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影視聽論壇．圓桌討論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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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嘩上等：媒介記憶與大眾參與」由廣播、電影、電視三種大眾、日常、記憶媒介出發，而後逐步推探媒介的定義與界限，試圖細檢［豐繁媒介歷史］的部分切面。我們冀望，檢視的成果將會喧雜，而且開闊。像一幅路線錯織、形貌多元的地圖，指引我們，持續推展想像的邊界。 |
原「國家電影中心」在今年（2020）正式改制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關照領域從電影，擴及到廣播、電視等視聽產業的文化保存與推廣。而中心改制後首度舉辦的「影視聽論壇」，定錨「媒介記憶與大眾參與」此一主題，並與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合作，可謂站穩轉型後定位轉換的第一步。
論壇雖以廣播、電影、電視三種媒介出發，但伴隨著科技與網際網路、數位內容的快速發展，關照面向不得不囊括更廣泛的範疇。兩日論壇共邀集11位研究者發表論文，並舉辦兩場特別放映，以及一場圓桌討論。發生在論壇最後的圓桌討論，於議程中並沒有被賦予任何標題。開場時，主持人則指出，這場圓桌期盼討論的便是──那些未能於議程中被提及的媒介參與形式。
歷經論文發表的回望與爬梳之後，圓桌討論將視角拉到當下，邀集四位專業領域含括當代藝術、數位／表演藝術、科技界、傳播學界的與談人：立方計劃空間成立者之一的羅悅全、清華大學藝術中心主任邱誌勇、台灣零時政府g0v.tw貢獻者chihao，以及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柯裕棻，分享他們個人參與、執行或正在研究的計畫與社群。對照前述的引言，可看見這場論壇藉由11場論文發表「回望過去」，最後以圓桌討論「想像未來」做結的企圖心。
本文將先分別闡述圓桌討論中四位與談人所分享的重點，看見在這樣一個眾人皆有機會發聲的「眾聲」時代，正在發生的計劃與行動還有甚麼可能性？最後針對後續跨界對話討論的整理，點出當今大眾參與狂潮下，有待省思的空間。
立方計劃空間「話鼓電台」：
當成立一個電台是一件藝術實踐行為
立方計劃空間作為一個當代藝術的實踐場域，在2019年啟動了「話鼓電台」計劃，打造了一個「來真的」的電台。策展團隊在立方計劃空間建了一個錄音室，通過邀請藝術家以及訂定題目徵件，找來創作者「創作」節目內容。羅悅全指出：「整個計劃想要講的是，廣播作為聲響形式，它到底還有什麼可能性？」
話鼓電台於2019年4月27日線上開播，播出至今已有五十多組創作者創作出兩百多段節目，並累計了一萬多名不重複的訪客（即聽眾）。羅悅全說明，這是一個使用網路串流方式播放的電台，但它與現在正流行、可隨點隨聽的Podcast並不一樣。
此計劃堅持這個電台就是要像一個真的電台一樣，採用傳統廣播電台的框架設計它的運作方式。首先，它有自己的節目表，採線性播放；再者，這個電台有自己的台呼、會進行報時，有一個用siri錄音的合成語音主持人。此外，他們邀請了聲音藝術家紀柏豪為電台寫了一個可以永不停息、永不重覆的「音樂自動產生器」，這個程式會根據每天的天氣和心情，變化它的音樂內容，作為節目與節目之間的串接音樂。當然，仍有與傳統廣播節目框架不盡相同之處。為了符合當代閱聽人專注力大概在10至15分鐘左右的習慣，他們限制參與計劃的創作者必須將節目壓縮在一集20分鐘左右。
從YouTube到各式各樣可隨選隨看的串流平台興起，大眾有如此多樣的選擇，為什麼還要聽廣播？計劃團隊認為，也正是網路與科技發展的加持，近乎人人有智慧型手機，因而能很順利的使用錄音及剪接等工具及技術製作他們想要的節目內容。
