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
「老師不缺我一個，但居家照顧服務員不能沒有我，那種人跟人之人間的互動比較溫暖，你懂嗎？」紀錄片《長情的告白》裡，居家服務員佩樺這麼說。
她長得很美，是因為心靈很美。她陪著老人家說話、散步、細心地為視力退化的伯伯剝除魚刺，個性樂觀到令人覺得只有宗教信徒可以達到這種等級。她從教職轉到照服員，因為老師這麼多，不缺她一個，照服員這麼匱乏，且與老人之間在生命後期階段的親密陪伴、細緻照顧，之中互動更非師生關係可以比擬。
看完電影，我拜訪了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想知道更多居家服務員的現況，長期在第一線從事老人照護工作的社工主任陳俊佑說：「照服員的從業人數只有2萬多人。目前全台灣約有74萬失能、身障、罕見疾病的人（衛服部數據為42萬），這74萬的個案扣掉雇用外勞的20萬、養護中心的10多萬，除此之外全部仰賴居家服務和日照（日間托顧），卻只有2萬多照服員。而這2萬多人中，又只有7000多人在做居家服務，其餘都在養護機構，以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而言，我們有800多個個案，但只有『18銅人』（督導員）。」
上個月，立院甫通過「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預計於後年上路實施。然而，最近頻頻傳出孝子殺了癱瘓父親、丈夫殺了重症太太等社會新聞，照顧責任的沉重窒息感壓在肩上，終致釀成悲劇。陳俊佑說，「居家服務員雖然單槍匹馬，但背後有機構支持，照顧者一有狀況能夠立即反映給督導員。有這樣的支持，或許就不會發生悲劇。」
介入電影拍攝與生命教育
《長情的告白》從五位照服員的故事開始，包括從教師轉業的林佩樺、來自烏來泰雅族部落的原住民斗佈、離婚後又來台結婚的陸配楊建紅、中年轉業的男子蘇文塗、有著剪髮絕技的胡鳳嬌，以及他們和服務個案之間的工作互動。雖沒有動人美麗的畫面或熱血沸騰的青春，卻讓人感覺像是預先上了一堂關於年老的生命教育課。導演曾文珍說：「現在社會面臨少子化，如果不把長照制度撐起來，對未來的年輕人會是很大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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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林佩樺服務個案周奶奶。
下圖：胡鳳嬌替高李阿桃剪髮。 （劇照提供／穀得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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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情的告白》也是失智老人基金會繼楊力州《被遺忘的時光》、陳芯宜、何蔚庭、沈可尚、姜秀瓊的微電影集《昨日的記憶》後，再度推出的電影。除了前兩部電影獲得廣大迴響，弘道老人基金會出品的《不老騎士》也在傳遞生命教育理念的同時，坐收3000多萬的票房佳績。
談起拍攝電影的企畫構想，陳俊佑說：「早年民眾對失智的議題不太了解，我們也多半透過醫學講座活動讓人認識，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在解釋一些失智症狀如幻覺、妄想的時候，大家也聽不太明白。」做了紀錄片《被遺忘的時光》、劇情片《昨日的記憶》後，發現影片的影響力很大，醫師講課時直接放映影片也是很好的經驗。儘管大眾比較喜歡劇情片，但由於經費大多花在第一線的老人照顧上，基金會不可能花兩、三千萬拍一部劇情片，「紀錄片的力量源遠流長，有自己的生命。」陳俊佑說。
