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八〇年代綠色小組之反抗影像」座談會中，綠色小組發起人王智章曾說：「我覺得綠色小組的出現，是當時歷史的必然，而它也只能在那個時空中生存。」能否請您談談綠色小組出現的時空背景？它存在著哪些支持的條件？

管中祥（以下簡稱管）：「歷史的必然」這種說法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這個歷史其實到現在還是不斷在重演。當時廣電媒體掌控在黨國手裡，加上當時引進攝影機，所以在媒體環境的操控、新科技的發展之下，甚至在政治的某種轉型的過程裡面，有此時空條件，讓這樣的行動是可以出現的。

對照近年社運興起的背景及其傳播方式的演進，跟當年也有幾分類似。

管：對呀。2008年，「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在鹿港舉辦影像培力工作坊，談論如何透過影像，報導媒體不報導的事情，讓公民有能力回應媒體或政治上的種種限制。其中一晚，在鹿港桂花巷一泡沫紅茶店旁的小廣場上，我們邀請「農村武裝青年」來演唱，那是他們第一次公開演唱，我跟蔡崇隆導演在下面聽，突然間有非常大的感慨：二十年前我們還是大學生、研究生時，其實也參加過類似的營隊──如何透過影像紀錄，讓公民的聲音、社會運動的聲音突破在媒體上的限制。二十年之後，都變成中年胖子了，從一個研究生變成大學教授，可是我們居然在做同樣的事情，那時候就覺得有點難過。怎麼會這樣？難道這二十年來，台灣社會一點進步都沒有嗎？我們不是媒體開放了、政治民主化了，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還存在？我們還在做同樣的事情？

時隔數年，隨著社群媒體的發展，在運動的傳播上起了不小的作用，您有因而比較樂觀嗎？

管：當時悲傷的理由在於，大環境似乎是沒有變，即使現在社群媒體出來，還不是遇到同樣的問題？以這次的反服貿為例，在此之前，媒體對於服貿的議題幾乎不聞不問，特別是電子媒體。上課時，我問同學是否知道服貿的議題，絕大多數都不知道，甚至連張慶忠以30秒將服貿協議送院會存查一事，大部分人也不知情，一方面是大家對這些議題不關心，另一方面是媒體不太報導這件事情。更別提所謂的支持或反對服貿。後來因為攻佔立法院及網路直播，使得這樣的訊息被流通出來，也動員了很多人去現場參與，媒體開始報導了，可是在報導初期，還是非常惡意，包括把一些小細節、禮貌問題或花絮內容變成新聞，但那其實只是整起事件的一小部分，在報導當中，我們只看到當下，但看不到前因，我們看得到衝突，但看不到議題本身。

即使這件事情這麼重大，但其實跟過去報導的方法、手段並沒有什麼太大不同，二十幾年前，三台對於社會運動的報導，也都是抹黑的、充滿敵意的。對我來講，最典型的例子，莫過1988年的「520農民運動」。當時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畫面都是暴民去攻擊警察，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個畫面是，這一群從雲林、嘉義北上抗議的農民，載著一卡車一卡車的菜，他們的菜車上頭是蔬菜水果，下方全都是棍棒和石頭，報導遂將之定位為暴民事件，但我們只看到所謂的暴力和衝突，至於農民為何上街，絕大多數觀眾應該都是不明白的，也從來沒有好好討論開放外國農產品對台灣農民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在該次綠色小組的座談中，簡偉斯提到，當年初次看到綠色小組的紀錄影像時，感到相當震撼，因為那個年代主流媒體呈現的人民身體形象，都是被馴化的身體，如國慶閱兵典禮時整齊劃一行進的群眾，而綠色小組所再現的那種激烈解放的身體形象帶來了強大的渲染效應。您也有此印象嗎？

管：其實我覺得就社運報導而言，在主流媒體中呈現的也都比較是激烈的衝撞。主流媒體對群眾的再現可分為簡單兩種：一是國慶閱兵式的，另外一種就是在社運當中的衝撞。即使是綠色小組拍攝的影像，許多畫面也是這種衝撞，只不過採取的視角不太一樣。我有看過一些影片，更強調感官刺激，例如有配樂，但我不確定是否為綠色小組所攝。我記得鄭文堂拍攝的鄭南榕也很強調感官刺激。當年我在路邊看到的影帶，其實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是，當民進黨或黨外人士在演講時，常會有配樂，如〈望春風〉、〈黃昏的故鄉〉。

