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讓歐美決定我們的聲音
自從文化部推動「五年五億紀錄片行動計畫」之後，從中央到地方便開始許多推動紀錄片的相關活動，甚至從今年開始，文化部更透過國家電影中心積極將台灣紀錄片推廣到海外，透過在各個國際影展與市場展向各國發行單位推薦台灣紀錄片，希望讓其他國家的觀眾也能看到台灣紀錄片與這塊土地的故事。但在此之前，仍有一些問題需要釐清。第一個面對的問題便是，我們所謂「國際」是什麼？在許多領域上，台灣所謂的國際似乎和歐美國家劃上等號。而電影作為一種來自於西方並融合了歐美戲劇、文學、繪畫、攝影、音樂等藝術形式、以及大眾流行文化的綜合媒材，他們在電影發展上更是佔盡文化與經濟優勢，不論是劇情片或紀錄片，「主流」價值觀的決定權，仍然掌握在歐美地區強國的手中，誰是大師或巨星，還是歐美各大影展說了算。的確，他們因為過去的發展脈絡，在藝術與美學上的探索比我們以及亞洲各國更早起步，走得更遠。但是，歐美對於亞洲地區的關注十分有限，東歐、南歐等區域錯綜複雜的政治、種族、歷史等問題，以及和歐洲列強歷史交集更多的中南美洲，可能是他們眼下與自己更息息相關的議題。因而，他們的價值觀真的可以代表「國際」嗎？
在這樣的脈絡之下，世界觀的詮釋權也掌握在西方世界手中。因而，當亞洲電影工作者在國際平台尋求合作的時候，他們的題材常常被歐美國家的創投代表認為過於「在地化」（local）不夠「普世」（universal），或是議題對於歐洲觀眾不感興趣。例如廖克發導演帶著《不即不離》長片企劃案參加今年「亞洲陽光紀錄片市場展」提案會時，曾有一名英國頻道商明白告訴他「對英國觀眾而言，馬來西亞是個微不足道的題材」。他的回應讓這位年輕導演忿忿不平，更訝異這個曾經殖民馬來西亞242年的霸權，對於這個曾以其農產品為英國貢獻巨大商業利益的殖民地，以及他們的近代史，竟如此不屑一顧。而《放映週報》上週報導的黃胤毓導演，也曾被歐洲製作人批評《狂山之海》議題太在地。又或者是在2012年的CCDF華人國際紀錄片提案會上，有好幾個中國紀錄片導演提出中國搖滾樂紀錄片的拍攝計畫，來自歐洲與英國的電視台編審卻認為，搖滾樂在西方已經發展了非常久，許多搖滾樂發展史都已經拍成紀錄片，中國搖滾樂紀錄片不會再拍出什麼新的東西。這是紀錄片不論在國際籌資或發行時，皆會遇到的問題。
圖：廖克發的《不即不離》嘗試梳理東南亞區域的禁忌歷史議題，從亞洲的觀點來看
應該有其歷史價值，卻在提案會上不受英國製作單位的青睞。
但是，不論是身為馬來西亞華人背景的廖克發探索馬來西亞共產黨被掩蓋的歷史，以及馬華在該國被視為二等公民辛酸的命運由來，或是黃胤毓前往琉球拍攝當地華人族裔悠久卻鮮為人知的離散史，真的僅僅是個「在地」的題材？這些故事對於亞洲各區域之間，就沒有歷史或文化上的連結與意義？亞洲獨立紀錄片和歐美世界在觀點與價值上的衝突，也是台灣紀錄片學者與策展人游惠貞在其編撰的《紀錄亞洲》一書中〈看不見的亞洲與亞洲紀錄片〉一文裡點出的困境：「在歐美中心的國際場域上，亞洲議題的紀錄片相當有限，而這些有限的亞洲議題紀錄片，又有許多來自歐洲或美洲的亞裔導演之手」。在我國期期盼望獲得「國際／歐美」世界青睞之時，她的文字更點出殘酷的事實：「歐美繁忙的紀錄片市場上，亞洲並不常成為關注焦點，人們不認識，也不太關心亞洲。」這還是以亞洲作為一個整體區域而獲得的觀察結論，台灣面對這樣的現狀，將遇到巨大困難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亞洲的獨立紀錄片工作者為了尋求創作資金，難道必定需要迎合歐洲對於亞洲的想像？我們的「國際」難道只有歐美世界，或者另有出路？