而話鼓電台原先思考的事情是：「大眾在傳播的網絡裡，除了是消費者／接受者，也可以轉變為生產者／傳播者」1。因此，通過了不管是主動邀約還是徵件方式找來的創作者，包含藝術家、學者、詩人、音樂家、劇作家、網路行動者等來自多元領域的跨文化工作者，共同來想像與實驗聲響。
其中兩次不限參與者身分背景的廣邀徵件，題目也訂得較為寬鬆。第一個題目是「廣播作為一種傳遞聲響訊息的科技」，讓大家參與、想像可以用廣播做甚麼東西？第二個題目命名為「聲道」，讓作者以「如何去獵取別人聲音變成自己的」此一概念創作節目。
從開播至今被創造出的節目來看，羅悅全將之分成三大類型。首先是「言說訊息」，如談話性節目、訪談就屬此類，播出節目遇過比較特殊的訪談像是訪問催眠師、性工作者等。其二他歸類做「口語實驗」，比如教大家學英語、日語的節目。最後是最為常見的「聲音劇場」，羅悅全指出，嚴格來說，所有廣播都是一種聲音劇場。在話鼓電台中出現了比方有研究日本漫才、用單口相聲來製作的節目，也有錄音師用聲音製作聲音紀錄片，甚至用現成的聲音去拼貼出作品。他舉出電台中有一個節目叫做「50首洗腦神曲，聽到第二首就不知不覺流下眼淚來」，整個節目就是把50首歌的一小部分片段剪接在一起。
為什麼做廣播？廣播不是已經被淘汰了嗎？其背後目的究竟為何？以上問題在整個計劃通過邀請藝術家以及廣泛徵件製作節目內容的實踐過程中，漸漸得出了解答。羅悅全於結尾處言道：「製作執行這個計劃之後所得到的各種形式的節目超過我們的想像。」而這正是此計劃期待達到的目的。
國家兩廳院「不(只)在劇場」徵件計劃：
全球緊急狀態中湧現的藝術上線運動與大眾參與
2020年上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許多現場表演藝術活動無法發生，在這個特殊的時機點下，國家兩廳院公告了一個徵件計劃──「不(只)在劇場」，邀請創作者提出一個大家如果不來劇場，要怎麼實踐表演藝術的方法。邱誌勇老師作為此計劃的決選評審受邀與談，首先回顧了從數位科技發展到面對疫情衝擊的大環境之下，藝術展演的形式產生了甚麼變化。
今年全球面對疫情的緊急狀態，出現了兩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名詞，其一是「居家隔離」，其二是「社會距離」。之於劇場、博物館、美術館這樣的場館，數位科技技術的發展，便在這個特殊的時刻起到了強大作用。邱誌勇以當代數位化的藝文景觀現象切入說明，早在2000年前後國內外開始在思考藝術世界走向網路的問題。媒體科技在1990年代後快速發展，尤其網路科技與資料庫不斷擴展。經龐大累積，約莫在1993、1994年度統計出有超過5000個藝術家、博物館、藝廊等機構，把他們擁有的藝術品全面數位化後上線。
邱誌勇進一步指出兩個顯著案例：其一是Google在2009年所發表的Google藝術與文化（Arts & Culture）這個計劃，它於2011年平台上線，在2016年左右就已累積超過600萬張高畫質的藝術圖片。另外是歐洲的Europeana（歐洲文化共同入口網站）這樣的平台，它把所有在歐洲可以想像到的美術館、博物館私人典藏，以及不同媒體的素材，包括聲音、手記文件等，全部數位化掃描後放進網站。而其中Google Arts & Culture便在今年上半年全球居家隔離時，佔據了民眾上線去觀賞藝術作品的龐大流量。
而早在2010年代初，美術館、博物館便開始思考「數位科技」可以如何進入到場館？如Cooper Hewitt, Smithsonian Design Museum（紐約史密桑尼亞設計博物館）研發的智慧筆－The Cooper Hewitt Pen。這個博物館在長達三年的閉館整修時期重新思考，閉館前後到底有甚麼樣的不同？進而引進了數位導覽科技。而他們研發的這支智慧筆，實際上還是台灣做的，它設計了多種方式讓觀者與展品互動，包括互動光桌、沉浸式體驗，通過記錄個人觀展歷程，可讓觀者將所有的瀏覽紀錄帶走。又如紐約MOMA，在2010年就把AR技術運用到博物館的展覽空間中了。
