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果導演談改編網路小說
從上映至今，香港導演陳果在他的最新作品《那夜凌晨，我搭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中置入的政治意涵，一直是現在民氣正高的港人爭論不休的熱門議題。連《紅VAN》到了台北電影節擔任閉幕片，放映結束後觀眾問到為何選擇以紅色作為本片重要的元素，陳果笑答紅色是偶然、是巧合，是同名原著書名中原本就有的文字，但他也說「原著書名裡面給了一個這麼好的字，怎麼能不好好利用呢。」可是，導演隨後又在回答的最後表示「這和我的意識形態無關，不要又把我政治化了！」巧妙的回答著實令人玩味。
對於香港本土社會、底層小人物生活狀態的關注，是陳果一路從97回歸時的《香港製作》以來作品中的重要主題，也是陳果在改編極具商業潛力的《紅VAN》小說時，對原著著力最多之處，而導演在改編時加入的「社會角度」、「香港情結」也是陳果身為創作者最堅持的作者觀點。因而，這個原本由主人翁阿池（黃又南飾）以私密獨白口吻訴說的故事，變成了一個以第三人稱旁觀17位搭著俗稱「紅VAN」小巴的乘客在空無一人的香港尋找謎團解答的香港故事。
陳果導演談吐豪爽，一如他鏡頭底下香港的草根小人物，話鋒卻又十足犀利，我們這次很榮幸和導演深入討論他將《紅VAN》這本小說改編成電影的過程。我們在台北電影節期間，曾於第四期的影展報刊出導演的訪談，可惜的是礙於篇幅，只能刊出約莫一半的內容。本期放映頭條特別為讀者整理該專訪全文，讓大家看到《紅VAN》從電腦螢幕躍上大銀幕時，電影導演如何準備一部作品的改編，以及在改編過程中，他如何掌握劇本的改寫方向，導入自己的作者視野。
《紅VAN》不論電影或者是原著，都在香港引發很多政治的聯想和討論，可是你多次提到這部電影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政治，您怎麼說？
陳果（以下簡稱陳）：其實有時候是大家解讀過味了。當然現在問題是這樣，這是個敏感的時代。如果單純從香港的角度來講，我覺得國內（中國大陸）的人是不理解的，我覺得台灣人比較理解，因為畢竟大家都是從比較接近的社會制度下，過渡到現在這麼多的壓力，或者是社會、體制的改變。我只是在影片裡面結合了當時目前香港很躁動的一種情緒，只是當下我們一種想法與情緒的延伸，這種延伸也代表了現在香港很直接的狀態，就是對現在社會的改變──或許是承受不起，或是沒法承受──的感覺，當然我們變化是很大的。
再說，它又是一部特別商業的電影，原著也是很商業的小說，其實沒有太多政治的東西的。
但問題是，到我手上時，該怎麼把這些元素放進商業電影裡呢？這種人文的元素，是在香港商業電影中比較少見、甚至老闆不可能給你做的。18年前我拍《香港製造》，那時影片討論雖然非常多，但畢竟還是少數人喜歡，沒有變成所有年輕人都喜歡的電影。以前政治在商業電影裡永遠是個敗筆，因為香港人不關心政治，但我覺得現在不同了。這一次電影沒上，就已經很轟動了，當然原著的商業成功和網路討論也是原因，但是他們很期待看這部電影，甚至電影上映後，有些政治性的解讀出現後，他們也不介意去看，證明這些年輕人已經不是那麼逃避政治。其實這是社會改變了，我其實還沒改變（笑）。
去年「大學生影展」曾在台北舉辦一個論壇，其中有香港的電影科系老師出席，浸會大學的葉月瑜教授就提到，近幾年他們電影系學生作業的主題也常跟社會議題有關，年輕港人對社會政治議題得關注度似乎真的變高了。
