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轉音像‧拼貼真實
今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以「再見．真實」為核心概念，挑戰觀眾對於紀錄片的定義，以及對於用影像重現真實的想像。今年的焦點導演－－美國獨立紀錄片創作者，艾倫．柏林納（Alan Berliner）──更是挑戰真實概念界限的代表人物。其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運用蒐集而來的檔案影片、圖片、錄音資料，拼貼出一篇一篇關於家人、自己的生命故事，也因此，曾有人稱艾倫為一位「不需要攝影機的導演」。而這樣獨特的紀錄片形式也讓他被歸類為一位「實驗紀錄片」創作者。
儘管被歸到實驗類型，艾倫的作品其實非常平易近人，因為從他1980年代的短片到2012年的最新長片作品，他一直以一種饒富趣味與詩意的方式，串起每一個看似毫無關聯的影像與聲音。而他所關注的議題，不論是對和自己同名的人的好奇，或是對於自己失眠症的煩惱，也一直很容易在觀眾之間找到共鳴。而他的最新長片則是將鏡頭對向了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年老表舅，費時五年拍攝他最摯愛的親人與啟蒙恩師在失憶症影響之下，日益衰老的身影，而艾倫對這位親人的疼惜與不捨，更是讓他傾其所能拍出至今最好的長片作品──《已遺忘為詩》（First Cousin Once Removed, 2012）。
這次《放映週報》繼和台北電影節合作編輯影展報之後，我們再次和TIDF合作，出版影展報，也因為這樣的機會，我們得以和艾倫‧柏林納進行了一場訪談。但是在影展報上礙於篇幅，僅能呈現訪談全文的三分之一，我們特別整理了剩下的訪談內容刊載於此。筆者向這位艾倫請教了他在作品之中對聲音與影像的看法，也請他分享在各個階段中的創作理念。也很感謝艾倫在訪談中無所不談，並且將他拍攝表舅愛德溫．荷尼時的辛苦與心情毫不保留的和我們分享，也讓我們受《已遺忘為詩》深深感動後，再次為艾倫與愛德溫之間的情誼憐惜不已。我們特別獻上這篇完整的訪談，和各位朋友與影迷分享。
影片：短片《一瞬之光》（Everywhere at Once）片頭。
您的電影創作生涯是從製作拼貼音像素材的實驗短片開始，透過那樣的手法，您是否企圖藉此在這些音像素材中尋找什麼特殊意義？例如各音像素材之間的詩意巧合，或是某種普世本質？
柏林納（以下簡稱柏）：我在電影創作的早期，試著去更了解我和所謂「電影感」之間的關係──也藉此創作出令人玩味、動感且流暢的蒙太奇──不論是影像與影像、聲音與聲音，或是聲音與影像之間的拼貼。早年從1980到19985年創作的拼貼作品，都是由檔案影像和錄音資料作為素材，其中有許多素材都是「挖寶」來的。我透過它們來探索如何以詩意的聯結，串起各式各樣的主題、概念、圖像元素、運動方式以及其他影像元素。我希望利用這些讓人出期不意、甚至有時是超寫實的手法，在作品中打造出一種如歌般的童心趣味，讓其驚喜連連又不可預測。從現在回望過去的這些作品，我可以看到當時已經有許多跡象顯示出，我已經開始朝成為一個剪接家的方向前進了。
透過和事件不直接相關的影像與聲音去呈現真實──不論是外在或是內在的真實──是您敘事手法的主要特色。而您又如何理解「真實」這兩個字對您的意義？而這樣的敘事手法對您來講的特殊意義是什麼？
柏：我自始至終都一直是個說故事的人，我用我和我生活中所認識和摯愛的人們的故事，作為我的創作題材和實驗空間。「真實」對我而言從來都不是絕對的，而是根據我對不同人事地物與關係的了解而不斷開展。我一直在我的故事之中尋找生活的矛盾諷刺、辛辣、幽默以及其他的面相與聯結，想知道如何能夠讓一個故事盡可能地涵括其後非常廣泛的議題與主旨。我的電影一直不是從一個客觀的現實展開，而是透過各種不同的視角、理解、關聯來描繪我鏡頭下的人物，以及他們在如此複雜的世界中存在的狀態。
通常找到想要的影像或是聲音，大概需要花多少時間呢？
柏：有時我可以馬上找到我想要的素材，有時候可能要花上好幾個月。我一直在尋找可以在我所探討的題目中作為隱喻的影音素材，有時候就算我沒有在尋找合適素材，我也可能碰巧找到新的做法，我很喜歡做這樣的探索。我一直很接受新想法，也一向渴望發現能夠為我的影片增加額外意涵與深度的新素材。我也希望帶觀眾和我一起進行這樣的旅程。
聲音和影像在你的作品中扮演同要重要的角色，甚至您每一部片的音效都有自己的一套主題，您如何發展出這樣的概念，而它又如何幫助你塑造你的故事？
柏：從我開始創作影片，聲音在我電影中的重要性一直和影像相同。但對很多創作者而言，聲音可能只是他們創作電影過程中的次要層面。對我而言，聲音可以輕易的帶出影像，而影像同樣可以輕易的帶出聲音。我希望我的電影有著強烈的音樂性，我希望他們聽起來可以十分有趣。我也希望透過聲音和其他各種方式來抓住觀眾的注意力與想像力。例如在《親密陌生人》中，機械式打字機鍵盤的答答聲與換行時鈴噹聲都是整部影片敘事結構中的重要裝置。聲音也是這部片的分段符號、產生節奏的工具，它也是我在這部作品中呈現某一主題的矛盾詭辯的效果時，強而有力的象徵：身為外孫的我，正透過電影幫我已故的外祖父接續他來不及完成的自傳。
影片：《親密陌生人》片花（2014 TIDF提供）
當您編排每一場戲的時候，您會先決定影像還是設計音效?