前兩部影片衛服部投入的資金比例約佔20％；這次，衛福部補助了前期田野調查與製作經費共約500萬，比例提高到100％。導演曾文珍說：「紀錄片很難用工作時間和金錢計算，更多的是投入的時間心力，《長情的告白》前後花了大約兩年拍攝，剪接花了四個月左右。我們的目的很清楚，一開始就設定要拍居家服務。」
從失智老人轉向居家服務員的故事，目的是為了讓觀眾更了解居家服務的重要性。「長照服務法過了，很多人看的是錢在哪裡？但我們這些第一線從業人員看到的是：服務員在哪裡？每個人都來申請那怎麼辦？我們很不樂意看到人手不足而沒有好的品質。希望大家看了這部片後，了解原來照服員的工作這麼有意義！」陳俊佑提到，許多老人、身障者喜歡住家裡，不喜歡去養護機構。向衛服部長照中心提出申請、經過專業評估後，照服員定期定時來到家中，除了洗澡、翻身、煮飯、陪伴等照顧服務外，更重要的是讓家人得到喘息與支持。
他們，是居家照顧服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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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導演曾文珍。（穀得電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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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珍坦言，拍攝之前並不了解相關議題，「有朋友告訴我，家裡來了一個『阿姨』，我心想怎麼會有一個阿姨來兩個小時煮飯？其實那就是照服員，居家服務在台灣已經有三十年，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做了這個案子我才認識照服員，他們幫忙了很多弱勢家庭，家屬其實很想照顧家人，但體力、精神的負擔太大。如果沒有他們，真的會有悲劇發生。」而韓國導演李滄東的《生命之詩》裡，懷抱寫詩夢想的中年女主角從事的也是照服員，片中場景，她去別人家裡幫老人洗澡，老人因此有了生理反應，並懇求她幫忙完成最後的心願。《生命之詩》雖沒有特別強調這個職業，卻也呈現了部分照服員的工作情境。
儘管大家並不認識照服員，但他們卻默默地承受某種汙名。陳俊佑說，目前從事居家服務的人以四、五十歲的中年女性居多，他們在社區服務時常常被問「妳是不是跟先生離婚了？」或是「妳先生是不是不愛妳？怎麼會讓你來做這種工作？」甚至在中南部社區會被鄰里長歧視，覺得一個女人家，怎麼來幫老人洗澡？
不只是洗澡，臥床的、插管灌食的、需要翻身清潔的更不在少數。「居家服務員身上有一種汙名，被認為是把屎把尿的工作，加上進入門檻低（需修習90個小時課程），好像任何人都可以來，無法凸顯專業性。」陳俊佑說。至於照服員的勞動薪資狀況則依不同狀況有所差別，「若以白天服務而言，一天上班八小時，月薪約兩萬多，加上假日、加班可能有四萬多。收費則依照家庭收入狀況決定，低收入戶免費，中級負擔時薪的四成，政府負擔六成，每個個案的狀況不同。」相較於能負擔養護中心、外勞的家庭，照服員接觸的大多是在最底層的中低收入戶，往往更辛苦，也因為單槍匹馬在社區裡奔走、接觸不同的個案與家庭，會遇到各式各樣的磨練。
影片拂去了這層汙名，讓觀眾看到每位照服員的專業和耐心，不同個案如失智、罕見疾病需要不同的照顧技巧，以及他們從事這行的理由。「像佩樺是未婚女性，她做這個工作是因為感覺自己被需要，與個案建立長期的互動，是一種很立即的回報。其實照服員要的並不多，只是一些肯定和成就感。希望透過影片，讓大家知道這個職業是值得敬重、非常專業的，藉此號召更多年輕人投入。」陳俊佑也說，在日本，從事居家照顧的反而都是年輕人，跟台灣很不一樣。
刻劃角色生命樣貌