陳：有！因為這幾年香港發生很多事。「反二十三條法律」跟所謂的「反愛國教育」這兩波都無形中提醒了年輕人，加入了所謂的公民責任吧，進而出來反對，變成公民抗爭。這個運動是沒有號召的，有自覺的人會出來的，以前我們會覺得年輕人一代不如一代，但反而這次從香港這十幾年的變化中，我覺得又是另外一個故事。我覺得你不要提醒他，社會的改變，他們自覺的人自己會站出來的。
所以這就是我把這些情緒性的東西加進《紅VAN》時候，香港觀眾看得很投入，他們也認同種感情，所以這部電影反而沒因為放了政治的議題而被糟蹋，因為你知道有時候放了政治議題後，就會出現很多「反政治」的人，而現在的香港你不關心政治不行，因為已經逼到你門口了。
原著Mr. Pizza也很年輕，他給您的印象是什麼呢？他也是很關心社會議題的年輕人嗎？
陳：他是一個很文的青年，你看到他的時候都想像不到他寫的東西那麼黑暗。我就問他你有什麼陰暗面寫出這種東西，比我還陰暗（笑），但是基本上外表就是一個斯斯文文的青年。
他以前未必那麼關心社會議題，但這次合作反而可能會使他開竅。我覺得他寫小說的時候很直覺，沒想那麼多，但是經過這次合作，應該多多少少會刺激一些東西。
你跟他聊的時候會跟他明示或暗示說，可以再多寫一點和政治或社會相關的東西嗎？
陳：沒有，我討論劇情時只是丟出一些概念，但是具體的指示我是完全沒有的。因為很多東西都是你真的到了那個本子上，才會真的集中精神去寫，真的要花時間坐下來參與。
這部電影原著是網路小說，您也提到您這次想拍的是主流電影、商業電影，而網路小說對於主流電影而言，在行銷上面是不是變成是一個很有利的切入點？
陳：現在是這樣，因為大陸近年賣座的影片例如《失戀33天》等，多是網路小說所改編過來的電影，網路的東西容易流傳，而且在這個年代，傳統小說老實講能不能生存我都不知道，大家都上網看、沒買書了，網路小說的流傳率還是滿高的。
當初我們監製拿小說給我看的時候，我只覺得這是一個很商業的東西，能拍。而且雖然它是驚悚片的寫法，不一樣的是，它不是用鬼，而是用整個環境的變化使你驚悚，這種驚悚是香港、甚是華語片都沒拍過的。而講到環境的變化，就可以有很多故事在裡面了，不單純是所有東西消失，你還可以把你之前的一些怨氣、之前的變化把它加進去，變成不是單獨一件事的變化，是整體的。你可以包含這十幾年的變化也行，所以當這個小說流行度高，特別是找我拍的時候，觀眾對這個電影的期待性也很高，由其香港特別高，所以在討論區上也特別活躍。
可否談談《紅VAN》宣布將改編成電影時大家的反應？
陳：大家在網上已經很關心，特別是香港有一個叫高登的網站，這個討論區是特別多人！香港有十幾萬人在裡面，這本小說也是從高登網上流傳出來的。當改編的消息一發佈，年輕網友都忙著幫你做Casting（選角），他們一聽說我們找林雪演《紅VAN》司機的時候，大家都百分之一百贊同，好像他們也親自參加了那個選角的過程。你只要上網搜尋一下，就會看到他們提出了很多意見。
這次我們在上香港電影節開幕的時候，有個高登網友也站出來大大聲聲地說：「不錯！你現在這個改的不錯，我們非常滿意！」──「你們」非常滿意？這個你們代表什麼？其實也代表他那背後的那些網友們，所以很有影響力，我們其實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但是那個我們想像也有十幾二十萬吧！就單純香港來說。
您在改編時，是怎麼看這本小說，以及拿捏改寫的方向呢？
陳：《紅VAN》小說講的並不是傳統鬼故事或殺人兇手那種驚悚的元素，它是全香港都沒了，那種東西就比較大。我們的製片原本請我看這麼大的東西能不能拍時，我是說能拍，但是那時還沒決定找誰拍。但等到後來他們要我拍的時候，我才覺得「你叫我拍？我就不是這樣看了。」我就把它昇華到另一個層次，就是我個人怎麼去看這個題材的觀點，除了驚悚情節之外，再加上「香港情結」這一塊。
那這個「香港情結」是你在看小說時本身就已經開始有感覺到的東西嗎？
