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拍攝過程中，史明沒有干預我，只說：「什麼都可以說，什麼都可以問。」他把妳當成獨立的個體，不只是組織裡的一員。對於盧修一、平賀所說的一些過去，他已經沒那麼在意，他在意的是影片能不能激勵年輕人。史明剛回台灣時，有段時間是很落寞的，地位不像現在這麼高，一般人也覺得他的宣傳車隊很奇怪，只有口號沒有論述，以陳芳明的話來說就是不合時宜、格格不入。從蔡瑞月戲劇、口述史出版，才對他有很大幫助，特別是年輕世代突然發現有這樣一個人，一種結合左翼與台灣獨立的思想，年輕人直接接上史明，非常有趣。

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是第一個從殖民史觀、唯物史觀、庶民經濟活動談台灣歷史的；過去史觀都是把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從中國統治者的立場出發。左翼的意涵，我認為他是身體力行的。他在日本事業穩定後重新學習社會主義，從政治、經濟批判殖民帝國統治，他說「國家是要做什麼呢？國家是要代表nation來處理人民的吃食生活，而國家被資本家拿去後，公僕就變成官僚。」

他在日本組織的人、回台後尋求的群眾，都是最底層的人，包括獨台會成員有100多個計程車司機，知識份子比較是現在的年輕人。他在日本也是這樣，先發展底層群眾，後來覺得盧修一這條路線可以發展，但盧後來失敗。在他生活裡，他對有錢人或沒沒無聞的人都是一樣的。

整個拍攝沒有放進去的片段很多，有時甚至沒有開機拍攝。例如他的語言很特別，他有次對我說，「妳從美國回來，有帶著那個地方的感情和氣氛。」有次史明跌倒，我原以為他會取消台中行程，他卻還是堅持跑下去。那次我沒有排班拍攝，電影畫面是向主辦單位要的，看到他臉上瘀青還堅持出席演講，我非常後悔沒有親自去拍，所以片中的影像沒那麼專業，但他的精神讓很多人都掉淚。他衰老軀體中永遠騷動著不安、永遠堅持的精神，有種衝突之美，那已經超越了政治。一直到拍最後游泳那場戲，史明進去更衣室，特地讓攝影師進去拍。他那天情況特別壞，50公尺的路走了十多分鐘，一直吃水，他其實不太滿意，希望我們再去拍一次，但我不是要拍他很神勇的模樣。那天我和製片一起看帶子，他說，妳要拍的衰老靈魂中永不妥協的精神，已經拍到了。

史明第一次看這部片時精神不好，看完他說「都沒有東西，妳怎麼處理得這麼好？」但我覺得這對他不算讚譽，因此有點沮喪；第二次看完他說，「有這部片，我可以對祖先交代。」他說下次請想請我一起去祭祖。後來每次看，他都從頭坐到尾，不會致意完就離開，他特別對我說，每次看都覺得更好。史明一直讓我驚嘆，他97歲了，真的是一個很特殊的人。

我想呈現他永不妥協的精神，當然他有人性的脆弱面，但犧牲了愛情、家人、同志，他確實為了理想主義付出很大代價。太陽花學運時他在議場對學生說，我是來向你們學習純粹的理想主義和勇氣。看到一個97歲的人跟小60幾歲的人說這些話，非常動人。

我過去拍紀錄片，不會把自己呈現在影片中，即使有旁白也是全稱的，拍鄭南榕紀錄片時用過第二人稱，拍史明是我第一次用第一人稱。我不太習慣投射太多情感。但因為史明把我當成一個獨立的個體，我覺得應該自己出來跟他互動，比較接近真實情況，但以片中的旁白來說，我還是吐露的很少。我比較滿意的是音樂，這是我第二次跟艾文合作，第一次是談台灣認同的《好國好民》，我希望音樂有史詩的感覺。不過期間因為碰上2014年學運和林義雄絕食，回頭才發現我們都沒在工作，期間他跑去幫林義雄寫了很多歌曲。這次片中使用交響樂，版權費非常昂貴。但最後的結果，音樂對影片加分很大，增加節奏感，不會枯燥。

我認為左翼的理想主義始終在史明的靈魂裡。1960年代他跟日本赤軍聯合是有聯繫的，從事的那些爆破行動，在屋頂上做炸彈、「碰！」一聲試爆，今天看來很像在玩家家酒。有時我覺得他的人生很像一場大型家家酒，連勝文廣告裡說「一直玩、一直玩」我覺得他比較適合，但他玩的是生命、革命。

史明童年記憶裡，阿嬤帶他去吃普渡、包春捲，他從日本帶6000萬回台灣之後，每年花百萬給計程車司機辦普渡（這些普渡活動的影像沒有放進電影），他認為民俗節慶是台灣文化，但也是童年時覺得好玩的事情。他在日本賺了非常多錢，還辦過銀行，因為他想貸款給年輕人創業，但後來虧錢失敗，最賺錢的還是新珍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