然而，今年的疫情讓問題更提升到了「如果未來有一天，劇場、美術館、博物館不能開門、沒有觀眾的時候，那該怎麼辦？」，國家兩廳院「不(只)在劇場」徵件計劃便是基於此而發生。作為決選評審，邱誌勇坦言他個人也無法完全代表這個計劃發言。單就此次評選經驗來看，評審組合除了兩廳院的劉怡汝總監，還包括配樂林強、影像導演比爾賈、設計師方序中、音樂人陳建騏、劇場製作人孫平、張寶慧等人。總共收到了100多件作品，然而，大家對於什麼樣的作品符合徵件條件應該被選入，難以得出最大共識。最終僅能通過多輪投票，選出三件作品。
入選作品分別為：紀柏豪的《赫茲遊樂場》，以手機裡陀螺儀概念做聲響控制與表演，觀眾只要下載軟體或APP 便可參與互動；熊世翔的《此處與彼處》，將劇場分為幾個空間，通過網路直播方式讓觀眾獲得參與感；旺順製作企業社（姚國禎）《你介意我XXX嗎》，主要則是為了聽障、視障者文化平權的問題創作。以上脫穎而出的三件作品皆展現了「網路科技」達成的開創性與開拓性，並以之產生跨界、多元的觀演形式。
最後，邱誌勇提出，近年在大眾參與的過程當中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元素，便是「記憶的媒體化跟工業化」過程。其中，通訊軟體在這個過程裡幫了非常大的忙，它幫我們做了「神經系統的外延想像」2。而當代的工業化，在時間上打破線性思考的路徑，在空間上則擺脫人類固有的節奏，也因此重新刺激了我們對於觀賞表演的一些想像3。
自由科技社群g0v零時政府：
開源4運動、公民協作精神下的大眾參與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作這個？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因為『沒有人』是萬能的！」這是於2012年成立的自由科技社群「g0v零時政府」所倡導的精神。
想要甚麼，你可以自己想辦法做出來，通過社群，找到志同道合者共同協作。g0v自成立以來，從來不只是一種社會運動概念式的口號對抗，這個團體通過實際的尋找物質性或科技性方法把問題解決。其中，最令外界好奇的是，這個自由社群中並沒有一個「代表人」，凡事都要共同決策，那麼它究竟是如何運作的？
與談分享的g0v貢獻者之一chihao開場即坦言，他所談的內容「僅能代表自己，無法代表社群全體」。g0v社群的源起來自2012年的第一個專案「政府總預算視覺化」，當時的馬英九政府推出了一個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的廣告，提到「經濟很複雜，人民相信政府就對了」相關言論，如此資訊不透明、不對等的情況惹惱了一群高科技人才。這些參加「Yahoo! Open Hack Day」的人最終完成了中央政府總預算的線上版本，讓大家可以看懂政府總預算表。在這個機緣下，初步凝聚了科技工作者以資訊技術參與公共議題的動能，因而在2012年12月1日首次召開「第零次動員戡亂黑客松」5，社群自此開始正式運作。而g0v社群為人熟知是一直到了2014年的318學運，因貢獻者在立法院的周圍提供了網路直播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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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451期【放映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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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g0v邁入八周年，並於10月24日舉辦八周年黑克松活動。針對「大眾參與」這個主題，chihao指出此周年活動即是g0v行動很好的例子。大家在售票頁面看到的活動主視覺是由「貢獻者」設計，他們通過舉辦競賽，讓大家來設計主視覺，因此網頁上我們可以看到很不起眼的一行字「特別感謝：大松主視覺設計 ivc」。通過這個例子，便可以回應許多人好奇、疑問的──為什麼g0v社群，甚至全世界的「開源軟體運動」可以成功？它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公民倡議運動，是可以成功支持全世界的軟體產業的。chihao說明，「因為你的所有貢獻都會被清楚地記錄，大家會感激你。」
