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是拉緊人與人共鳴的媒介」——專訪金馬奈派克獎得主《徒刑》導演巫俊鋒

亞洲電影促進聯盟（Network for the Promotion of Asian Cinema，縮寫：NETPAC，即「奈派克」），長年和各國重要國際影展合作，設立會外獎「奈派克獎」，鼓勵亞洲新銳導演。奈派克獎於金馬影展的設立也已邁入第九年。

本屆於金馬影展共同角逐奈派克獎的十部影片分別來自台灣、香港、新加坡、日本、泰國、韓國、尼泊爾以及中國。並在23日由新加坡導演巫俊鋒的第二部長片《徒刑》（Apprentice）獲得，金馬影展主持的「亞洲電影觀察團」也從入圍作品中推選出「推薦獎」，由中國導演的第一部長片《八月》拿下。金馬獎揭曉之後，同樣入圍奈派克獎的香港導演黃進，則以《一念無明》奪得「最佳新導演」獎，《八月》則獲得「最佳新演員」以及最大獎「最佳劇情片」兩個獎項。

綜觀本次入圍的作品，新銳導演多將他們的鏡頭關注於社會真實。泰國電影《生命宛如幽暗長河》（By the Time It Gets Dark）回顧1976年的泰國學生運動，《尼泊爾燦爛陽光》（White Sun）將延燒十年的內戰與當地文化緊緊扣合；《一念無明》呈現在香港高壓的環境中，被逼迫至絕境的精神病者、國片《白蟻》探進潛藏於社會幽暗角落裡的慾望和人性，韓國電影《追兇倒數十五日》（The Truth Beneath）揭露政治殘酷的權力遊戲與暗黑的秘密，國片《接線員》的靈感也取自導演朋友的親身故事。《極惡刑事》則為日本真實社會事件改編，《徒刑》也奠基在田野調查與研究之上，碰觸死刑議題。

在《徒刑》導演巫俊鋒來訪期間，放映週報特別和導演聊聊他的新作。巫俊鋒將鏡頭轉向描述社會，從田野調查與多重研究開始發展故事，也在編寫之間反覆修改，試圖讓敘事帶出更加多元的觀點與面向。關於死刑，巫俊鋒選擇藉由角色之立體，地從多種角度切入母題，加強經營觀眾的參與感，讓觀眾能無限貼近角色，逐步深入故事核心，加以回應。

透過電影喚醒社會共鳴

《徒刑》是新加坡導演巫俊鋒的第二部長片，故事聚焦死刑議題。問起為何選擇了如此嚴肅的社會議題做為創作題材，巫俊鋒認為自己長年關心新加坡諸多社會議題，在構思主題時，便很自然地將關注的議題帶入其中，以此為起點發想。巫俊鋒直言，自己在立場上反對死刑，當初為了本片劇本，耗時進行了長達三年的田野調查。在《徒刑》中，他以死刑犯的兒子最終成為行刑官的路程，多角呈現「死刑」簡單二字帶給人深厚的影響，試圖讓觀眾隨著主角，透過一個人物的視角，以微見廣地一步步接近議題的核心，進而喚起討論。巫俊鋒認為，電影，是更能夠拉緊人與人之間共鳴的媒介。

艾曼（飾演），死刑犯的兒子，成為獄警之後竟成為行刑官的學徒，學習如何成為執死之人。隨著劇情發展，觀者逐漸認同艾曼的心理狀態與背景故事，隨著他被敘事推著走向死刑台成為行刑官，家族秘密緩慢揭開、艾曼的自我認同愈發糾結，壓下絞刑機關的那雙手，究竟是誰的？

仍然存有死刑制度的新加坡，就導演的觀察，反對死刑的比例仍是少數。要在人民習以為常的舒適圈中帶入敏感的議題相當困難，「如果我能夠透過電影帶出不一樣的切入點，或許可以幫助社會通過不同的視角，了解議題背後蘊含的多種想法」，巫俊鋒說。《徒刑》六月在新加坡連映八週，經過努力和審查單位協商，《徒刑》仍只能以限制級上映。在受到侷限的狀況下，它仍然獲得觀眾不少反饋，年底還將重新在星國藝術電影院上映。

巫俊鋒談到觀點的設計時說，他在創作時便積極考量觀眾的反應，透過各種方式讓觀眾參與影片敘事之中，牽動觀眾的所思所感。新加坡主流觀眾不適應沒有明確答案的電影結局，電影在最後的暗幕留下諸多疑問，得不到答案的觀眾甚至在網路上批評導演。但巫俊鋒則認為，這也證明了觀眾對於人物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達成了自己拍片的目標。

