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性別流動，達成世代和解──專訪《（真）新的一天》導演陳宏一

編按：2023 年，陳宏一導演以新作《（真）新的一天》獲得金馬獎最佳攝影，繼《揭大歡喜》以性別挑戰莎劇之後，陳宏一在第六部劇情長片中，大膽挑戰由三位跨世代主角組成之三角關係，不只性別、性向，也戳動年齡與階級的敏感神經。本期《放映週報》專訪陳宏一導演，聽他分享自己的故事構思、創作判斷，觸碰難解的倫理隔閡，最後，導演也與我們分享接下來的劇情片與紀錄片創作計畫。請見本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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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性別流動、婚家議題，臺灣沒有任何導演及得上陳宏一，他面不改色走在很前面，即便電影不賣座也沒想討好觀眾，一逕拍自己真正感興趣的題材。

2021 年陳宏一與劇場編導妻子魏瑛娟共同執導繽紛愛情喜劇《揭大歡喜》（As We Like It），是臺灣電影史上難得一見的莎士比亞戲劇改編電影，以幾乎全女性陣容演出，藉此向莎翁致敬，讓人反省幾百年前那個不准女性演員上台的父權時代。劇中也出現支持婚姻平權的台詞，呼應臺灣 2019 年通過相關法案。然而《揭大歡喜》賣座不佳，觀眾普遍反應很難理解編導企圖。陳宏一雖然有些沮喪也沒有停下腳步，他想延續世代議題，拍一部相對通俗的電影，誠心與多數觀眾好好溝通。《（真）新的一天》（Fish Memories）便是他嘗試勾勒兩個世代，兩男一女共居一室，探索情慾流動／婚家關係的作品，賦予愛情、慾望、性別、婚姻全新的想像與定義。

好玩，做和別人不一樣事情，是陳宏一拍電影的原動力；他的作品絕不重複自己，每一部電影都在發現「（真）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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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女主角是全片核心，編導如何塑造這個角色，編出兩個世代兩男一女的故事？

陳宏一（以下簡稱「陳」）：我的創作一直在拍女性，例如女同志，我著迷於青春女生，但是這次我想拍男生的情感，同時想加入一個很年輕獨特的女生角色。有了命題之後，在寫劇本時，我找到一個原型人物：就讀台大的網紅「木子小姐」。她先是被誤傳自殺，後來真的跳樓自殺。她叛逆拍 A 片，說自己從小被父母壓迫、霸凌，這個故事非常吸引我。

《（真）新的一天》就是用女主角的角度來看事情，由她旁觀敘述，她和家人的關係，以及與兩個男主角的關係，然後慢慢串起整個故事情節。其實，我一開始最想拍的是香港年輕人，當下如何對抗世局。雨傘運動抗中期間，香港年輕人用很有創意，甚至荒謬的方式，例如網路、遊戲與香港政府對抗，他們的方式就像在打電動玩具，甚至弄地磚當作武器，我印象特別深刻，也很感動，我想拍當代年輕人怎麼對抗或面對當下的世界。

世代衝突原來是本片的中心題旨。但是，我又在想，世代有沒有可能和解？我屬於上個世代，我接觸年輕人，覺得他們好有趣，很多想法都很吸引我。無論是創意或者有趣的事情，我想從他們身上學習。大人很多時候真的很無聊。我認為兩個世代的人是可以互動交流的。

──導演上一部作品《揭大歡喜》，與新作《（真）新的一天》，都呈現了多元性別或者性別流動，有特別的關聯嗎？

陳：我寫了很久都無法合理地編出《（真）新的一天》理想劇本，後來想到，性別流動可以瓦解上個世代的僵固思維，就慢慢改變。期間訪問了一個在 NYU（紐約大學）讀電影的女孩，想知道她怎麼看世代，看疫情，看未來。這個大學女生給了我不少啟發，她認為世界很醜陋，感覺無力，他們是網路世代，一打開電腦就可以在網路世界悠遊，一閉上眼睛就可以聽音樂，完全不想面對現實社會。對於疫情，他們也不知道未來會如何，覺得自己是站在很高的懸崖上面，前面是一團霧，他們只有勇敢地往下跳，跳下去也不知道結果是什麼。

我認為，這個來自新世代的觀點精神應該灌注在女主角身上：她可以玩遊戲，躲在自己的世界，不管有沒有觀眾。她可以一個人遊戲和虛擬的想像世界溝通，最後跳下想像的懸崖，就是一個人生結局，沒有好壞，就像那個跳樓自殺的台大女生，可能是她所要追求的人生結局。後來又和旅居國外的朋友談到，其實歐美已經不太談同婚，而是談三人共組家庭、人與寵物結婚等等前衛的婚家議題。這開啟我對婚姻、性別的思考：性別流動可以促成世代和解。劇本就此定調。

