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趴場，藥物：這是我的「毀經滅典」第一部——專訪《紅樓夢》導演吳星翔

精壯胴體映於鏡裡，身體顫抖伴隨興奮呻吟。男子高潮將至，嘶吼出聲；下一瞬間，影像跳接為液體濺灑透明櫥窗（也彷彿射向觀眾）的特寫，櫥窗後方是白裡透黃的菊花花束——花束將在下一場戲裡，成為葬禮的祭奠擺飾。慾望與死亡，有了連結。全力噴射後遺下的，是生命窮盡的虛無。

以如此直接甚至挑釁的自慰戲作開場，導演吳星翔解釋：「觀眾以為我會傳統演繹《紅樓夢》，開場就讓你知道，沒這樣拍」，而確實地，「在雪梨就有爸爸帶兒子來看，看到這就離開了。」今年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的閉幕片《紅樓夢》，改編且沿用了同名古典小說之名，樣貌卻相去極遠，是借名著的人物與事件，描繪西門町紅樓男同志的性社交文化，與臺北的墮落及絕望。

現代同志紅樓夢

談起改編契機，吳星翔盛讚《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文學巔峰，齊名的《西遊記》與《三國演義》翻拍無數，無奈《紅樓夢》寥若晨星。因資源有限無法拍成古裝，恰巧西門町有座紅樓，加上偏好同志題材，創意一觸即發——發生地點從江蘇金陵移到台北、從大觀園移至台灣同志地標紅樓、「十二金釵」搖身一變成了「十二男釵」——於是，由他發想、江彥呈執筆，另一種活色生香、現代同志版的《紅樓夢》，劇本就此誕生。

戲稱這是他的「毀經滅典第一部」，吳星翔遵循前輩提點，「改編最好的方法就是離原著愈遠愈好」，方得創作自由，打從一開始就放棄原封不動照搬。經過研究後他發現，目前翻拍的影視作品對王熙鳳的著墨有限，因此提出全新觀點：《紅樓夢》真正的主角是王熙鳳，不是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這些更響噹噹者。於是王熙鳳轉化成電影裡握有紅樓權力的 Stone 酒吧老闆峰姐，片中風波皆是他一手引起，並由曾獲金穗獎演技獎項肯定的陳彥廷擔綱演出（注1），以詮釋角色複雜度。

電影也重塑原著「黛玉葬花」、「劉姥姥遊大觀園」、「王熙鳳大鬧寧國府」、「遊幻境指迷十二金釵」、「湘雲睡芍」、「黛玉棄藥求死」、「寶玉失玉」等經典橋段，以字卡提示做分段。小說洋洋灑灑 120 回，為何選這幾段？他說：「第一關於我想講的東西，我想講愛滋，就找病理連結。第二是抓原著有趣的，比如葬花，或是林黛玉最後的死。但有趣的太多，我要做的是減法，跟我生活有關、有意思就會去選，譬如太虛幻境就是嗑藥、轟趴。」

藥物污名，銀幕顯影

臺灣同志電影不乏多元議題，《阿莉芙》圍繞原民同志、《飄浪青春》描繪感染者、《滿月酒》聚焦借孕生子；弔詭的是，似乎擔心抹黑同志運動 20 年苦心建立的健康平權形象，娛樂性用藥竟成避而不談的潛文化。吳星翔不滿於此：「用藥我只看過陳俊志導演的《延海岸線徵友》，那是好久之前，這跟我觀察到的排山倒海狀況差太多。交友軟體一半以上在用藥，它徹底影響同志社會結構，改變多少人交往的初衷跟方式。不去談實在太奇怪了！」

呈現藥物的堅持，似成拍片障礙，作為故事背景的紅樓不願租借場地。「紅樓生意穩定，題材惹麻煩沒必要。當然也可能是開拍前火災，擔心拍攝接電會跳電（造成財損）⋯⋯」，不過時過境遷，他說現在反而能體會，畢竟「他們不是創作者，無須求新求變。店家要生存，維持穩定才最重要。」

租借場景受阻外，亦有同業冷眼看待。有電影公司負責人批評：「你不應該拍這樣子的同志電影⋯⋯你不了解同志！」

各方指摘，直指男同志藥物派對文化所背負的污名。臺灣同志社群不乏對娛樂性藥物毀壞整體形象、阻礙運動進程的譴責，並試圖切割（注2）。然而，藥物與趴場文化植於社群二十載，檯面下活躍未曾間斷。2004 年的「農安趴」更是無法迴避的重要事件（注3），同志與愛滋、轟趴、藥物等標籤，一夕之間被媒體與政府相關部門恣意連結，引起社會大眾嚴厲道德批判。

基於派對藥物多為法律下定義的「毒品」，保守民風對「猥褻」的模糊認知，國家機器始終同謀負面社會與論，對酒吧、夜店、三溫暖等男同志泛性場域，進行概括與苛責。警方不管有無查緝出藥物，皆三不無時，突襲般地臨檢打壓，顧客擔憂暗櫃曝光不再消費，店家一一關門。吳星翔曾於短片《洗澡》為同志健身房 ANIKI 發聲（注4）。《紅樓夢》作為其首部劇情長片，亦置入 ANIKI 場景及臨檢橋段，也不對角色行為下道德教訓。

先瞭解才能批判

相較臺灣同志劇情長片或紀錄片近年對於性社交文化的再現缺席，短片有較多關注，如《索多瑪的貓》、《喬治失蹤的日子》、《你溫柔點就好》等觸及趴場、約炮無套、用藥文化。「這樣很好啊！」，吳星翔對此樂觀其成：「所有東西都要先瞭解才能批判，否則你會覺得（同志）就是愛玩。但只是愛玩嗎？不一定啊，有人在逃避，有人活不下去，有人藥癮無法自拔，各種繁複理由。不是愛玩就該死，這種想法很暴力⋯⋯如果《紅樓夢》能引起話題，大家對同志就會有更多瞭解。」