chihao有資訊管理背景，研究所念的則是當代藝術。在他看來，全世界的開源運動都有這樣的精神──每一行程式碼、每一張圖片都記錄貢獻者是誰，而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每個人的貢獻被清楚列出，就不會只有總策劃人或單位主管列名、收割眾人共同努力的成果。
另外一個令外界好奇的是，像g0v這樣的自由社群要如何決議？chihao以去年修改g0v宣言6的流程為例。去年社群裡有人提出「要修憲了嗎？g0v 宣言修訂討論」議案，社群參與者都可以透過網路，讀到公開討論的流程與紀錄7。
「社群是一個沒有邊界的東西，它講求是共識，可是沒有邊界，並不知道哪些人的共識算共識，所以需要持續的溝通、對話。」chihao最後分享，g0v另外一個精神是「做事的人最大」，好比他答應論壇邀請來與談，他可以講話且沒有人可以阻止，可是誰知道他所講的話是否有社群成員反對呢？這之間必然存在著張力，然而，正因為對話一直持續著，這又是g0v社群得以一直往前走的動力。
電視史研究的意義：
從電視文化與情感系譜看諸眾的協作、參與、深化
電視做為單向放送的媒體，大眾如何參與其中？又，走進數位串流時代之後，電視媒體的意義解讀與生產型態又產生了甚麼轉變？研究電視文化的柯裕棻教授指出，此刻進行相關研究，所要處理的是「如何重新創造老舊的理論概念，來賦予電視史研究新的意義」。
柯裕棻提出將觀看電視理解為一種「感性的經驗」作為新的切入點。她說明，過去大家並不會將看電視視為一種「參與」，頂多會稱其為一種「集體」記憶，但這何嘗不是某種程度的參與？而我們現在可以如何看待這種集體、共時的情感或慾望結構？對照台灣電視史的發展，柯裕棻以情感經驗為主軸，舉出彩色電視在台灣的發展，以及實境節目興起兩個例子，檢視大眾如何參與其中。
電視戲劇開始發展之際，「情感的寫實主義」理論在80年代被提出，指的是在虛構的劇情之中，有非常大量的日常生活感覺結構8，基於觀眾的實際經驗，能夠在溝通過程中引發情感共鳴而使之感動。這與電視史發展有何關聯呢？柯裕棻說明，因為電視得以引發情感共鳴的特性引來當局政權的緊張，促使其設立某種情感尺規，控制由電視所激發的過度失控情感。
以彩色電視發展為例，彩色電視之所以成為一個情感議題，來自它牽涉到「視覺上的情感規訓」。1969年中視做為一個黨營的電視台，希望自己能開彩色電視之先河，便不斷去合理化民眾要看彩色電視的理由；到1971年華視開台時，彩色電視的市占率已達三分之一。如今我們視彩色電視為理所當然，但它在當年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國家以「反攻大陸」為首要任務之際，禁制與否便成了重要問題。
就在1975蔣中正過世那年，當局禁止彩色電視播出，許多法規也在這一年推出。當局為了控管，認定彩色電視情感過量、擾亂人心，並經過大眾文化的調控，重新定義何為正統的中華文化。但國家如何通過電視媒體進行情感規訓？柯裕棻以1971年台視推出的一個重要的外景節目《翠笛銀箏》為例說明。當時外景節目的重點在於展現真實世界之美及國家建設之偉大。它通過拍攝如機場、水庫建設，或陽明山這樣美麗崇高的景象，規制觀眾的視線，將中華民國這樣一個「共同體」進行「可視化」。
時空拉到近代，值得注意的新情感經驗是YouTube平台所開啟的轉變。根據數據統計，2016、2017年出現了一個「完全交叉點」，觀眾漸漸從傳統電視觀看轉移到網路串流平台。另外，則有實境節目的興起。
近來已有不少相關裡論針對實境節目進行研究，指出其中存在著一種「心理技術」。它大多由素人參與，但捕捉的真實通過了剪接，觀眾則會針對裁剪造成的大量空白自行討論並且補充資訊。因此，觀眾看似單方面的接受節目生產的內容，但他們實際上也同時在線上進行大量的分享與討論，逐漸形成全新型態的參與式文化。