──女主角說話的聲音很嬌柔，但是內容很驚悚。例如，有一幕她用極為甜美的聲音說「我要殺掉我爸媽」，聲調與內容的斷裂，反差跳脫尋常語言的框架。導演如何設想這樣的表演，如何與演員排練？

陳：我其實沒有想很多耶，這就是她面對虛擬世界的聲音。我希望演員的聲音要訓練到甜美的程度。大概花了兩個多月時間與三個演員排演，做基本角色溝通，讓演員可以進入狀況。先作個別指導，然後兩個人一組，熟悉身體，思想上也可以溝通，最後才是三個演員一起排演，有老師指導他們放下拘謹，接受彼此身體的親密接觸。但是我也給演員空間，開放讓他們自由發揮。

「我要殺掉我爸媽」這個主題非常重要，某個層面而言，社會已經壞掉，倫理崩壞，大人也壞掉，雖然不是普遍的現象，卻是反映社會問題、世代衝突的極致，太多非常複雜的關係，小孩根本不可能按照父母的想法一直乖乖的。媽媽逼子女要有好成績，這是社會價值觀的扭曲，也扭曲了女主角，而她正是片中策劃復仇、主導一切的人。這一場戲是拍攝前一個禮拜寫的，緣起是從卡霍（Leos Carax）的《男孩遇見女孩》（Boy Meets Girl，1984）得到靈感，男女主角在廚房一個日常生活場景說了很久，策劃一場報復行動。

──電影尾段好像揭露前面故事的前因後果，但是，一開始觀眾無法知道故事會怎麼發展。倒敘揭露的結構，是一開始就設定好，還是拍到後來，才慢慢掌握出故事走向？

陳：倒敘的方式是我一開始就決定要這麼做的。剪接的時候，有人建議不要這麼做，太不傳統，但是我堅持這樣說故事，片名我也不要普通一般的。我希望場景單純，就是在這些限制中，把電影做出來。

基本上，這部電影 80% 是依照我自己的剪輯邏輯完成的，我就是要那種影像節奏。我當然會請教專業剪接師，但是他們會說這樣剪不對。我心裡很掙扎，那麼多聲音不同意我，難免沮喪，他們不知道我要的是什麼。剪輯師粗剪之後，由我自己完成最後剪輯。在臺灣拍電影很累，預算考量之外，必須堅持自己的創作想法到最後。我很期待有多一點人可以一起創作，才會激發更多熱忱。孤獨還是蠻可悲，加上微薄的財力，特別感覺無力。

──這邊提到片名，也請導演分享《（真）新的一天》這個括號的設計。

陳：堅持這個片名也很累，許多人完全不認同。我在日本街上看到一個電影海報就有括號，或是金馬也有王兵的《青春（春）》（2023）。時代在改變，就是一直在創新，現在很流行很長的片名，越長越好。幾年前的《自畫像》（2017），原來片名叫做《恐怖的並不是愛情》，我很喜歡原本的片名，但是被人反對說太長，最後被迫改名，現在想起來，後悔當時沒有堅持。

我希望《（真）新的一天》的故事跟章節有一些互動，其中有個章節就是「新的一天」，女主角叫真真，我想呼應這個希望，就是「真新的一天」，可是絕對不是真的，所以就用一個括號。這也就是我的叛逆。你要去對抗反對，真的是疲憊到不行，精神耗損很多。但是，我拍這部電影過程很少發脾氣，長期合作的工作夥伴說我這次一直都蠻開心的。

──電影中的第一個鏡頭很驚人，女主角進場的方式有奇幻的動能，讓攝影機角度與人物進場密合，怎麼想到如此設計角度？

陳：我蠻謝謝你注意到攝影機的低角度。一開始，我被很多人打槍，主角跨過攝影機，而且還是電影的第一個鏡頭，會挑戰觀眾的視點，但我就是堅持要這樣。我當時的想法是，要觀眾進入劇中人的世界。我要女主角勇敢地跨過去，往前走，引導觀眾跟著她走進她的家。我當時沒有多想，就是要這種張力，人從高於攝影機的空間，用跳躍的方式進入。要做這種超越觀眾觀影經驗的設計滿辛苦的，必須讓自己非常強大，支撐自己堅持下去，因為這只是我的直覺、不是理論，必須獨排眾議、堅持自己的創意。

──以三人為主角、描寫愛情流動的電影，會想到許多經典作品，例如《夏日之戀》（Jules et Jim，1962）。首先打破一對一關係、打破性別或性向，《（真）新的一天》還進一步挑戰世代，甚至階級的概念。例如關鍵的一場戲，三個角色在門口互相擁抱，很挑釁，三人好像同時是父子、父女，卻又是情人。對於多面向的角色關係，導演如何構想？