這波反服貿抗爭活動很多人到場支援，在「人手一機」的行動媒體新世代，可以即時上傳、即時分享，您怎麼看待現今社運現場的直播、「個人化的即時分享」所再現的媒體真實？

管：我覺得可以分成兩種，一是行動者的自拍，包括影像紀錄和現場直播，這比較是從當事人宣傳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情，給出來的影像是直接的。另外一種是公民媒體或獨立媒體，如「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簡稱「公庫」）的做法，他們並非行動者，但比較是站在同情行動者的角度，這樣的內容相較之下也是比較單面向的，因為會從行動者的角度去看，可是還會拉出一些客觀性的距離，還是一個第三者旁述的方式。

過去紀錄者之間亦曾發生論辯，有的傾向以相對客觀的角度報導，有的會比較偏向行動者的立場。所有的影像都是一時一地一角度的結果，本來就是一個再現，會有不同位置和立場，例如站在什麼角度去拍、怎麼剪輯等，本來就會有主觀性的想法。即使我們對於獨立媒體或公民媒體所拍攝的內容也必須保有一定的警覺性，它不盡然是全部，很清楚是站在某個角度和立場所拍出來的結果。我們也不會說公庫拍的東西是全面的，我們從未如此宣稱。可是我們會標示出我們的位置，或是要去瞭解這些人是從什麼位置去看待這件事情，再去做所謂對於真實理解的判斷。

議場內有人透過一台iPad及一雙拖鞋進行現場直播，對於觀者而言，這樣的拍攝方式所呈現出來的內容會顯得比較中立客觀嗎？

管：我覺得看的人也不是要去看中立客觀吧，他是一種參與啊，這可能是解決其資訊焦慮的一種方法，或是補足他無法即時參與的一個管道，並不是要從所謂客觀中立的角度去看待這場即時轉播，因為他不是一般的觀眾，他可能本來就被這議題吸引、感到好奇，或甚至他本身就是關注這些議題的人。他當然也可能是在臉書上看到，但臉書基本上又具有某種捲動的功能，會出現在塗鴉牆的資訊絕對是跟你的朋友有關，你看到的是社群，是跟你同質的人，他們所傳遞的資訊，你某種程度上會去信任或好奇。所以這些看的人本來就跟純粹的電視觀眾不一樣。當年會去看綠色小組影片的人，基本上也有共同類似的特質，綠色小組影片流通的管道，很多是在選舉的場合，所以會慢慢去捲動其他同質性的人，只不過其擴散能力、速度或層次不如臉書。

在這波反服貿佔領行動中，就資訊傳佈而言，有無觀察到哪些新的方式？

管：主動做直播的人增加了，而且是在不同的場子，連主流媒體也跟著一起直播。因為科技更便利使用、對資訊科技的熟悉度及過去看到的一些直播經驗，很多生手都在做，譬如在議場內做直播的是中正大學傳播系大一的學生。雖然直播不新，但是會直接使用或能夠那麼靈活使用的人並不多。也因為這樣，使得在整個運動的過程當中，網路能不能夠通暢，就會成為大家非常在意的一件事，這麼多人在現場，同時使用3G訊號，一定會塞車，通訊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所以我在臉書動態上就寫：「沒想到我在嘉義掌握到立院內外場的資訊，比在現場還多。」因為公庫的人及中正大學的學生會把一些訊息傳給我，我在嘉義把訊息上傳到公庫的臉書，做即時的轉播，可是我待在濟南路的現場，卻完全不知道青島東路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脫離野草莓運動的原型，即使是「公民1985行動聯盟」或其他，動員都還是跟過去的模式一樣。我們有時都太誇大網路的力量，像公民1985，我覺得跟網路的關聯性並沒有太強，他們起初的確是從網路上開始聯繫，可是真正的動員是大眾媒體幫忙動員的，電視、報紙大量報導，包括曹金生的荒謬言論、國防部不可思議的做法，再加上很有張力的洪姊姊，整個事情故事性、戲劇性很高，雖跳脫很多人一般的經驗，卻又有一些共通性的經驗，例如對於當兵的恐懼，這跟議題本身的強度有很大的關係。

當服貿這件事跟洪仲丘事件不太一樣，但荒謬性跟行動的張力其實是更引起大家注目，荒謬指的是30秒通過，張力則是直接佔領立法院。網路動員本來就跟事件本身的強度或類型有很大的關係，如果要說網路動員，2007年的「保留樂生415大遊行」才是更厲害的，那時大眾傳播媒體更不友善，這議題跟絕大多數的人並不相關，但可以動員六千人上街遊行，是很了不起的。