臺灣電影或許是受同志運動的「健康」策略影響，前期主題多圍繞在出櫃，講性向認同；近期片中的同性性行為，則往往塑造得「香草」（vanilla sex）以盼大眾接受，舉凡《滿月酒》或是《親愛的卵男日記》都以幽默或是浪漫去呈現單偶愛情。《紅樓夢》截然不同，沒有聚焦於出櫃，縱慾無度的赤裸身體，醉生夢死的歡場流連，三句不離性調侃的對話模式，這類足以讓某些人反感卻實際存在於部分同志族群的「不健康」一面，都被搬上銀幕。

「權力結構已經被改變了」，譬如愛滋，吳星翔清楚意識到：「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後愛滋時期，愛滋不再動生動死，不像《BPM》感染就會死掉，我們已經跨過那個年代了。感染者可以正常生活，甚至可以繼續選擇一般人認為墮落的方式去過活。」因此我們看到，讓片中感染者林岱譽（林黛玉的轉化）過不去的不是愛滋，是自我形象的毀滅與失衡，而「這是以前（臺灣）電影沒看到的。」

行銷與創作不見得相對

曾從事媒體宣傳、行銷策劃相關工作的吳星翔，笑稱做行銷雖是「求生」，但也造成影響，他以「滲透到我的血液」形容，「《紅樓夢》在劇本階段，我就想到宣傳，哪些東西媒體有興趣。它滲透到我的創作裡面。行銷跟創作不見得相對，一個東西能吸引媒體難道不能也吸引你嗎？比方說性愛或肉的呈現，假如有媒體效果，你又喜歡，為什麼不能放到劇本裡？如果呈現方式是有別於以往電影的話，對我來說就是有意義的創作。《紅樓夢》的性愛方式，就是有意思的拍攝。我在國片裡面就沒看到口交、真實性愛。可是像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就有直接性交，我們為什麼不行？臺灣是自由的創作空間，除了能講很多華語地區不能講的同志故事之外，在性愛上面幾乎你想呈現的都可以達到。」

然而，《紅樓夢》如許多台灣電影一樣，需要政府資金挹注。「這個案子從劇本到輔導金都是一路爭議，我都聽到有人持反對意見，但即使是這樣子，還是有支持的人」，吳星翔表示：「很多人覺得這樣（拍）不會過就不做了⋯⋯我覺得大家要給台灣或文化部這些評審信心，就是說我們其實是可以接受這樣的題材或內容。」送審方面，《紅樓夢》就是列為限制級，即便在某些背景出現了勃起的陰莖，也未建議哪裡要噴霧或剪掉，他笑說：「可能剛好抽到 open 的（審片）評審。」

大導演的啟蒙與養分

縱橫電影圈 10 餘年，除了編劇、行銷宣傳，學電子出身的吳星翔也做過製片、收音、場務、副導演、導演助理、國際聯絡、演員訓練等，曾任職張作驥工作室 10 年；更鮮為人知的，他還是侯孝賢第一屆「師徒學苑」的學員。

談起兩位大導演給予的養分，他說跟張導都喜歡群戲，「群戲是電影生動的靈魂，《紅樓夢》很多畫面可以用剪接跟拉背（或稱過肩鏡頭〔over-the-shoulder shot〕），我都選擇鏡頭遠一點。因為我跟攝影師從張導那邊出來的，耳濡目染下，非常迷戀客觀拍攝。」而侯導的影響似乎更幽微而深邃，他在剪完時一直覺得《紅樓夢》有點像侯導的《海上花》，包括沒什麼外景，都在同志泡泡裡，前面幾場戲如歌劇序曲，人物特別多話且以緩移長單鏡捕捉「氛圍」，想讓觀眾沈澱下來。

「我在拍（《紅樓夢》）的尾聲寫完另一個劇本，那是我毀經滅典的第二部，就是《海上花》」，接著調侃道：「假如第一部沒有被打死的話。」又挑經典原著，又改成同志版本，而且這個新劇本的空間構想更徹底，零外景，只有四個場景，兩個轟趴、一個飯店趴、一個三溫暖。不過目前這個案子先擱著，因為他認為此一主題《紅樓夢》已經講很多了。

他還景仰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兼顧藝術又能讓觀眾沉浸在性慾望，盡情展現安東尼奧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的性吸引力。彼得格林納威（Peter Greenaway）《枕邊書》（The Pillow Book，1996）也帶給他創作上的勇氣，「他可以把喜歡的日本文化渲染跟耽溺成這副德性，那我們有何不可？！」

美學的選擇，讓他判斷這部「鏡頭語言非常內斂」的作品，市場定位是「偏藝術，沒這麼接近觀眾」，當被問到是否因此出現大量裸露、高顏值演員？他笑說：「同志圈就是充斥裸露！身為一個同志圈田野調查者，我覺得這很普遍。你去西門紅樓一趟，全部店家招牌（店員）都是賣肉。這牽涉對肉體的保守的差別。我認為肉體是該展現的，性行為應該是解放的，我就是那個性解放者。」

創作初始，吳星翔曾擔心引起無法承受的壓力，如今完成了，反而釋然：「電影最後是要面對所有人的，拍完就是完整陳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解讀空間，你覺得這個（片）反同志、消費同志，我覺得也沒關係，搞不好是真的（笑）。作品會為它自己說話，我已經交片了，我所有的詮釋都有可能是多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