陳：那場戲，解釋了我想要做的東西。這場戲在劇本上基本上只有簡單的一兩句話：「他要去上班，跟女生、跟男生道別，就走了。」可是在拍的時候，前一場戲是他們的 3P 關係，大家起來吃早餐，有點像一家人。女主角雖然是小女生，可是有點像媽媽，做東西給爸爸、或是丈夫，或是兒子，甚至是兩個兒子吃。到底誰是丈夫？誰是小孩？我覺得那個關係都是可以成立的。

到了他要出門的時候，我就跟演員說，出門時你要回來搭著她，要親她。演員很傻眼，不懂什麼意思，我們僵了一陣子。這關係很難解釋，最後演員還是接受我的指示。在拍的時候，我就覺得好好看，這種關係太微妙了，兩個年輕人是在爭寵嗎。粗剪完放給監製看，他說這一場會挑釁到外國的觀眾，認為男主角戀童，這一場很危險，但我覺得很好看，很喜歡。

──片中有很多情慾戲，甚至 3P，相當大膽，請導演談談。

陳：這次我給自己的挑戰，拍情慾戲要把它抽離，不要那麼赤裸，我希望有另外一種呈現，我不想要有裸露、露點，我要想另外一個方式，讓你感覺到情慾流動，但是沒有裸露。我想要顛覆情慾的拍法，我還是喜歡比較有創意的作法。拍 3P 那場戲的時候，我覺得演員跟演員之間的信任、相信導演、相信劇組，這是最重要的。如果互信不夠，就需要親密指導。親密指導在某些很急的時候會有協助，可是當大家有共同默契的時候，反而不見得加分。

──《（真）新的一天》去年年底榮獲金馬獎最佳攝影，余靜萍不說一句話，只熱情擁抱兩位贈獎人。全片色調非常多樣，即便是單色調畫面，顏色都非常飽滿，使用許多攝影的色澤變化。請導演談談攝影與種種色彩變化。

陳：這次有個設定，就是希望自己遠離臺北去拍這個片，因為我想要很專心的去拍，當時就設定高雄，因為高雄離臺北很遠。我覺得劇組在外地拍片的感情會很好，大家也可以很專心，在家裡周遭，大家的外務太多，根本沒辦法很專業地拍片。當時我跟工作人員、演員說：你們必須一個月跟我在高雄拍片。選定高雄之後，就在想那麼熱的天氣，陽光這麼大，我要怎麼去處理攝影風格。我就希望去找一些跟高雄差不多緯度地區的電影，想想可能是墨西哥或是泰國。

後來，我就想到非常喜歡一部日本電影《人造天堂》（Eureka，2000），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次看，看四個小時，約會也遲到了，還是非常喜歡。電影是在九州拍的，我記得片中色調的光線很亮，然後又是某種黃黃的顏色。我想到《人造天堂》的顏色跟高雄的陽光，覺得會是蠻有趣的挑戰。我跟攝影師、跟工作人員說，我要一個接近黑白的單色調，可是要讓觀眾可以感覺到各種顏色：你感覺這個天空雖然是橘色，可是你同時也感覺它是藍的，樹可能是綠的，藉助現在的科技調光，你可以讓顏色隱隱約約出來。

我跟攝影師討論，攝影師說不要先這樣決定，到時候你一定會改，先拍正常的。是枝裕和第一部片《幻之光》（Maborosi，1995）沒有打燈，可是電影在威尼斯拿到一個攝影獎項。高雄陽光很大，因為這種設定，我可以省很多的燈光費用，某個攝影師最後還是離開了。之後，我和余靜萍討論很多，好好研究這個色調怎麼做，也覺得這種色調好看，所以大家被我說服，決定回憶部分就用這個色調，在前置就開始測試。我喜歡作怪、叛逆，看畫面就覺得好開心，跟人家的都不一樣。

──導演可否談談下一個拍攝的作品或案子？

陳：我下一個電影劇本已經寫好，就在拍完《（真）新的一天》，從高雄開車回台北的路上，我就想好架構。過去我的作品都會用議題包裝，無論是同志或社運，在社會的脈動下發展劇情，都是和愛情有關。最新的作品，我要在一個空間，橫跨一天的時間，直接拍愛情故事，劇本已經完成。片名我開自己的玩笑，叫《2／14愚人節》，因為我是 2 月 14 日出生，故事發生在這一天。

但是，我目前人生遭遇一件麻煩事，這段時間，我都在拍另一部紀錄片，我需要藉由拍攝紀錄片，讓我跳開來重新思考影像是什麼、故事是什麼。就像王兵有「春春三部曲」，我想拍二部曲，第一部曲目前暫定叫做《家園備忘錄》，想深入了解都更受災戶心中捍衛的家的樣貌。為什麼風格各異的舊房子，一定要拆掉蓋成同一個樣子？我希望放映不是紀錄片的終結，而是可以告訴人民，萬一碰上該如何反應？幫助他們。我想做的是紀錄片跟整個社會的溝通，不僅止於放映，應該還有別的功能。■

．封面照片：《（真）新的一天》導演陳宏一；攝影／古佳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