陳：看的時候還沒有，是他們決定找我拍的時候，我想法就不一樣了。當初我只是覺得找誰都能拍，因為這個故事有趣，而且從失蹤到找出真相，這是一般商業結構、主流結構、類型結構的電影。但是後來他找我拍的時候，我就有我的看法。
但是劇本一開始還是先讓原著作者（Mr. Pizza）去寫，當時我想，他是一個完全沒有做過電影的人，我想用一個新的角度去看他怎麼寫，但他一開始還是太忠於原著，這樣有好有壞，好處是簡單，壞處是對我們導演來講沒有挑戰性，那我看小說就算了嘛。作電影若要滿足觀眾，如果你是100%直搬過來，我覺得他們應該也不會滿意。
我則是將我的看法寫進最後那兩、三稿裡面。當初他們決定給我拍時，我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樣。我有我的觀點，我畢竟不是一個完全用商業片去想事情的人，我還是用我的社會角度，思考怎麼把它昇華。你若單純就商業片去拍，它就是一部商業片，不會有太多提昇，就算賣錢它也只是一部成功的商業片；但是問題是，我覺得這樣還不夠。那我的責任就是把它提升，我就慢慢加入我的概念，把它和原著融洽在一塊，現在改出來的效果，當然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但就我個人來講，好的占大多數，就改編來講，我覺得還算成功。
台灣觀眾對於香港可能不那麼了解，像我就會很好奇故事的主場景「大埔」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陳：其實作者沒有特別的意義，只是因為Mr. Pizza本身就是住大埔。
而身為改編者，你自己會有什麼樣的聯想嗎？
陳：我是這樣看。因為我住沙田，如果你從旺角坐火車去深圳、去羅湖，你一過了九龍塘就到大圍，大圍到沙田，沙田到中文大學，中文大學才到大埔，大埔又到粉嶺，粉嶺又到上水才到深圳。這個路途上所有的城市以前都是小鎮來的，現在都變成衛星城市。所以大埔在香港來講就像是一個區，一個大家都知道的，而且你回大陸一定會經過的地方。等於現在你說基隆大家都知道，是這個意思。
而你如果在三更半夜想離開九龍市區，不論去哪裡，你就是坐這種紅VAN，紅VAN晚上開很快、是午夜飛車，以前可以開到時速120、 140（公里）的，發生很多意外之後政府就做了一個牌子，上面有一個電子鐘，你時速過了80它就響。但是一般人歸心似箭，三更半夜，再響他都不管，那個車是午夜飛車我坐我都怕。所以他的小說就是這樣的生活背景。
除了結局很明顯和原著不同，本片的敘事視角也和原著不一樣，從主人翁阿池的第一人稱改成了第三人稱，可以談談這個選擇嗎？
陳：其實寫劇本的時候，他（Mr. Pizza）第一、二稿也是用第一人稱，但我把這個概念變成是一個香港的故事之後，搭小巴是你個人的經歷，但全香港人突然消失，就不是你個人的問題，是整體、我們每個人都要關心的問題。所以我就把視角拉遠，把每個人都變成主角。所以在《紅VAN》裡面每個人的分工、每個人的任務都一樣重要，每個人都在這個社會裡面，無論你來自何處，在這個困境之下，他們都要找出一個真相是什麼。這情境是我們現在的社會一個非常切身的問題，這點算是最大的改變吧！
您將視角拉開後，為了讓其他角色更鮮明，也做了不少更動，例如任達華飾演的「發叔」戲份就增加不少，其它角色也多了許多設定。
陳：「發叔」在原著的戲份很少，他是後來跟另一個戴眼鏡角色結合在一塊。其實惠英紅的角色也是改編時加上去的。加上去的好處是什麼呢？因為看小說有時候不太logic（邏輯），電影有時候要logic，但你全講logic也沒辦法，因為香港沒有科幻電影，特別是華人，拍科幻電影就完了。你把它當科幻電影拍，觀眾還是寧願去看好萊塢電影，誰會看你科幻什麼科幻。所以我們把這個元素壓到最低，甚至我們對白裡面加入「香港沒科幻電影──現在有啦！」這樣的橋段。所謂的有也是比較勉強。
