造更自由的空間。

透過參與第三屆工作坊的導演鄒隆娜，與多次前往 AM 擔任觀察員的導演張騰元兩位台灣創作者的分享，我們在台灣企圖向國際展開雙臂的前夕，借鏡潘黨迪與 AM 的精神，也希望透過這篇訪談，對照台灣、東南亞年輕創作者各自如何面對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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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請兩位談談在什麼機緣下知道、加入Autumn Meeting？

張騰元（以下簡稱「張」）：2013 年我接受補助到越南做田野調查，希望瞭解越南各文化領域的發展現況，其中有文化、音樂，當然也包括電影。我當時對越南電影很陌生，只知道台灣放映過潘黨迪導演的《紅蘋果的慾望》（Don’t be Afraid, Pi），剛好，潘有位學生在台灣唸書，我便請他居中聯絡，和潘約定在胡志明市訪問。當時是 10 月，剛好是第一屆「Autumn Meeting」開跑前夕。

隔年，我在台灣策畫了越南影展，邀潘黨迪來台灣，也邀了得到第一屆 AM 補助的作品，為了更瞭解 AM 的運作，我在 2014 年便以觀察員的身分參加第二屆工作坊，開始更多交流。

鄒隆娜（以下簡稱「鄒」）：我是透過騰元引介，參加了 2015 年的第三屆工作坊。當時我沒去過越南，也對越南電影不熟，因為想去看看，就在騰元安排下接受潘黨迪的面試。

——可否談談 Autumn Meeting 的進行方式？

鄒：進行方式每年都會調整，我們那屆在峴港市外舉行，學員被關在渡假村裡，是個要坐船過海、再翻山越嶺才到得了的地方。工作坊的日常就是上課，我們這屆只有兩位講師，陳英雄導演與韓國片《晚秋》的製片李柱益（Lee Joo-Ick）。課間陳英雄還會帶大家做拍攝練習。最後則有提案會。AM 最大的優點，是能針對大家的建議快速調整，大膽嘗試。例如我們這一屆有拍攝練習，但學員中沒有演員，我們只能找路人當臨演，於是就建議主辦單位考慮加開演員班，下一屆就真的納入了演員班，還找來韓國女星文素利（Moon So-ri）授課。此外，他們還加開「低成本獨立電影班」，邀了印尼的喬可安華（Joko Anwar）和製片Tia Hasibuan分享經驗（原希望邀請趙德胤，可惜行程無法配合而作罷）。AM 每一年的進展都非常大，似乎只有這種生猛、沒有包袱的單位才能辦的到。

工作坊的提案會形式雖然陽春，評委和觀察員卻都大有來頭，各大影展的選片人、影展基金會代表都有參加，潘黨迪跟陳英雄幾乎傾盡所有人脈。今年在坎城的創投會議「L’Atelier」中有兩部越南企畫案，都是曾在 AM 出席提案會的導演。真的可以感覺到陳、潘兩人竭盡心力提攜後輩，從他親自來台灣面試創作者就可以感受到。

——AM 鼓勵、推動的是什麼樣的創作精神？

鄒：陳英雄是很純粹的作者，他教的只有「陳英雄的方法」，也會試圖說服你接受。但身為創作者，面對建議本就要能去蕪存菁，不能這麼容易被折服。也因此，自己難免有點排斥這個「被打擊、被灌輸」的過程，卻又欽佩他的觀點跟個人魅力。他讓你知道全世界只有這個人是陳英雄，也刺激你反思自己與作品獨一無二的元素又是什麼。

張：除了 AM，河內還有一個官辦、兩年一度的「河內電影節」。但潘選擇獨立於官辦影展之外，又選在峴港這個越南第三大城舉辦，他的出發點就已有別於官方架構。創辦 AM 更重要的關鍵是，他和交情很好的陳英雄發現一件事：以往越南電影工作者內部關係非常不好，各據山頭，摩擦不斷。潘黨迪在坎城有點成績後，陳英雄對他說，「你已經成為坎城名導，下一步應該把越南電影圈團結起來。」這也體現在 AM 的創投會議，會上拍攝主流商業片的越南導演都被邀請。他透過這場合聚集眾人，據我所知在越南相當不易。這精神在學員身上也發揮很大的感染力。工作坊像是烏托邦，不管工作人員或是學員，只要是創作者，在任何空檔，大家就會聚在一起討論電影是什麼。氛圍和其它類似的場合非常不同。

AM 傳達的，是電影的自由創作氛圍。而這在越南、亞洲電影發展趨勢上，剛好都有一個銜接點：越南電影的形式剛要從傳統進入多元，但對走過新浪潮的我們還有日、韓而言，在潘黨迪眼中，我們反而有一點僵化了，因此兩邊就有了交集。我們都需要打破觀念，重新思考電影是什麼。

比起電影，台灣當代藝術圈與東南亞的交流早的多，更是政治性、運動性地串連各國，檢視此一區域的過去與未來，強調論述的主體性。而在電影這一塊呢？在 AM 上，各國創作者的交流也有類似的目的嗎？

張：當代藝術在這一塊思考上的系統性交流的確走得比較早，也的確有很多這樣的論述。在 AM，主創者沒有特別強調這件事，它沒有變口號，但對我而言，他們這幾年辦下來，他們其實做到了。以越南來講，他能聚集這麼多國際影人，這麼自由開放的嘗試，在當地就已經很不可思議了，你說其中有沒有運動性、政治性？他未必大張旗鼓，但實質上卻是很巧妙地在做這件事，潘黨迪成為導演之前曾在電影審查部門工作，很瞭解體制的運作，因此他有他實踐、游擊的做法。這個跟阮純詩（Nguyen Trinh Thi）在河內的實驗影像的機構也是一樣的路線。

主體性不一定需要變成大前提。有時我們得創造一個論述的前提，在這前提底下做事，有時候反而做不了事，倒是在很自然的過程中就做到了。主體性很重要，但一直想主體性反而也會有排他性，在 AM 你看到的是，主體性與融合性同時發生，沒有太多矛盾糾結，不用強調什麼「多元」，就自然發生了。

——可否談談工作坊內學員的互動？

鄒：AM 從第三屆開始開放國際學員報名，但工作坊還是越南學員居多，大多只有 20 歲左右，加上我們被關在渡假村裡，大家又是住通舖，大家的相處很像一個夏令營。

——大家一開始會很害羞嗎？

鄒：完全不害羞（笑）。越南學員發言、聊天都很活躍，可能我們對越南的瞭解太狹隘了，無法想像他們是一群很活潑、很西化的人。

張：他們非常習慣跟外國人互動，可能跟越南的社會背景也有關係，很習慣外國人在身邊。

——兩位在 AM 之中，大家對你們好奇的地方是哪些？

鄒：白天大家已經接受了很多的「陳英雄」，晚上聊天時想要知道的主要是對方是誰，瞭解大家的喜好，例如我們會輪流播放喜歡的音樂。在白天精神還沒耗盡的時候，大家好奇的可能是我們拍片資金從何而來，當他們知道台灣有輔導金、「高雄拍」等資源，都很羨慕。

張：他們也會好奇能不能到台灣申請這些補助，像歐洲很多基金是外國團隊可以申請的。

鄒：這也是我很喜歡這個工作坊的原因，大家是真正的交朋友，不是 Social。從 AM 之後，那個感情不會因為距離而消散。但去年工作坊移師市區，大家可以自己安排行程，活動形式變得比較光鮮，我覺得大家感情就不若前幾屆關在小島上那樣緊密。■

．本文同步刊登於《今藝術》雜誌 2017 年 6 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