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死罪」同行的人們、政治、紀實創作
「拍這部片子，比較像是我跟死刑的私人恩怨，我想把這件事情處理完。」
「現在片子拍完了，你覺得恩怨有了結嗎？」
「沒有，沒有⋯⋯」
李家驊導演和「死刑」有著一段糾纏長達十數年的不解之緣，隨著不同作品相繼誕生，這些紀實影像的拍攝歷程，也就這麼貼合著本島國家機器的運轉，成了側寫近年政治與社會風景的一道軌跡。曾在2019金馬國際影展「司法ｘ金馬」單元播映、並入圍角逐2020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項，他的最新作品《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由支持導演創作理念的佳映娛樂發行，於2020年8月14日院線上映。在這個重要的時間點，就讓《放映週報》和導演共同為讀者回顧整理一段尚未走遠的歷史，再讓我們更貼近脈絡地，理解他在歲月當中不斷累積的經驗與感受如何成為過去和現在（與未來可能）的「紀實創作」。
2009年首映的《島國殺人紀事3：自由的滋味》，是李家驊接觸「死刑」議題的起始；曾經認為殺人償命理所當然的他，受到蔡崇隆導演的邀請，進入了蘇建和等三人任憑警察和司法體系冤錯擺佈的生命當中1，一邊拍攝，一邊開始閱讀各種相關文獻和作品，逐漸開啟了面對國家法治的自主反思：「接觸到死刑冤案，我才意識到，國家會殺錯人。最開始會想說，不能讓這個制度殺錯人，再接下來就會問說，那什麼叫殺對人？然後再仔細想想，根本沒有殺對人這件事情啊！殺人本身就是錯的，那國家怎麼可以殺人？」一連串盤旋心頭的質疑，推著他與他的創作尾隨著死刑一路前進。
|
圖：李家樺導演，佳映娛樂提供
|
與死罪同行的政治生態：
從《起點》到《我無罪・我是鄭性澤》的創作時空回顧
自陳水扁執政時期，政府即訂定了逐步廢除死刑的司法改革方向，並得到繼任總統馬英九團隊的支持延續，2006到2009年的四年之間，死刑在台灣全面暫緩執行；經歷了《自由的滋味》的洗禮，李家驊則從2009年開始，決定自立開拓田野，積極投入以死刑為題的紀實影像拍攝，萬萬沒想到，這些努力的成果，竟不得不迫於現實擱置終止。
2009年11月，國民黨籍立委吳育昇被爆出「找小三開房間」的性醜聞因而低調沈寂數月。隔年2月下旬，吳育昇重回版面的質詢大開重砲，鎖定死刑執行不動作，配合媒體煽風點火，輿論壓力猛烈引爆，時任法務部長或是黯然下台，或是「仰仗高度民意」，讓「國家殺人」的系統重新啟動2。這股論及死刑存廢便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時勢，阻斷了李家驊當時身邊現存的可能拍攝管道，原本樂意開放對話和權限的公部門，原本願意提供管道的各種牽線引介，自2010年春季過後，幾乎全斷了線。
面對突如其來的風雲變色，李家驊只得轉向田野調查過程中結識的人和故事，後來花了近一年的時間，拿起鏡頭對著一位原諒了殺子兇嫌的母親，探進罪惡與牢獄劃開的生命創口裡頭，看見身在其中的人們給予彼此的擁抱；這部後來被命名為《起點》（2011）的作品，除了是李家驊系列創作的起點，還是個「國家級」政治風暴帶來的意外產出：「所有門都關起來了，可是，我還是很想做跟司法有關的東西⋯⋯」
《起點》之後接著完成的紀錄短片《我無罪・我是鄭性澤》（2013），在李家驊看來，創作過程並無任何美學考量，眾志成城地專注「救援功能」的目標意識。這部作品由「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及2012年甫成立的「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合作促成，旁白交由《殺戮的艱難》作者張娟芬主筆撰稿：「監製馮賢賢告訴我，我們做這部影片，只要講一件事情：這是個冤案。」原是時逢死刑被推到風口浪尖的時刻，這群逆流堅守信念的人們，踏到戰場邊陲的最前線，只為挹注重刑冤罪平反3的力量，而影像本身「單刀直入」、「別無他求」的呈現狀態，更像極了迫切與困頓並存的時代註解。
2010年死刑重啟執行兩年後的總統大選，馬英九執政團隊拿下了689萬票取得連任資格，巧合的是，如風起雲湧般，各種政治倡議的行動能量也在死刑重啟後同步高漲了起來。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核災過後，反核、廢核在台灣的行動聲浪不斷凝聚壯盛；2012年，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完成了《多元成家立法草案》，奠定了日後「婚姻平權」運動的重要開端；2013年，為了替洪仲丘退伍前早逝的生命聲討公道，「揭開國防布，要真相大白」的白衫軍成就了號稱台灣史上人數最多的公民自發社會運動，而以基督宗教勢力為核心的「護家盟」於年尾動員號召另類白衫軍，首度為了反同婚、反多元成家的組織行動在凱道集結；2014年，佔領立法院一帶將近一個月，創下眾多歷史紀錄的318學運，對台灣後來的中國政策、政治生態，甚至選舉結果都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即便「各路社運」多少逐步有些進展建樹，在政黨再度輪替前的幾年之間，獨獨沒有改變的是，每年都約有5~6人的在監死囚被「不定時」槍決4。
