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時，我還沒發問，沈可尚率先問我：「真的很沉重嗎？」似乎這是沈可尚的人與作品予人的印象。我回答：「我會說很抽離，拉到了哲學的層次。」

從2013年的《築巢人》到這次片中的〈日日喃喃〉，沈可尚都以獨特的視角呈現照顧者內心的種種思緒，有掙扎苦痛，有紛亂拉扯。一開始，沈可尚抽到的題目原本是弘道老人基金會的，卻在「黑糖」黃嘉俊的提議下，換成了肝基會，「那時我連肝基會是什麼都不知道，但我對完全不知道的事反而比較感興趣，於是就答應了。接著發現，要怎麼拍呢？難道要宣導肝病怎麼防治嗎？還是呼籲大家來篩檢呢？這些角度都不太好切，因為它不像老人家的生活處境。」

沈可尚直言，「這次經驗滿新的，因為從來沒有與被攝者相處時間這麼短，卻要去面對人生中的重要命題。」透過病友會的互助支持團體，沈可尚發現，大家談的事物都很基本，比如能不能喝咖啡，如果喝的話要喝哪一種？要吃哪種魚？睡覺時可能遇到什麼？諸如此類的生活瑣事，完全圍繞著「要怎麼活」的核心。因此，雖然所有的命題都跟死亡有關，知道死亡不遠，但如何讓剩下的時間過得好一點？

有趣的是，沈可尚選擇的三個角色都是知識份子，也都不是老人，而是已成家立業、正值人生巔峰的壯年人。「我第一次去病友會就嚇到了。你以為生病的都是老人，但去了之後發現老人不到一半，甚至有二十幾歲的年輕人。靠近死亡完全不是老年人的專利，而是人都可能遇到的事。如果你今天五十幾歲，正在最好的階段，突然被告知生命只剩下三個月，跟八十歲的老人完全不同。」廖先生、徐老師、與她的丈夫李老師，這三個角色各自有對死亡的看法、不同的處理方式，甚至是面對社會的困惑。

先說說令人印象深刻的徐老師夫婦吧。在病友會上，沈可尚結識了他們，進而參與被攝者人生中的重要時刻。他坦言，「不容易，卻格外珍惜。拍攝過程中我每天都期待他們能健健康康地活下去，但並非總能如願。我認識了拍攝對象，也重新認識自己，當人到了老病死的階段時，可以如何思考生命？」

片中令人無法忘懷的一場戲，是徐老師對著鏡頭，訴說病後感到自己生命意義被剝奪的那個時候。「我在病友會上認識這對夫妻，覺得他們之間好像因為生病的關係，有些話沒說開。那是我第一次去他們家，非常冒昧請求他們對談，我來當攝影師，在現場讓被攝者展開對話。徐老師講出自己的心聲，因為那次對話，我才決定要拍他們。」那天，他們聊了兩個鐘頭，沈可尚只是預備著攝影機，誰也沒準備好，然而當下的氣氛，卻讓沈可尚覺得可以試試。將生病後的心情娓娓道來，徐老師最希望的其實是再次站上講台，扮演一個好老師，而非母親或妻子。關於這個部分，沈可尚說，「徐老師寫了信給先生，信裡說抱歉，她並不是一個好太太。對病人來說，他們最討厭的可能是被關心，那是很大的壓力，他們真正在乎的或許是別的事情。」

「他們和其他角色比起來，有比較好的表達困惑、想法的自述能力。他們是知識份子，非常知道攝影機可以幹嘛，也想知道你會怎麼做。生病的人拒絕被拍攝的理由很正當，沒人會歡迎，而且這提醒了他們的重病。」因此，鏡頭脫開了訪問，而是擺在一邊，讓被攝者自己說出內在的心情。沈可尚解釋，第一次嘗試時，他只把攝影機丟著，人離開，讓角色自己說。他發現，當他們閉上眼睛喃喃自語，是與訪談完全不一樣的，變得破碎、親密、隱私，且不一定有邏輯。「面對死亡，自述或許是比較好的方式，這跟訪問的因果邏輯不一樣。我後來只問他們最簡單的問題：某月某日這個階段，你在想什麼？」

第一次拍攝丈夫李老師在研究室外的長廊上，回憶起第一時間得知太太生病消息時的心情，沈可尚人是不在現場的。「我架好攝影機，人就離開了。晚上回去重看素材，覺得終於聽到照顧者內在的紛亂。第二次，我問他介不介意我在場，他說沒關係。於是我請他講得更具像，把內在的紛亂喃喃說出來。」

角色們的內在呢喃，成為沈可尚非常希望聆聽的聲音，也形成這部紀錄短片的獨特觀點。「我發現每個人在面對這種陌生境地時，內在不斷反芻、消化，沒辦法大方與別人分享。他們可能原本不知道自己有這麼多話想說，但攝影機機制一但啟動，可以講上一、兩個小時，腦中有大量潛伏的情感因素，會一直被勾出來。這變成我拍攝後期的工作方法，這也讓我保持自己比較喜歡的距離感。每次拍攝，我幾乎都會在場，問他們那段時間在想些什麼，有時聽到一些有趣的東西，會再丟出問題。」