柏：都有可能。因為我認為聲音和影像一樣重要，在剪接過程中應該被一視同仁且同樣靈活地衡量。我一直在尋找可以幫助我的作品打造一致風格的元素或是型式。此外，我一直希望利用聲音以及／或是影像上的變化帶給觀眾驚喜，同常聲音和影像的變化是一起發生的。
在什麼機會下您開始拍攝您外公和您父親的故事？您又是否想藉此追尋家族的歷史，由此了解他們是如何成為您今日所見的家人呢？
柏：當我拍攝《親密陌生人》的時候，我獲得探索我母親家族歷史與文化的機會，也因此更了解外公的那段故事──那段家族神話──是如何由我的外祖母、母親流傳到我身上。在獲得這項特權（還有榮幸）開始調查我的個人家族史時，我很自然而然的就會渴望也能夠進一步認識我父親家族的歷史與文化，也就是我父親那邊的故事。《與誰何干》這部我替我父親所作的近身特寫，就是達成這個目的的絕佳管道。這部電影揭示了除了我母親家族的背景之外，另一組傳統傳承──不論是基因上、心理上、情感上、以及文化上的傳統──是如何一代一代傳遞下來，並且用非常複雜的方式塑造了今日的我。我喜歡將這兩部片一起放映，因為他們是如此的互為表裡，兩者就像是一個整體的各半。在這兩部影片之間，有很多相互連結之處，包括了有不少聲音和影像都重複出現在這兩部片之中。
您是否曾嘗試以您家族中的女性為主角拍攝紀錄片呢？
柏：這是個好問題。但請先理解到我從未迴避探索我家族中任何的女性成員，而且事實上，隨然我已我祖父、父親、表舅作為主角拍攝紀錄片，但這些影片的主角只是恰好是男性而已，並非刻意的安排或設計。我的《親密陌生人》是關於我外公喬瑟夫‧卡蘇托（Joseph Cassuto）的故事，但卻以我的叔叔艾爾訴說我祖母是他家族中「真正的英雄」做結。老實說，我一直認為拍電影是一個認識與了解我母親最好的方式，我認為這句話也可以套用在《與誰何干》之中；雖然我父親才是該片主角，但你也可以從這部影片中對我母親與姊姊了解很多。對我而言，我的影片的「主角」都只是為我在這部片中所要展開的調查，提供一個起跑點而已，也因此，我從未覺得我的影片僅是關注我家族中的男性主角而已。
圖：90年代的艾倫（圖右）在《與誰何干》拍攝自己的父親奧斯卡．柏林納（圖左）。
您在創作中期將鏡頭從家人轉向自己的身上，探索您所渴望了解的幾個自身問題和困擾。請問當初是什麼原因讓你開始轉變創作方向？
柏：我一直認為，作為一個逐漸發展為專拍個人議題的導演，我在期間的成長與發展，都是根據我在創作的過程上一步一步──也一部一部──逐漸向更大的「個人」概念靠近。拍完《親密陌生人》和《與誰和干》後，我隱約開始覺得，我似乎準備好要來創作更個人的題材，要來嘗試處理自傳類的東西了。而從很多方面來看，這都是在拍攝《同名電影》這部我用來探索我的名字的紀錄片背後，所帶給我的啟發。當我開始朝這個方向前進時，我的失眠症也就變成一個顯而易見的題材。而《絕對清醒》也變成了我目前拍過最個人的作品。當然，到了下一部作品，我的家人又再度成為我的拍攝對象，這一次的主角是我的摯友、我的表舅、以及我的啟蒙老師：愛德溫‧荷尼。
他是《以遺忘為詩》的主人翁，這部片的拍攝也是出於您強烈的個人動機，但您如何面對如此沉重的題材，由看到其摯愛的親人在鏡頭前逐年衰弱，您是否曾有難以繼續下去的時刻？
柏：我必須強調我非常愛、也非常仰慕愛德溫，而且多年來我們的感情也非常緊密。我很了解他，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他一定希望我能夠堅持到底完成這部影片。愛德溫是一位詩人，也是一位詩人的翻譯家。他相信文字的力量。他也相信，詩人在世上所扮演的角色，是為一切無形不可見的事物賦予形體，為生命中黑暗的角落帶來曙光，以及無懼無愧地面對人性的缺陷與脆弱，他相信風險背後的價值。愛德溫也是一位良師，我想你可以從影片中看的出來，他對於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也非常好奇，不斷試圖去解釋－也試圖教導我去理解記憶正在他腦海中消逝的情形。