所以我們又找了惠英紅這個神婆大概解釋一下，因為如果你不解釋──當然她是用她的神學去解釋，所謂的二次元、三次元，胡扯的！（笑）──但是你如果不胡扯，一般觀眾會更迷惘，他不知道你在拍什麼電影，不了解「那些人不見了」是什麼意思。所以惠英紅的加入，以這個神婆的角度來講，可以說擔任了解讀的任務。
那為什麼小說沒有這個任務，觀眾還是能看？因為小說真的是不用腦，你一直看他很緊張，哇！不見了！每天又發生各種的怪事，讓你繼續看下去。看完之後，他們可能覺得「不錯！很緊張！」但他們不會反過來問邏不邏輯、合不合理的問題？
因為他們在閱讀時只是跟著文字跑，可能沒有那麼多空間去反思？
陳：我們拍之前也問了幾個人，想知道這個小說到底是什麼好看。他們說，「很怕！看都看不下去。」
我心裡反而好奇「欸？那文字為什麼會成功？」
再問下去那哪一場戲最好看呢？他們又說了，就是電話響起來的時候。還有日本人被眾人抓到，他們將面具解下來給任達華戴上，黃又南回頭撞見被嚇到的時候，他們最怕那兩場戲。
聽到他們的回答我們就暈了。我們拍的時候就覺得很難拍，因為文字的畫面他不是你真的「看到」的東西，他只是想像的畫面。但當我們一拍，大庭廣眾光天化日下，電話響起來要怎麼恐怖？只能透過聲音去做一點可怕的音效，還是達不到很幽暗、鬼片式的效果。而任達華那一場，要拍出阿池一回身看到面具人出現在眼前時的恐懼感，我怎麼拍，永遠只能用特寫，但光是人一走進畫面，看到衣服就知道是任達華了，所以不可能拍！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在還沒開拍時，做導演的一定要想像影像呈現出來的結果，跟純粹寫小說又有點不一樣，我就說「不行，做不了，我覺得這樣不可怕。」所以雖然這兩場戲在影片中還是有，但是我們不會特別讓他們變成主菜。等到我開始寫的時候，我就把恐懼的主題改變，變成整個「香港的困境」是個恐懼，「人性的變化」才是恐懼，不是所謂雕蟲小技那種，所以整個（影片的）思路就改變了。
而您怎麼設計這17位角色，想透過他們呈現香港社會的縮影嗎？
陳：是有，當然不能說代表每個人，起碼也代表部分的市民。所以在這些中年人跟年輕人的組合裡，也有我們常見的人物，例如唱完K（KTV）的學生、或是電腦黑客等等。加入這些人物除了代表某些階層的人之外，這麼多類型的人，也要在這小小的困境中要發揮他本身的東西，例如惠英紅就可以胡扯一些天文地理，徐天佑飾演的黑客便可用電腦黑客的身分，去把劇情的細節帶出來。
再說小說裡面的角色寫得很簡單，都沒有套入特定的設定，但我們拍電影時最忌的就是角色設計不清，演員永遠會問「我到底是做什麼的？」──做老師和做神婆是完全不一樣的（笑）。所以在這點上我跟原著一定要坐在一塊兒搞清楚，下面每個劇情才會出現有趣的戲味兒。
所以角色的設定是後來再跟Mr. Pizza一起討論過的？那你們是怎麼決定這些設定？例如任達華扮演的發叔，最後變成一個像是地痞的角色？
陳：當初跟Pizza談的時候還沒談得那麼深，後來跟任達華談的比較多。因為我們在工作過程中認識很多人，比如有些人年輕時曾經輝煌過，特別是也做過黑社會，你看香港黑社會片裡面也真的很多那種人，每次出來就是老懷念以前怎麼厲害、怎麼厲害，以前他當道的時候也真的是如此，張牙舞爪，但他現在落寞了，性格卻改變不了，所以還是不停想回去那個年代，但是又其實也回不去。
