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這要先從我們是怎麼開始工作講起。我們第一次開會是3月26日，也是因為323跟324的衝突太大。我覺得這是一個爭奪詮釋權的狀態。那時候紀錄片工會──主要是蔡崇隆──提了一個意見，我們很快在3月26號開了一個會，他說我們需要有攝影機做二十四小時的記錄，一定都要有人待在現場，以免有什麼狀況發生而我們沒有記錄上。我則提了一個意見，認為我們要成立一個公民影音資料庫，把散在外面用手機拍的也好、用任何攝影機拍的也好，希望所有資料都能存到這個影像資料庫裡面來，至少先有畫面再說。

接下來是我們認為一定要有故事，好比說這個事是怎麼起來的？是誰在主要做對外發言？因為其實陳為廷不是總指揮，對他們內部的所有人來說，都認定陳為廷只是個發言人，但這個發言人畢竟是所有運動者透過這個發言人的渠道把所有的聲音送出去，所以他們到底要發什麼言？就是透過這個發言人把故事講出來。再加上傅榆拍陳為廷拍了兩三年，她一開始沒有進來，但是崇隆一直說服傅榆一起進這個專案。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像陳育青導演拍的〈一夜之間我長大〉，那個事情因為是促成我們在一起合作的核心，育青之前拍過《公民不服從》，所以她自己也提出她對這個有興趣。可是這個事件的背後，國家機器如何動用警力去做這樣的事情？崇隆因為他是做調查紀錄片出身的，所以這個部分讓崇隆做就會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有兩種方向，一個是我們提出一些一定要有的問題，當時我們在與flyingV合作的項目裡面就都已經丟出來了。另外一個方向就是導演他們各自有興趣做的。例如佩芬導演，她一直對於這些在街頭裡面討論的過程很有興趣，那這個部分也很重要，因為素人的參與第一次來到街頭，他們到底為什麼來？他們在想什麼？這個非常重要。還有一些重要的就是議場裡面的空氣到底是怎麼樣？那個臭味。所以才有李家驊導演的那一部〈看不見太陽的那幾天〉。

賀：我們想要給一般民眾看，不一定是支持這個紀錄片，也許不知道當時發生什麼事，可是他有點好奇會想進來看看。甚至他可能不一定同意當時的運動，我們也希望他可以來看這部紀錄片。

蔡崇隆（以下簡稱蔡）：剛剛放映時坐在我旁邊的是《天下雜誌》的李雪莉，她有點驚訝裡面的官方或警方也有講一些話可能是她沒有想到的，一個是他們出現、一個是他們講那些話。這個片子應該會有一種促成對話的效果，至少很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能夠促成對話。這個對話不只是運動團體、來抗爭的民眾自己的反省、或者更進一步的互相了解，可能在整個國家社會的範圍。我甚至希望有一些不同立場的人也可以來看一看，也許他們會看到一些面向他們本來沒想到的。透過這個片子他可以看到，「噢原來陳為廷也有自己搖擺的一面」，有些年輕人原來是這樣想，而不是跟他們原先想的「他們就是被綠的控制」。如果他們願意來看，應該會得到一些他們原本沒有想到的資訊，是主流媒體沒有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很重要，因為我們這個團隊真的希望這些人進入立法院，是撐開一個空間，我們希望這個影片打開一個對話的空間，一個可以理性討論的空間。當然這裡面有一些情感的方面，但我想我們不會一味的要引導說去仇恨國民黨、或仇恨馬英九、或仇恨警方。像我那片〈國家機器的啟動〉其實很好做，如果你要把它做成鎮暴警察就是不對，因為他們流血鎮壓了，你怎麼講他們就是不對啊。我如果把它做成一個仇警情節的東西是很容易的，因為也有證據啊，他們真的打人了嘛。但是應該可以看到在那個片子裡面，我並沒有要把警察當作一個對立面，我認為比較要負責任是他上面的人，行政院那些人。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我們的一種誠意，我們沒有要製造對立，是要創造對話。

賀：我把它稱為一個拼圖的過程，一塊民主的拼圖，這塊拼圖非常大，雖然是從318開始啟動，也啟動我們去做這個記錄。我們做了九塊拼圖，這個民主的拼圖未來會一塊一塊拼出來。拼圖的內容包括論述、爭論、辯論，包括所有在公共議題上的討論，所以是一個民主的拼圖。我會希望它沒有終結的一天。誰來拼這個拼圖？就是來看這個影片的人，透過各種公共論述以及對這個影片的討論，去形成多元的聲音。