愛德溫以前常說，一個優秀的詩人應該能夠撼動他人的靈魂深處。這也是我想在這部作品中所做的，我是在遵從他的指導。說了這麼多，如此直接與近距離地和失憶面對面，讓《已遺忘為詩》的記錄過程成為我所遇過最困難的拍攝經驗。很難堅持下去，但是我仍不斷鼓起勇氣繼續拍攝，因為我知道愛德溫一定希望不論要花多少時間，不論它變得有多麼困難重重，我一定會堅持和這個拍攝計畫一起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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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絕對清醒》一樣也利用檔案影像呈現導演手失眠所苦的困境。
下圖：愛德溫．荷尼在《已遺忘為詩》之中和導演一同探討記憶的消逝。 |
荷尼先生罹患了阿茲海默症，您是否需要因此在每一次拍攝前都徵得他的同意以進行拍攝？
柏：在最開始我去探望愛德溫時──當時他還在阿茲海默症的早期，意智都還算十分清楚──我們曾經一起討論我另一個在進行中、也是和探討記憶的消逝有關的拍攝計畫。在我們討論的過程之中，他提到他很擔心自己的記憶，我們兩個便同意從下次見面起，我會帶著攝影機拍下我們的對話，我也可以藉此追蹤他的記憶的變化。愛德溫不但同意我的拍攝，更為此簽了一份授權書（release form）。當他的記憶開始嚴重的消逝，尤其在他過世前幾年時，我常常需要像他重新介紹我自己。基於我們一直都是在親人與藝術同好之間的完全相愛與互信，以及完全的尊重下往來，我一直從這樣的基礎上找回我的勇氣和力量。
拍攝阿茲海默病患可能是全世界最困難的拍攝挑戰之一，就您的影片看來，您似乎是以每次和愛德溫進行類似的話題的方式來進行拍攝，請問您從何時開始決定以這樣的方式進行拍攝？
柏：這是件很艱困的工作，徹徹底底的艱困。在一開始，尤其頭兩年的拍攝中，我會問愛德溫一系列「考古題」，如此一來我才能重新抓回他對前幾字訪談的記憶。我也希望觀眾可以從影片中看到，和一個記憶永遠處在變化狀態中的人對談有多麼困難，尤其當我們還聊到一些看起來根本不可能遺忘的事情。我也決定不按照時序，而是用「立體派」的方式來交錯剪輯訪談內容，好讓觀眾體會這種疾病不斷卻又非線性的複雜發展過程，以及回憶與遺忘之間的關係是如何用不可捉摸的流動與瞬逝在變化著。在拍攝的五年間，我不時會帶著新照片、新書籍、新書信、還有其他新的東西給他並和他討論這些東西──這麼做也是想刺激他的記憶力。但隨著時間流逝，如果他在拍攝時想要小憩，我就會讓他睡；如果他只想看樹發呆，我就拍他做在椅子上望向窗外的樹；如果他不想聊天，我們就不說話。我一直試圖用鏡頭呼應著他每一天的心情、他腦中的世界、他的精力狀態、還有他和我交流的意願和心力。
最後，在拍了這麼多年的紀錄片之後，拍紀錄片現在對你有著什麼樣的意義？
柏：大多數的藝術佳作，都是已知與被隱藏的事物之間的組合、交織、或共舞。我想我一直試著在兩者之間找到最好的平衡，如此一來，我便可以自由掌控我的電影，讓他們超越彼此間的特異性（specificity）、他們在個人細節程度上的不同，並且在物質與精神層面上捕捉到一種普世共通的本質。我喜歡挑戰事物公與私之間的界線，拍攝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點了解的主題（例如家庭、認同、道德、睡眠、失憶……等等），而且可以用我的以及我認識與喜愛的人們的生活來刺激觀眾去思考他們自己的人生。 如此一來，我的電影扮演著世界的窗子和鏡子，我想要讓人們在我的電影中可以意外的發現，原來某種程度上，他們在大銀幕上看到的是某一層面的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