面對這些問題，站在產業最前線的亞洲製作人都在努力改善現狀，尋找出口。之前我們曾經為各位報導過「Asian Pitch亞洲紀錄片提案會」，看到日、韓、台、星四國公共電視共同出資合辦這個提案平台，給更多亞洲獨立紀錄片工作者拍攝資源，除此之外，韓國釜山影展之下也有一個「亞洲紀錄片連線」基金會（Asian Network of Documentary，簡稱AND），2006年成立至今的AND由韓國的洪孝叔催生，並與日本策展人藤岡朝子、台灣的游惠貞、中國策展人張獻民、泰國國家電影資料館副館長查莉妲．烏布倫吉（Chalida Uabumrungjit）等四位委員共同參與每一年的評選，至今已經補助亞洲各個區域近150部的紀錄片創作，從東亞、東南亞到中亞各國，展現了亞洲紀錄片的多元樣貌。
圖：《星國戀》是AND補助亞洲獨立紀錄片的最佳實例，由於拍攝題材敏感，從
未獲得政府支持，反而是透過這個基金讓這部紀錄片踏出第一步。（資料照片）
這次洪孝叔受清華大學藝術中心之邀造訪台灣，在一系列的演講與座談行程之中，特別抽空和編撰《紀錄亞洲》一書的游惠貞一同接受本報專訪。和游惠貞一樣時常參加各國紀錄片活動的洪孝叔，在談到亞洲紀錄片現狀時，也指出亞洲作品在國際場域上受到的忽視。她以歐洲最大的紀錄片影展「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下稱IDFA）為例，在其每年選映的300多部紀錄片中，亞洲紀錄片僅佔了大約10部，而其中又多半出自非亞洲導演之手，這些影片的觀點在亞洲人眼中看起來或許奇怪，卻顯現出歐洲國家對於亞洲的刻板想像。另一方面，歐洲重要影展雖然多半設有支持獨立創作的基金，但他們主要的補助對象多半是低度開發國家的創作計畫，韓國、日本、台灣等國儘管已晉升已開發國家，但獨立紀錄片創作仍面臨同樣的困難，在這類基金補助計畫中卻難以得到同樣的支持。同時，加上亞洲紀錄片工作者常常礙於外語能力不足，在提案場合上容易吃悶虧，歐美製作人面對亞洲紀錄片工作者也容易在無意間透露出優越感，想要教亞洲導演怎麼把片拍好，洪孝叔便不平地說，亞洲紀錄片雖然起步較晚，也常因資源不足影響了影像品質，但並不代表我們的內容與概念也因此遜於歐美紀錄片，我們需要的不是西方國家這樣看我們，而是對等的交流。游惠貞解釋，歐美世界對於亞洲紀錄片工作者的誤解與優越感，來自於他們對於這個領域的陌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便來自於相關深度論述的缺乏，這也是AND策劃《紀錄亞洲》一書的動機，「我們要先自我介紹，別人才有機會多認識亞洲紀錄片。」游惠貞說。在她的策劃下，《紀錄亞洲》邀請了亞洲各國紀錄片學者與工作者為他們國家的紀錄片發展現況與展望留下論述，先出版了英文版專書，也同步出版韓文版，接著出版了中文版專書。
專書的出版，不但為了讓歐美更瞭解亞洲，也將文化論述的發言權拿回自己手上。「從亞洲觀點出發，讓決定權從歐美國家回到亞洲紀錄片工作者身上，自己為亞洲歷史留下註解與紀錄」，是洪孝叔成立AND的初衷。而她也強調，這個基金的存在價值不僅在於每年補助了多少部亞洲紀錄片，更是在尋找補助對象的過程，在審查的過程中，委員們面對來自亞洲各地文化各異的拍片計畫，讓大家有機會透過這些題材理解亞洲的多元面向，並從中找出各個議題與自身之間的連結。同時，沒有公家機關的背景或是電視頻道的包袱，AND能夠給予獨立紀錄片工作者更自由的發揮空間，透過給予紀錄片導演一點資金及國際網絡上的資源，讓創作者有機會在不依靠政府補助的情況下，也能完成紀錄片。講到這裡，游惠貞與洪孝叔不約而同地以拍攝新加坡白色恐怖歷史的《星國戀》為例，本片從拍攝到發行都遭到新加坡政府打壓，起初在國際籌資時也處處碰壁，但AND對本片題材十分重視決定給予支持，而《星國戀》也因有了AND的背書，才又陸續獲得來自其他機構的補助。