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鴻元：我一直認為類型電影是我們面對大陸市場時必須努力開發的方向。大陸市場中類型電影的走向很明顯，但台灣因為過去新電影的傳統基因，讓很多導演內心深處還是想拍一部人文電影，比如我跟張榮吉合作《共犯》時，他也有這個傾向，王傳宗也有。

台灣導演並非排斥類型電影，而是不熟悉，加上新電影的傳統很強烈，從小看的、學校老師教的都是這個，造成類型電影的發展不成熟。在台灣票房表現亮眼的電影，類型都很清楚，比如《我的少女時代》是青春校園愛情電影，《大囍臨門》是喜劇、《紅衣小女孩》是恐怖片，觀眾還是因為類型去挑選電影。怕的是類型不清楚，觀眾就不容易做出選擇，比如《青田街一號》想做複合式類型，但因為定位不清楚，讓觀眾無法做出選擇。

我們想做的喜劇也不是本土的豬哥亮，只能在台灣市場生存。但喜劇若要跨地域也比困難，因為不同地區生活習慣、雙關語用法差異很大，所以我們想做出以華人共通情感為主題的喜劇類型，才嘗試開發這樣的題材。如果台灣的導演、製作團隊愈來愈熟悉類型電影的操作，跨出台灣進入大陸市場，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類型電影是在嚴謹的框架中去創作，但台灣導演比較不熟悉這個框架在哪裡，大多數編劇也排斥三幕劇。我認為類型電影是在塑造與現實生活不同的想像世界，但大多數的編劇會認為現實不是這樣、角色不會說這種話。例如影片最後的法庭戲，跟編劇討論過程中，就一直卡在現實狀況和製造戲劇衝突的矛盾裡，我的想法是，類型電影是想像中的現實，就像金凱瑞演的《王牌大律師》，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我覺得這還是被新電影給綁住，我們都需要多練習。

王傳宗：我這次對演員的表現很滿意，也很享受演員之間的情誼。三位男演員本來不認識，但加上張榕容，四個人一拍即合，我們還在開拍前去攝影棚的宿舍搭景中住了一天，熟悉生活中打電動、煮泡麵、睡覺的地方。

初剪時將近三小時，我們剪掉滿多張書豪和張榕容之間的感情戲，剪接過程中有很多版本。最後我採用喜劇中常見的倒敘，製造懸念，讓觀眾會想一直看下去。

陳鴻元：這部片的拍攝過程很順利，時程、預算都掌控得很好，本來因為有嬰兒，擔心會影響拍攝進度，幸虧我們遇到一個天才嬰兒演員。

王傳宗：進度如果要快，做得決定要對。畢竟嬰兒沒有日夜之分，情緒不受控制，所以我們決定三男宿舍用搭景，可以自己控制光線，小孩子精神好時就拍日戲，睡覺時就拍夜戲。另外，只要演員選得好，就不用花大量時間試戲、磨戲。這次我們從上萬個小嬰兒中選角，先看照片選擇上相的，面試時再篩選出幾百個，最後分批拍照錄影。我挑選小嬰兒的條件就是個性要很穩定，不能認生，因為拍攝現場會有幾十個陌生人盯著他看。面試時，我會抱每一個小嬰兒，只要他看到我會害怕、會哭就刷掉，最後我們很幸運找到只要一伸手就會微笑讓你抱的豆寶。

我們找到豆寶時，他只有六個月，拍攝時他才八個月。拍攝時要順勢而為，比如有一場戲是阿公發現卡卡（張榕容）未婚生子，那場戲本來沒有要讓豆寶哭，但因為剛好旁邊的大人一直大聲講話，豆寶有點嚇到，但這在鏡頭中效果不錯，變成阿公在罵卡卡，豆寶在旁邊哭。而許效舜和林美秀是為了製造尷尬感和喜劇衝突而來客串，但因為他們演得很好，最後每一場戲都保留。

王傳宗：寫劇本時剛好大家在吵護家盟和多元成家的事，我就把它寫進去，現在很巧合地跟多元成家的潮流呼應。片中有好幾層親子關係，包括阿公和卡卡、威力和父親、三個男大生和嬰兒、媽媽和嬰兒，其實他們互相都不太熟，就像現代家庭的縮影。我們對最親近的家人反而不敢擁抱、說出愛，家人之間不是應該最熟悉緊密嗎？有點反諷意味，希望大家看完後可以跟家人熟一點。好的喜劇應該是笑中帶淚，笑點的背後往往是悲傷的故事，希望大家盡情歡笑，也能得到淚水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