針對反服貿這個議題，就傳播層面而言，您在課堂上會引領學生思考的面向有哪些？

管：上週二在「媒介與社會」課堂上，我就跟他們談過了，當時尚未發生佔領立法院事件，大致談的是媒體報導瑣碎化、破碎化，得了「公共事務無能症」。因為很多人主動去參加，我會請他們多分享一些在現場看到的經驗，例如：有些人第一次參加社會運動，特別很多是大一，他們所看到的社會運動跟過去媒體報導的社會運動有什麼不一樣？有些學生協助公庫拍照，從一個相對旁觀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看法是什麼？有同學直接幫忙做直播，又是怎麼去看？有幾位同學則是以「媒體沒報，我們來報」作為出發點拍攝了三支短片，我覺得很有趣，他們未來可能也會去主流媒體，或被認為傳播科系的學生將來會去主流媒體，身為媒體的預備軍卻在挑釁他未來的工作，我也滿想聽聽他們的想法。另外可能會談在網路上面社運的動員方式。

那您自己在現場有哪些特別想要觀察的現象嗎？

管：我在現場最焦慮的就是整個資訊決策的過程是群眾不清楚的。從傳播和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資訊的透明、內部的溝通聯繫非常重要，然而，場內不知道場外發生什麼事，場外也不知道場內發生什麼事，例如會看到好幾個在裡面待了兩三天的人出來才發現原來外面這麼冷、原來外面已經有三四個舞台各自發聲。可見這運動本身是鬆散的，採取的是一個比較中央集權或中央決策的方式，加上又強調秩序，所以一定會長成現在這個樣子，動能和想像就受到比較多的限制，可是相對之下，穩定性也會比較強。

這麼強調理性和秩序，是不是也是為了反制主流媒體過去對於社運形象的塑造？

管：是呀，這也是回應媒體的一種方式。甚至連有一位老師在裡面抽煙都被罵。裡面的秩序的管制是另外一種社運的失序，過度強調秩序，其實是社運裡頭的一種失序。基本上來講，社運應該是相對要活潑、具有創造性，可是它已經失去應有的規則。

主流媒體和網路上呈現的資訊及立場頗見分歧，為扭轉或平衡主流媒體的報導，網路上大量轉載懶人包、提供現場第一手消息，贊成派和反對派兩造似乎各持立場，如何創造對話空間成了關鍵課題，對此您是否觀察到什麼樣的現象？

管：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贊成服貿方的也大量使用懶人包了，過去是沒有這種懶人包的。這讓我想起以前地下電台的年代，國民黨也曾經要去架地下電台，他們會覺得這是有效的傳播或起碼可以做有效的防衛。其次，主流媒體，特別是電視媒體，已經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立場，藍綠開始很涇渭分明地在處理這個議題，過去完全不報導、忽略，包括偏綠的媒體，可是現在有些媒體開始比較正面或不那麼負面地報導此次抗爭行動。有的媒體是出於立場考量，也有媒體是出於市場考量，如壹電視，幾乎整節新聞都在報導反服貿，排擠了其他重要新聞，我覺得有點超過了。這反映的不見得是媒體支持的立場，而是這東西有很多人關心，媒體突然警覺到有血腥，當然就會跑過來，因為這事件會不斷動態發展，可是過了幾天，如果國民黨都相應不理，冷掉，報導就會變少，媒體並不是真正關心這個議題，即便是壹電視的報導中，對服貿深入的討論還是很少。

現在開始有些媒體會找兩方的人來談，但滿多還是一般談話性節目的固定班底，並未深入各項分析其利弊得失，還是很籠統、很情感性地在討論這個議題。即使在這場運動當中，很多人是反中，或者很多人反服貿，可是反對程序不正義、協議內容不清楚，才是絕大多數人所關切的共識，既然如此，媒體就應該盡可能去促成社會的對話。

身處這樣的資訊社會，是否也意味著媒體識讀能力愈來愈重要了？

管：已經有愈來愈多人有媒體識讀的能力了。我覺得有幾個原因，第一，大家已經逐漸對媒體不信任了，自然會對媒體產生一些懷疑，開始懷疑就是識讀能力的一種展現。其次，開始有對照組了，以前只有主流媒體，網路不是那麼發達，現在網路愈來愈普及，使用網路的人也比電視要來得多，但很多人還是同時在使用這兩種媒介，或是電視的訊息有可能被轉介到網路上面，藉由對照組，可以發現一個事件會有不同的真實或不同的面向。第三，媒體識讀教育在高中的公民課本裡面已經有了，為期三年左右的時間。

採訪整理／王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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