《星國戀》的例子看起來好像是說，AND可以是一個亞洲紀錄片進入歐美紀錄片市場的跳板，但游惠貞解釋，AND的補助和支援並不是為了幫助亞洲創作者拍出高素質的影像作品賣到歐洲，「要進入歐美市場不需要我們(AND)，他們也會來亞洲找片子，或是出錢委託亞洲創作者拍片」，相對的，他們(AND)希望讓創作者發出自己的聲音，不但讓亞洲各國彼此聽的到，也讓歐美國家聽見亞洲的聲音，「亞洲應該越來越大，到後來應該是歐美國家自己要認識亞洲，而不是我們努力的拍出符合他們想像的東西。」游惠貞說。
由於成立的目標是給予亞洲紀錄片在創作上的支持，而非提供媒合，AND的評選方式也有別於其他的紀錄片創投平台。洪孝叔解釋，在歐美紀錄片的創投會議多半以公開提案簡報的方式舉行，亞洲紀錄片工作者的文化背景和歐美國家不同，比較難適應這種公開自我行銷的提案會形式。同時，提案者的外語表達能力未必流利，更增加提案者的另一層壓力。考量這樣的因素，AND不使用這樣的形式來評斷補助對象，而是由報名的導演各自提供30分鐘的拍攝素材或粗剪，委員們再就送審資料一一判斷提案者的攝影與敘事技巧，再共同協議決定補助的專案。這樣讓影片說話的評選方式，的確為亞洲紀錄片導演免去了面對有如公審般的提案會的恐懼，但獨立紀錄片的拍攝經費永遠不夠，既使有了AND的資助，需要更多經費的創作者難道就不用繼續面對提升提案技巧的考驗？洪孝叔認為未必，她以韓國的獨立紀錄片工作者為例，大多數的人並不在乎國際市場，而是較專注於本國市場，就不需要這樣的提案平台。游惠貞則補充，AND除了拍片計畫遴選，也在釜山電影節期間舉辦一對一的工作坊和大師講座，邀請各領域的專家針對每個拍片計畫提供諮詢，有時參與活動的講師若對討論的拍片計畫趕興趣，也會為創作者引介其他的合作機會，例如台灣導演黃惠偵的《我的T媽媽》拍攝計畫便是在參與AND的工作坊之後，開啟了更多跨國合作機會。近年AND也與類似的補助機構串連，推薦其補助的作品到其他合適的機構或媒合平台。除了支持創作之外，AND近年也試圖進一步為完成拍攝的紀錄片尋找放映管道，希望透過和不同機構合辦專題放映或是發行DVD，不但深化「亞洲連線」的意義與影響力，也希望將版權收入全部回饋給創作者，讓他們投入下一個拍攝計畫。
瞭解AND的宗旨與努力的方向之後，再回到一開始討論的國際能見度，我突然有個想法，當我國政府想積極提升台灣紀錄片的國際能見度時，與其在歐美主導的產業市場中爭取西方國家的目光，若能像AND這樣從亞洲各區域之間的聯繫與網絡建立，或許是一個更好的起點。另一方面，協助我國的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參與這樣的創投活動，讓他們有機會透過這些平台或資源，和不同國家的紀錄片工作者或製作單位面對面交流，進而展開之後更多的交流與合作機會，又或是因而在影片完成後獲得影展選映，或許比起在市場展上苦尋有緣人，能更有效的從產業面開始讓其他國家對台灣紀錄片和創作者留下更深的印象。和游惠貞老師談到這樣的想法，她也拋出一個建議，在國際影展版圖發展逐漸朝向大者恆大的局勢下，政府若希望透過舉辦大型影展，或是在各國推動套裝專題影展的方式推廣台灣紀錄片，都需要耗費龐大的財力物力，或許台灣可以嘗試和已經建立起聲譽的影展下的拍片基金合作，由於這類拍片基金還是需要尋找資金贊助，透過贊助特定議題紀錄片，甚至是保障台灣紀錄片名額的方式，來參與這樣的組織，或許更能讓台灣有機會在國際上展現自己的文化視野，也為台灣紀錄片打開一個打入國際影展網絡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