這些喃喃自述，其實是有著高度自覺的，但因為這個命題太切身，因此被拍攝對象願意對著鏡頭訴說。影片後半段，「先生在車裡講話那場戲，他說心煩時會開著車到處亂晃，我跟他去海邊，但我知道如果我在車裡會很奇怪，因此我讓他把車子停在旁邊，架好攝影機後我下車，所以我不知道他說了什麼。李老師的部分我拍了很多，如果要剪出來，絕對可以獨立成長片，因此最後鎖定在照顧者的內在世界。如果聚焦在生病，觀眾能夠聯想的範圍會比較窄。」沈可尚說。

影片的每個細節環繞著角色們的生活，包括看病、開刀、栓塞、陪小孩……。同時，沈可尚也將DV交給他們自己拍。這些在家中如廁、煮飯、燙衣服的日常瑣碎，在死亡陰影之下，卻起了一股悲傷難以言喻的化學反應。「那是我把攝影機交給他半年後才拍出來的東西。我叫他丟開所有的構圖、訓練，用直覺隨便拍。困難之處在於，沒有人有辦法帶著愉悅的心情去拍將死之人，那很矛盾，你希望他們健康，但不可能。你希望自己不要被捲進去，又要靠近他們的情感，並保持紀錄片導演的位置，所以那是複雜的。你要怎麼說這個故事？看待這個角色？」因此，每回拍攝完畢離開現場，沈可尚總不直接回家，而是在車上沉澱許久，聽自己的呼吸，再去便利商店坐一下。「切換模式後再到下一個角色，現在已經養成習慣。」沈可尚說。 

除了徐老師與先生，另一位主角廖先生，也在沈可尚的鏡頭與剪接下，呈現了生前的最後身影。廖先生是唯一一個對攝影機敞開雙臂的角色。「我看到廖先生自拍他和小孩的照片，覺得他好著急，因為量非常龐大，一週要拍好多照片，用硬碟備份三分，一份給妹妹，一份給太太，深怕它會不見。他寫信給孩子，用電腦重複修改，最後再用手抄。當他開始手寫，我很緊張，因為那代表他可能知道自己已經快不行了，你可以感覺到他急欲留下什麼給小孩。他的想法非常簡單：我自己拍不夠，你們幫我多拍一點。他面對鏡頭完全很自在，這反而讓我很害怕。他看自己之前拍的東西，都能倒背如流，表示他可能看了超過二十次。」

生病前，廖先生是個電腦工程師；生病之後，每個人都必須面對自己生命中抉擇，就像列下想完成的願望清單。「廖先生很用力一直想留給小孩些什麼，不管自己要什麼，他喝了嗎啡休息一個鐘頭，再勉強起來陪小孩玩。劉伯伯最想要的是平凡、如常地過每一天，他打電話給所有朋友告別，但道別後他到現在還活著，卻不太願意跟我們討論生病這件事，也沒有想要去完成什麼，那是老人家對生命的理解。徐老師最想做的是教書，她不想被照顧，就算只剩一點點力氣，也要站在講台上。她先生會覺得，妳最愛的難道不是我嗎？但這不一定，她的存在感可能是建立在講台上，每個人的詮釋、想留下的都不一樣。」

沈可尚明明拍到了許多煽情的畫面，例如廖先生離世前的最後三天，剪接時卻全都捨棄掉了。「他生前最後三天，連講話的力氣都沒有，小孩不清楚狀況，在旁邊跑來跑去，他一個人默默流淚。我看了很難過，但這些畫面我不想放進去，因此第一個剪接版本是完全沒有廖先生的，連一秒都沒有。我不想讓他的家人看到他過世前最憔悴的樣子，也不想消費死亡。我拍到這裡，會覺得應該退出來，因為死亡有點私密，我覺得我和他還沒有熟到可以同他家人一起面對他的死亡。但後來我還是想要留一些訊息給觀眾，於是挑選一些病容沒那麼糟糕的，試著擺進去。」影片完成後，廖先生的妹妹對於在紀錄片中留下最後身影感到挺欣慰；他的媽媽也說，他修了一個不錯的緣分，因為大部分的人沒有被記錄下死亡的機會和經驗。

死亡、病痛、照顧者的掙扎，很多人說，沈可尚老是拍很沉重的東西，但這反映了他的人與生命觀。「我對照顧者的角色非常熟悉，因為我從小到大幾乎都在照顧家人，比較能靠近照顧者的內心，無論李老師或《築巢人》的爸爸。他之所以會願意被拍，也是因為知道我可以同理他們，自然會往那個方向走。」拍完後再回看，沈可尚說，還有很多他們的心思無法完整呈現，因為他們內心的喃喃自語時時在變化。「以前覺得老病死離我很遠，但似乎現在就必須開始學習這條人生必經之路。這讓我思考，你得先搞清楚死的時候想要什麼樣的死法？以什麼樣的身分？這會確立你現在的人生，可以不必往無謂的方向努力，全力以赴把生命過成那個樣子。〈日日喃喃〉讓我變得還滿身體力行的，我希望我死的時候可以帶著幾部真正好的、原創的作品離開，」沈可尚說，「其他的，只是枝微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