所以跟任達華談的時候，我們就談出一些角色性格，他就知道該怎麼演。他演的過程中也會冒出一些構想，例如現在你頂發叔兩嘴，他也沒法搞你，要是以前他當道的時候，早就剁掉你的手指，再抓去打一頓，可是現在他沒法，所以這種戲劇衝突就比較有戲、比較好玩。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加進去的。其實林雪演的公車司機改動也很大，他在小說裡只是隨便講幾句髒話就算了的角色，但現在林雪是改得最生動的，例如這個角色跟之前每個人都有矛盾，但後來因為事情的發展，使他們又團結在一塊。而當我們以「每個人都是主角」的方法去做，我們就要把每個人身上的一些戲給調出來，加了細節。因此儘管有些觀眾對這個演員不大熟，但是起碼有些戲可以把他帶出來的時候，觀眾就會記得這個角色。
所以這個電影最後的結果是，現在很多觀眾期待看第二集，期待看你怎麼搞，因為第二集的小說是不成功的，他們都想把這個責任丟給我，怎麼把它搞得好看，只能說真的累啊！（笑）
在茶餐廳後段有一場戲的改動也滿大，兩個年輕人姦屍的事情被眾人知道了，在原著裡面，他們只是被是中年男子趕出去，到了電影反而變成一場公審，可以請您談談這場戲的設計嗎？而公審是為了凸顯大家的人性層面嗎？
陳：後面的審判是我加的。它一定和人性有關，因為最恐怖的不是所謂的空間沒了、人沒了，最驚悚還是人心的變化。這點在我們香港十幾年的變化就可以看到，以前罵共產黨的現在支持共產黨，以前討好英國的現在全罵英國人。人心的變化才好看啊，這十幾年多好看、多顛覆！所以我是要抓住這個重心，在這點上我覺得我還是抓得比較準確，表達出當今香港人那種人世間的變化，那種變化是最大的、也是最恐怖的。
您還有一個改編的元素很特別，就是結尾的那場紅雨，相信很多人都很好奇其中的用意。
陳：現在電檢那些審查那些人也在問：「紅雨代表什麼？」老實講，我都煩的去解釋。我說，「既然核電廠都爆炸了，那紅雨又有什麼稀奇？」整個生態都改變了不是嗎？你說有沒有符號在裡面，老實講當然有。但你看得出有就有，你看不出就沒有，無所謂。
只不過，我覺得這個電影本身是有意識的覺得，它自己是一部驚悚片，但卻把故事提升到香港的困局。當他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的時候，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做為一個符號的解釋，這點是我個人的一個立場。我要將一個平平無奇的小說變成我的東西的時候，我就要改編它。如果我不加這些，我不改編它的時候，這個電影我拍了就沒有意思，為什麼我要花時間去拍這個電影。
所以，他們叫我拍的時候，我就說，「你小心我喔！我不是這樣想的。」（笑）就是這個意思。如果不是這樣，那就不好玩啦！拍電影最重要是好玩。
而本片的結尾眾人搭著車子前往九龍，這也是原著之中所沒有情節，而目的地的選擇也引起很多聯想，請問當初選擇九龍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陳：拍《紅VAN》時有個問題：大埔本身太小，要讓這個城市所有的東西消失，在電影上力量是不夠的。這個想法我之前提出過，但我們還是決定先照原著走。這個也沒法子，我們這個電影也沒法說一定可以隨心所欲的改，但在改編的過程中，我算了算還是覺得不滿意。所以到了第二集我還是要讓他們去九龍，我想做九龍的消失，這才是最驚悚的。而大埔、九龍、大帽山這三個地點的關係是三角形的，本來照原著直接去就OK了，但是我覺得還是讓他們走另一條路，這樣我就有機會在第二集拍九龍，但是這種也變成是我的一個障礙，可能會很難克服。
這一集讓大埔變空城的難度就已經很高，到九龍之後怎麼辦？
陳：我也還不知道。但是九龍的感覺應該會大很多，我們還是想試一下那種大的感覺是怎麼樣。
最後請導演給我們台灣讀者一定要來看《紅VAN》的理由。
陳：（指著海報上的小標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