拍攝前，為了選定拍攝對象，曾文珍透過海選、訪談，選出願意被拍攝、個人特質與背景故事較有趣的照服員，也因為新北市的部落特別需要居家服務員，另外透過耕莘醫院找到斗佈。曾文珍說，「我希望把照服員的面向拉得更廣，所以有原住民、中年轉業、婦女、外配，我認為對他們來說是很好的職場，工作時間也比較彈性。」
而進入拍攝後，曾文珍也面臨苦惱，諸如空間狹窄拍攝不易，較難在個案家裡長時間拍攝等等，而有些中風、重症個案也讓鏡頭難以直面，有相當的限制。「剛開始拍時，看到老人生病的樣子，心裡常想我為什麼來接這個案子？後來，我是被這些照顧者感動。我去拍攝頂多兩個小時；他們一天八小時，持續做了這麼長時間。」
這個場域很難有幽默詼諧、熱血的時刻，畢竟生老病死都在片中呈現，但慢慢拍下去，曾文珍發現了很多驚喜。「我自己的父親已經91歲，我雖然會煮飯給他吃，卻不知道在應對、照顧上可以怎麼做，當我看到佩樺幫伯伯剔除魚刺，才知道原來可以做到這麼仔細。他們身上的精神、柔軟的心讓我學到很多。」
為了經營出每個人物的故事、質地，能夠打動觀眾，曾文珍下了不少功夫。例如片中的退休軍人林先生與太太，他們的兒女也從事軍職，無法分擔照顧責任。太太捨不得送他到養護中心，幾乎一天24小時都在陪伴他。「當照服員過去的時候，他們就可以聊天，有情緒上的出口。照服員在心靈上填補了這一塊，讓家屬得到支持。」影片段落，林先生身體漸漸失能，擔任照顧者的文塗不斷看書、自我學習，「在拍攝現場，因為工作也不太能說話，但拍到他家裡的天花板時，感覺就像挖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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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蘇文塗服務的林家夫婦。
下圖：斗佈服務個案宋光明。 |
至於被拍攝的個案，亦是透過不斷聊天互動、建立熟悉感，才能捕捉到細膩真實的畫面，比如片中的外省王老伯伯。「王伯伯跟我們比較熟悉，他是《新生報》總編輯、東吳大學教授，教育程度很高，接受拍攝時也能侃侃而談。後來，他申請到外勞，有段拍到佩樺跟外勞交接，佩樺離開時其實離情依依，還對伯伯說：『托你的福，我終於嫁掉了！』這段後來沒有剪進去，卻是他們很真實的情感。」
不認識長照，才是未來大災難
夾在《侏儸紀世界》、《加州大地震》等眾多災難片的檔期中上映，曾文珍大聲呼籲：「如果不好好認識長照，才是台灣未來的災難。」
「拍這部片是為了我自己，因為以後要繼續在台灣生活，應該期待未來可以更好。除了長照，這部片也談到愛與互助、分享等人的真實情感，如果沒有情感、能量的投入沒辦法把這個工作做好。」曾文珍說。
目前，全台灣有160個民間單位從事長照服務。透過衛服部「長照中心」統一申請，由專人評估失能狀況，決定每週的服務頻率，再轉介到居家服務單位（如失智老人基金會、彭婉如基金會、弘道老人基金會），透過鄰近區域引介照服員。
曾文珍笑說，「因為拍攝，我才了解這些相關服務。我自己在拍的時候都有危機感，看這部片可以對人生有個預習，讓人思考自己年老時可能遭遇的狀況，像是打預防針，對年老有比較開朗的態度。」
陳俊佑補充，「從居家服務到日間照顧、護理之家是一連串的體系，先透過居家服務員幫忙，如果在都市上班，擔心白天老人沒人陪伴，就可以送到日照中心。即使家裡有外勞，他們也需要休息，可以請居家服務員提供喘息服務，甚至機構裡的短期托顧。一般民眾常認為送到機構裡就是一輩子，其實不然，當成五天、十天的度假也可以，因為照顧者需要休息。」
試想，當自己沒有這些需要，家中也沒有需要照顧的長輩時，你不會想這些問題，一旦需要，可能又會像無頭蒼蠅，或感到孤立無援。趁著《長情的告白》上映、長照法通過，希望觀眾更懂得如何尋求資源，免去默默承擔照顧責任的辛苦，而是整個社會一起共同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