蔡：我們三個（指蔡崇隆、賀照緹、李惠仁）都當過記者，我們會有一種新聞鼻或者職業病，我們看一個東西會知道其中是否有滿重要的事件在發生。我會比他們更焦慮是因為我定居在嘉義，不像他們都在臺北，所以我在嘉義看電視新聞，感覺有一個歷史事件在發生，李惠仁可以進去拍，但我只能看電視（笑）。所以他說我其實是最早發起應該要輪班拍攝，但我離得最遠，應該不甘我的事。因為我是紀錄片工會幹部，創會就在那邊了，我知道這個團體、基地，在這個時候應該可以做一些事。也因為我們已經成立八年了，大家累積了一定的信任關係跟共識。如果本來沒有這個組織，要把獨立紀錄片工作者結合在一起是很困難的，但我們有這個團體，惠仁是理事長，照緹也是幹部，我們透過臉書群組發起看這個東西有沒有可能，他們很快真的有很多人一起開會，把這個事情變得可能。我自己有點敲邊鼓，這件事情開始運作之後，我也不能置身事外，所以我後來就變成製片之一。

雖然我離得很遠，很多東西我沒辦法涉入太多，因為付出體力勞動我比較沒辦法。但譬如330的時候我也有上來自己幫忙拍，在〈國家機器的啟動〉方面其實是要追蹤採訪的，人手不夠我也有上來拍，連我老婆（阮金紅導演）都上來一起拍。我在前半階段比較推波助瀾，惠仁本身就很忙了，如果只有照緹一個人也很累，因為她本身也有別的工作，我們都等於是無酬的工作者。在這個片子裡面有一個對我們不太合理的處境，我們在剪接、動畫、配樂都有給一定的pay，因為我們不想剝削他們，畢竟有付出勞力，但製片跟導演是無酬勞的，可是我們是最累的，以勞動權來講我們是把自己剝削的很厲害，可是又有點無可奈何，因為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歷史事件。所以這個片子會有一些缺陷，甚至結構上有問題，或全片的邏輯、串接是有問題的，可是這個部分好像就很難避免。

李惠仁（以下簡稱李）：這本來就很重要。月亮有亮處也有暗處，沒有暗的地方是不完整的。一場運動裡面有幾個層次，也許就運動者來看這個部分，可能不想讓敵人知道我們的弱點在哪裡。可是我覺得一個真正的運動者、一場社會運動──我們不斷談到紀錄片是在對話──其實也是在跟這塊土地對話，跟政府、國家機器對話，跟我們拍片是一模一樣的，除非你要革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但重點不是。所以對話是重要的，運動要有方法、要有策略，這是一定要的。這個東西不能迴避也不能不去討論。如果都去迴避、不去討論，表示運動的過程中如果出了狀況，那老實講他們可能就決裂了。而為什麼在這場運動裡面很多人希望可以消弭這樣的裂痕？這場運動裡面有太多歷史的巧合，很難去講為什麼這樣子。絕對不是一開始誰就想切割誰。就如同在影片裡面陳為廷是非常真誠的談到這個部分，老實講我看到這個過程，他沒有想到會變成這個樣子。那你要不要去面對？我們看到他很真誠地去面對。如果你不談不去碰，那這個結就永遠在那邊，對運動來講並不會往前走。

李：完全沒有事先安排，但也不是說是巧合。當我們從不同的面相切到事情的內部的時候，某些狀況我們切進去就會看到原來都是相關的。

蔡：一種不同的佐證。

賀：這應該是記錄片跟新聞報導不一樣的地方。新聞只要呈現表面的事實、記者看到的事實就好，這是記者的工作跟專業。可是紀錄片工作者要不斷地追問，紀錄片工作者的專業是要進入現實的背後，去追問很多深刻的問題。好比像育青的片子，其實非常容易可以拍成流行電影，慷慨激昂，把警方拍成對立面，去頌揚人民的勝利，可是育青沒有這樣做。她讓受訪者追問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其實我不知道我學到什麼，我可能要用我的一生去理解背後的意義。」我覺得這比較貼近一般觀看的人的心境。這其實不是巧合，是所有認真的紀錄片工作者都會去想，表面現實之後有沒有更深刻的提問。