「真實人生已經這麼累，觀眾到底想在實境節目看見怎樣的真實？」實境節目中潛藏表演與本能之間的張力，讓觀眾來尋找、不斷解讀，或者等待所謂「真誠的時刻」。但在這背後，卻是經常為了要創造話題、引發情節發展，通過「人設」與「惡魔剪輯」構成其所謂的真實，如今更發生了參與節目的素人崩潰、自殺的事件。
柯裕棻指出，真人實境節目讓「觀眾開始從以前的邊陲位置，逐漸成為消費思考的核心。」然而，此種對觀眾進行的情感操作與過去的電視節目型態非常不同，當節目參與者以自己在真實世界裡的真實身分來參與這場情感競技，便可能造成無法承擔的情感後果。
從大眾如何參與到大眾為何參與：
喧雜之後，讓我們踩煞車思考
四位與談人分享不同媒介的大眾參與形式，緊接著綜合討論，可以見到大家的關切與好奇經常圍繞在參與的基礎與門檻，以及參與可能衍生的問題。
談及創作者參與的基礎，羅悅全指出「做為藝術創作者，過去沒有想到廣播可以作為藝術媒介的一種形式。而我們做的事情就是把可能性調動起來，讓這些事情發生」。g0v貢獻者chihao則表示，許多人視科技能力為技術門檻，但在g0v，只要你願意拋出「我想跟你一起做這件事情」的訊息，讓事情進入討論協作，便會慢慢發現彼此的專長與不擅長之處；他更直言：「儘管只是參與討論，也是一種貢獻。」
無論是話鼓電台召集創作者通過參與計劃提供更多想像與可能性，還是g0v以協作精神解決問題的參與形式，都揭示了大眾參與的正面效果。然而，面對科技發展，大眾參與文化誕生的同時，大眾的身分也可以通過各種不同方式被辨識出來，大眾參與背後的監控問題浮上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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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取自The Harvard Gazette，Illustration by Saul Gra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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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造成了大量網路上的言論流通，這種參與式文化是即時的，但閱聽人在參與的當下並不知道它接下來的後果會是什麼。」面對當代社群媒體發展帶來的隱憂，柯裕棻如此說道。她進一步指出如粉絲群體這樣的閱聽人積極參與現象：「大家知道，紅遍全球的世界第一韓國男團BTS吧？他們的粉絲組織起來，用一定的技術逃過機器人的檢測，讓BTS的瀏覽量衝到世界第一。」這樣為了自己心愛的偶像做出的行動可以是正面的結果，但她也提醒，我們還是得踩一下剎車去思考如此積極的閱聽人參與。尤其，即時線上討論有時會很快地產生某種權力欺壓或者是言論霸凌。
邱誌勇也提及：「在數位的時代，我想沒有人可以逃脫電子監控。」更對參與是否能夠保有匿名性抱持懷疑態度。而共享、共創的概念有其正面價值，亦有其負面意義。羅悅全便舉例，我們可以說Spotify就是個巨大的音樂資料庫、YouTube是影像資料庫，但我們其實不只是這些平台的消費者。在Spotify上建立歌單、讓更多人也來使用這個平台聽音樂，我們是協作者，但同時也可以說是平台的免費勞工。
2020年影視聽論壇藉「記憶」之名回首歷史發展，拉出「媒體的歷史也是大眾的歷史」作為框架，強調回首過去之必要。並以之為方法，冀望通過爬梳在數位時代恐面臨轉型甚至淘汰的傳統傳播媒介，其轉變與發展的進程，描繪出屬於當今多樣複雜的媒介傳播圖像。
面對不同歷史情境，新的媒介創造出新的大眾參與形式，圓桌討論的最後，與談人為大家剝開了未來的想像與可能性，亦揭示了不得不面對的負面影響。論壇會議手冊開宗明義：「科技狂潮成就傳播民主不是新的現象」。以「狂潮」形容當今發展，說明科技既可成就新的大眾參與，也潛藏著不可忽視的風險。確實如柯裕棻所提醒，在積極參與的同時，別忘了偶爾也踩一下剎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