主人翁艾曼同時帶有死刑犯之子跟執行官兩種極端矛盾的身分，通過《徒刑》，巫俊鋒希望帶讓觀眾直視死刑議題，隨著人物貼近過程。對於主角艾曼而言，社會如同無形牢獄，與姐姐相依為命的家因背負家族秘密，也形同牢房。反覆出現的監獄長廊，登上死刑台的最後一段路，豐富的光影互動也是導演最初與攝影師討論出來的設計。站在走廊尾端的行刑官，在日間的藍光與夜間的紅光之間，若隱若現的肅穆的臉，遠看只剩一片黑暗，一步步走近又如此壓迫，在光影之間，潛伏在陰影中角色的臉孔與眼神，絲絲緊扣觀眾的心情起伏。

深入調查、放膽製作，跨國、跨文化的製片經驗

2010年，巫俊鋒的首部長片《沙城》（Sand Castle）頗受好評，仍在影展巡迴放映時，他便產生了拍攝《徒刑》的原型。在為了維持生計接拍廣告以及持續推行《沙城》之間，2011年底《徒刑》正式開始籌備。接下來的三年，巫俊鋒投入田野調查工作，研究對於死刑的不同觀點。

最初，巫俊鋒寫了第一稿劇本後，訪問了一位曾經處死好幾百人，一位年近80的行刑官。訪談一開始，他還因對方的身分而十分緊張，但漸漸地，他開始忘卻對方的身份，走入他經歷的故事之中，從老行刑官口中，他認識到除了書面報導之外，他善良、風趣的一面。採訪的深刻感受，讓他體會到初稿中的人物，完全是依照自己價值觀的片面了解，才真正意識到，他必須把人物更加人性化，添入真實的血肉，才能讓兩個主角之間的交流、摩擦更加生動，進而勾起觀眾的共鳴。

試圖通過不同的人生經歷讓劇本更加紮實，巫俊鋒開始實際走訪更多人的生命故事，包括死囚家屬，以及陪伴死囚走過人生最後一段的宗教輔導員等，傾聽死囚的家人如何面對自己的父親將被處死的現實，或者事後怎麼看待自己的父親以及死刑律法。2011至2014年間，除了尋找這些人物以及編寫劇本之外，他也在鹿特丹影展提案，並獲選參與第二屆耶路撒冷影展劇本工作坊（Sam Spiegel International Film Lab，曾獲選的劇本作品如《索爾之子》〔Son of Saul〕），終於在2014年開拍。

在尋找片中最重要的監獄場景時，由於新加坡官方不允許進入樟宜監獄實際拍攝，更因為要找尋更有電影感（cinematic）的英國殖民建築古老監獄，巫俊鋒說服了製片，帶劇組至澳洲拍攝監獄內部以及戶外活動場景。監獄的空間不僅是實體牢獄，更是艾曼的心牢。因資金限制，在短短每日十小時的六個工作天裡，劇組便於雪梨近郊以及獵人谷（Hunter Valley）的兩處監獄中，完成主要場景的拍攝，辦公室以及走廊等場景則在新加坡完成，而最重要的行刑房則是按照考察的資料，於新加坡搭景拍攝。

新加坡導演、跨國拍製，演員則選用了來自馬來西亞的馬來演員。談到選角，相較於選擇出身電視劇拍攝經驗的主流演員，巫俊鋒比較欣賞舞台劇演員對於演繹過程的高調整度，以及熟悉排練、討論的功課，因而專注於尋找有舞台表演經驗的演員，再行磨練不同的表演技巧以及方法。

《徒刑》的選角原先不限族裔，但在選定擔綱行刑官要角的馬來西亞演員Wan Hanafi Su之後，便邀請了同為馬來裔的演員Firdaus Rahman擔任艾曼共同演出。之前素未謀面的兩人在表演上有很高的默契，更有著完全配合至新加坡與澳洲拍攝的誠意，加上導戲時的充分溝通，造就了行刑官與艾曼兩個緊扣人心又立體的角色。

資金籌組則更為國際化。巫俊鋒坦言：「無論是從商業的角度或政治的角度來看，國際製片都是唯一的方法。」耗時五年籌組資金，由於議題的敏感性，申請新加坡官方資助實屬不易。在確定獲得法國、德國的資金贊助後，《徒刑》才在精巧的包裝之下申請到新加坡輔導金。總共100萬歐元的拍攝預算，新加坡整府補助佔了其中的40%，且必須全數使用在新加坡當地的拍攝開銷，其餘60%，包含於澳洲的拍攝預算，則必須自行籌備。從鹿特丹提案、耶路撒冷劇本工作坊，巫俊鋒與《徒刑》主創團隊一路以來累積的肯定，讓他們從國際走回當地，展現《徒刑》在製片方面的方法以及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