蔡：如果跟新聞比較起來，新聞拍人物會比較平面，但紀錄片比較立體。例如你看陳為廷就不止是學運明星而已，表面下的心態是什麼？我們希望讓大家更了解。你看到新聞的事實可能是亮的一面，我們希望你看到暗的一面。但事實的很多面向也不是靠紀錄片就能夠補足的，我們真的要謙虛一點。例如太陽花運動的事實裡面，我們只有九個面向，但可能需要一百個面向才夠。就是因為你很難有一個定論，所以我覺得很難說這個紀錄片就是很完整的、沒有問題的，會受到很多質疑跟討論也是正常的。這個片子有不足，不足的部分也會引發疑問，我覺得這也是它有意義的部分。不要把紀錄片當成百科全書，看了之後就知道到底太陽花運動怎麼回事，不要認為看了片就了解太陽花運動。就算我們拍了，我們也只了解太陽花運動的一部份，何況只是看了片子的人。

賀：這不是太陽花運動的全部，鎖定的焦點是青年世代，我們希望了解參與這個運動的青年世代在想什麼？他們是誰？他們有哪些地方被改變了？ 

賀：有時候是為了脈絡，因為我們沒辦法拍到這個人實際上拿著麥克風的畫面，不是在那個投螢幕上。

蔡：我們每個片子自成單元，每個導演都講故事都設法要結束，所以觀眾在看會有一種「不是結束了嗎？怎麼又來了？」這個是我們片子結構的問題。可是這就是先天上決定這個片子要怎麼組合在一起的時候，無可避免的。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講好是一個有機的串接，其實可以跟導演協調好，讓它更有故事邏輯。但就像我們一開始講的，這九個主題跟這幾個導演，組合不是那麼有計劃性，甚至是有點隨機的。我們要尊重每個導演怎麼看這個事情、處理議題、看事情的方式，等於是一個獨立的作品。我們的心態是，這還是九個獨立的短片，分開來看可以、組合在一起看也可以。每個片子都要結尾，組合起來有時候就不太順。在戲院上可能還好，但在電視上看就可能會不耐煩或以為結束了。我們的編輯或結構就有這個弱點。

賀：這部片不是一個很正規的做法。要做DCP是非常複雜的事情，影片要上院線、做後製，都是大工程。其實我們的定剪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完成，那時整個影片的走向都定好了。但同時，這個社會仍發生太多事情，對這場運動的辯論也更深化了。當時我也曾擔心，再過幾個月等到影片出來時，會不會不夠深？大家對於太陽花的討論，加上現在又有香港的事情，我自己會有小小的焦慮。但我覺得這個影片本身以及後來對它的看法，其實都是一種互為文本，都是繼續在拼圖的過程。是在很多不確定狀況之下，需要變成一個影片。需要有影片的形式跟框架，但又有很多不確定性，其實是跟運動很類似的。

蔡：也算是太陽花運動的一個產物，只是內容是影像，是一個影像的產物。如果沒有運動就不會有這個東西，也因為運動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我們也受到時間的壓迫，就像當時他們在立法院裡面一樣。這好像是一個副產品，所以充滿了缺陷。例如〈國家機器的啟動〉是十五分鐘，我的粗剪其實是三十分鐘。以我自己做片子的看法，我覺得這十五分鐘是不夠的，拍的時間不夠長、內容不夠深入，但我得到的篇幅就是十五分鐘，工作時間不到兩個月。其實我是不滿意的，這個東西是不夠的。可是如果是作為運動的副產品，是裡面的產物，那也只能這樣。

賀：我覺得這是一個影像運動，在今年又特別有意義，今年剛好是影像運動的三十年。1984年綠色小組發起人王智章跟陳素香拍了梅山礦災的紀錄片，今年剛好是第三十年。我們不是太陽花運動的主體，我們是記錄者，我們不是運動主題。但在一個程度上，我們是影像運動的主體。其實我們同一群人的看法都很類似，我們是被什麼召喚而來？因為很多被壓抑的聲音沒辦法被看到，所以我們被召喚而來，這就形成了初步的共識。如果我們大部份的導演認為大眾媒體說的就是我同意的，那我們沒有必要再發聲。現在就是因為很多被壓抑的聲音沒有被看到，這些東西需要被挖掘出來，形成我們一起工作的共識。其實這在文化意義的層次上，的確是影像運動。

蔡：這是一種文化運動，我們在創造一種有觀點的文化記憶。主流媒體創造比較偏體制的歷史，我們創造非主流的人民記憶，是有觀點的，當然是紀錄片工作者，或廣義而言的文化運動者的觀點。如果有人問我們跟主流媒體有什麼不一樣，我會說比較偏向人民土地，離國家、體制比較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