隨著三部紀錄片創作的腳步，從2009年一路走來，李家驊難掩內心慨嘆；一方面，這群待死囚徒們的生殺，彷彿成了失能政權的政治紅利提款機（作者按：這樣的執刑狀態，恰恰說明了這些「罪人」所承受的待遇，早已不再像是個人，而是任憑宰割、噬其血肉的牲畜）；另一方面，多數大眾，或許正像是曾經沒做任何功課的自己一樣，基於先入為主的直覺理解，搭配膝反射湧現的仇愾情緒，便將死刑視為「殺人償命」的公平正義，將死刑犯視為「該死的非人孽種」。在此風行草偃共構交織的失語現實中，台灣社會失去的並不只是人被視為人的眼光，就連好好認識究竟我們失去了什麼的可能性也都失去了。
「這些年來，每一次法務部只要扣板機，我就會覺得，我應該要來做《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這部片子。政府每次執行死刑的時間點，就是在台灣有重大政治或社會事件的時候。對於政府來說，死刑只是一個政治工具。像鄭捷，他是馬英九時代的最後一個死刑犯，也是判決定讞後史上最快被執刑的死刑犯（作者按：僅過了十九天，而且行刑日期，就在5月20日新任總統就職大典的前十天5）。我猜想，像馬政府應該就是覺得，處決鄭捷是個『政績』，不想留給蔡英文吧。」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全心創造「重新認識死刑」的可能性
「我拍東西的用意都滿簡單的，就是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講，我有一句話想講， 就這樣而已。 」以2016藍綠政黨輪替作為契機，期待更多至今未竟的社會對話再度開啟，李家驊導演決定自掏腰包耗資百萬，開始全心籌拍這部放在心上很久很久，工作流程歷時四年才終於完成的死刑恩怨未了之作：「在正式決定開鏡之前，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找資料，接下來，就是用最大的誠意和投入做說服。自己前前後後大概有跟四、五十個人見過面。會找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就是想要找直接接觸過死刑的人，真正認識死刑的人；我想讓身在第一線的他們來談死刑。當初，去找的有很多是死刑犯本人，或相關當事人，另外還有像法官、律師、監所管理員等等，都是直接有和死刑面對面的人。這些人裡頭，大概有一半的人很願意跟你談，但是不接受拍攝。最後，我大概拍了二、三十個人，有剪進影片裡的總共十個。」
|
圖：李家樺導演，佳映娛樂提供
|
「創作就是一件很自我的事情；我從來都沒有覺得，創作是一件偉大的事情；但我很明確的知道，創作一定帶著某種企圖。如果要舉著一個大旗說，我的片子是在關懷某一種人，這種話，其實我說不出口，我覺得我沒有立場這樣講話。我只能說，所有創作其實最後都會有剝削的成分；我只能說，我每一次都會想辦法把這個剝削的成分降到最低。但，它不可能被去除。因為我們畢竟是用別人的故事，在講自己想講的話，從別人的身上，拿走了某些東西，用他來成就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我只想傳達一件事：我們都是人。」
為了保護被拍攝的相關當事人，在本篇報導中能公開分享的田調與拍攝過程細節並不多，畢竟，和罪惡糾纏不清，就如同綁定了「生存的艱難」，這樣的艱困，可以從作品裡層層有形、無形的隔膜屏障身歷其境，亦能從其他非關人物的場景拍攝狀況探知一二：「除了訪談和人物拍攝之外，我們還有做過一些協調和努力，後來甚至能進到死囚牢房裡面現場取景。那是間關過人、被打掃過的空牢房，我們的其中一位主角其實就住在對面，但他真正住的地方，我們是不能夠進去拍攝的，真正有住人的地方也不會像影片裡看到的這麼乾淨。放這些畫面，當然是想讓更多人可以看到監獄裡面的樣貌，但，我們所能看到的，終究還是很小的一部分，這已經是我們最大的努力了⋯⋯」
透過不同於過往相關創作脈絡的切入方法，在有限的影像製拍條件和資源下，在哀矜勿喜的內斂情緒定錨中，李家驊導演企圖建立起能將「極刑罪犯」理解為「人」的紀實創作觀點：《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全片以不同境遇的三位死囚故事作為敘事核心，順著「罪刑定讞」、「戴罪等死」、「受刑死亡」的時間線性推演，看見死囚血親、委任律師、倡議團體、甚至替死囚收屍的殯葬業者等在鏡頭前現身說法，講述自身與死刑接壤的生命經驗，進而慢慢打開不同層次的死囚生命狀態理解；在鏡頭一步一步的引領之下，觀眾猶如陪著這群與「死罪」同行的人們，走過各自位置上，直接面向「人」、「社會」與「罪惡」的無力和艱難。
即便這部紀錄片處理的，正是自己多年來深涉其中的拍攝母題，談及如何為作品打造出現行敘事架構，李家驊特別感謝剪輯師黃懿齡和配樂許志遠的專業功力深厚，把努力投入的成果歸納為團隊合作的過程產出，並未對自身作為導演的創作思維多做闡釋；或許，一切就如同這十數年歲月裡的生命體會，只得默默成像在這部作品的表裡內外，箇中滋味，一言難盡，但靠經驗探索理解，但靠投入心領神會：
「關於自我解析的問題，我覺得我沒有能力回答⋯⋯到底我是怎樣的創作者，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擅長怎樣說故事，我不知道。影片就變這樣了，對，我不曉得為什麼。去講哪個鏡頭如何安排，我甚至還會覺得尷尬。不過，我知道，我想做這部作品的動力，是期待可以讓觀眾去體會到，我自己觀念變化的經驗。我覺得，我沒有能力說服觀眾，死刑是好或者不好，我也不想這樣做。我只希望觀眾看完這部片子以後，會開始思考到說，死刑似乎跟自己想像的不一樣，死刑犯好像跟自己想像的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