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整理／王思涵

1980年代，綠色小組面對的是戒嚴很明顯的控制，所以很純粹、直接的需要有我們發聲的管道，我們要有自己的電視台，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那一面，我們想知道更多的真相。2014年，一樣被控制，只是現在這個控制是無形的，表面是民主、開放與自由，電視台多了，遙控器轉的平台多了，但它還是受電視台的新聞編輯主控。這才有趣，為什麼相隔30年，需求還是存在？

當時什麼東西不能拍？非官方觀點的都不能，不要說政治，即便是社會的痛苦面都不可以，健康寫實的時代，什麼東西都是欣欣向榮，一切都是好的；社會底層的黑暗面都沒辦法講，像雛妓、原住民勞工被剝削、老兵無法返鄉等問題。 

 礦災現場的震撼教育

舉個例子，綠色小組還沒成立前，因為我學電影，又在廣告公司工作，有機會借到攝影機，而且我會操作攝影機，我注意到一件事情，為什麼1984年梅山煤礦跟海山煤礦發生那麼大的礦災，電視台只會提礦災發生，多少人罹難，這些人沒有名字、沒有內容、沒有血肉，他們完全沒有畫面，不被看到，這些人好像數字，那時我就拿著攝影機去海山。

那個年代攝影機很少，基本上都是記者才有，所以我進去很容易，如入無人之境。來到礦區的口，煤炭車運上來都是屍體，那個震撼......我是學電影，從來沒看過，只看過美國人拍《礦工的女兒》。屍體運上來一個一個排著，因為發生礦災前剛發薪水，所以礦工是帶著薪水下去的，抬上來的時候，大家要把他們口袋的東西拿出來，就放在屍體上面，幾張鈔票在他胸口或頭旁邊，我是拍電影的人，我知道影像的震撼在哪裡，微薄的薪水，一條命就沒了，親人在隔離線外哭，因為還不能讓他們進去，都是阿美族的。

當時還沒有綠色小組，我沒有發聲的管道，因為認識王智章，我們就說要想辦法這東西弄出去，跟現在很像，但現在有網路啊。後來我們透過黨外立法委員，剪了15 分鐘的影片在立法院辦了一個公聽會，請第一任民進黨黨主席、也是另一位黨外立委江鵬堅幫忙，大家很震撼，但只有自立晚報報導，主流媒體還是不會。

那件事情過後，我們開始醞釀應該要有一個組織。後來陸續追蹤事件，還跑到馬偕醫院訪問家屬，因為有些人沒死卻變成植物人，更慘。（在醫院拍攝時）我們還被警察追，因為第一次有媒體跑到病房訪問家屬，而且我們已經開過公聽會了，他們當然很緊張。

既然需求一直都在，為何綠色小組還是在1990年代解散？

第一，拍得人愈來愈多了，後來綠色常上《自立晚報》與《人間雜誌》等媒體，變成一個重要標的。可是街頭運動不斷，需求量很大，自然有其他團體出來，像是「玉山印象」與「文化台灣」等新的反對運動的媒體，百花爭鳴，這其實還是有市場的問題，因為要賣帶子，看這個錄影帶的人多是關心海外政治的人。

綠色小組在當時沒有什麼偉大的通路啦，只有兩種。第一，找訂戶，跟報紙一樣，綠色小組後來變得很有名，有些訂戶，譬如一個月付五百塊，我們固定提供一支帶子，因為大部分都是支持者，不在乎太貴，對，有點像是粉絲團。第二，很大衝突的帶子就賣很好，像 520 農民運動，噴水，很多人被沖散，很激情，那支帶子大概可以賣到一萬支，而且盜拷一堆，太夯了。印象中，一支帶子是三百塊，批發商是排隊在買，因為那時黨外演講很多，像現在外面很多人賣香腸，都在賣錄影帶，買的人都是一般中產階級的民眾。你看那個多活絡。有時檢總會到製作位置來抄，跟黨外雜誌一樣，只是一個是文字，一個是影像。

書面文字有一種深刻的東西，大家會去看鄭南榕或誰的評論；影像是因為刺激，真實啊，他需要這個東西，電視台看不到，他需要看到真實那一面。

這很有趣，雙方衝突的時候，從台視、華視到中視看到的畫面都是透過鎮暴警察那面看著民眾，就看到民眾在丟石頭，綠色小組等反對運動的媒體都是站在群眾那面，群眾會保護我們，他們會說：「這綠色的！」「這阿堂！」「這自己人啦！（台語）」其他電視台也可以來，只是會冷言冷語說：「這華視的，攏軍方的啦！（台語）」就像現在也會說中天怎樣，一樣的意思，敵我分明。

綠色小組一開始沒什麼章法，就一種熱血沸騰，後來因為市場的考驗，加上不能一直拍同樣的東西，就會開始去設計片頭，例如一個電影開場，也會有主持人，朝那方向走，也因為市場關係，必須滿足新的觀眾，他們不能再看同樣的東西，一直看打來打去，因為衝突就那幾樣，噴水、丟催淚瓦斯啊。

所以電子媒體的出現在反對運動中很重要的是呈現那個衝突的真實、人民的視角？

對，綠色小組真正被那麼重視，兩個元素，一是民眾的觀點，它可以拍到一些民眾的聲音，民眾不是暴民，第二，它可以看到真實衝突的那一面，怎麼樣被沖水、黑道跑進來打人。三台不會拍這個，他拍也只會拍「暴民」，而不會拍黑道介入，三台出現的畫面都是民眾怒，咬著檳榔跟對方罵那個影像，告訴觀眾，都是這種。跟這次媒體去拍喝酒，一模一樣，本質都沒變，所以那個需求還在，驚訝的是說，經歷這麼多年，大家的需求還是一樣，不信任主流媒體，信任自己的觀點，他寧願信任網路上拍得一段，也不會信任一個主流媒體所拍得東西，民眾跟官方中間的鴻溝一直存在，這次真正告知大家訊息的都是學生所拍出來的東西，大家相信這個，即便三立也是，大家頂多去比較這台那台有講到哪裡。

（時代轉變）的基礎在於現在媒材使用方便，會操作這些基本的器材跟使用工具的人愈來愈多，觀念到那個程度，自然會有人使用，傳輸也快。這次的例子很明顯，只要一個iPad，具備操作能力，就能夠把即時訊息傳送出去，就有一個真實。網路世代的年輕人相信靠自己的手機，他已經不習慣坐在家裡跟父母看電視新聞，他寧願看他的同儕拍得東西。很有趣，我自己也是這樣，幾乎不再看電視。

鞏固民主　媒體是指標

台灣從開放民選總統開始到現在差不多20年，基本上算是新興民主的國家，還需要一些時間才能鞏固。反服貿會這麼多人站出來，因為感覺民主被破壞。台灣離民主鞏固還有很長的時間，媒體是很重要的指標，現在只是開放，但不優質，所以大家不信任，不能怪民眾。媒體不會自然變優質，一定要壓力，像這次事件就給主流媒體很大的壓力，媒體開放，綠色小組貢獻一部分的力量就是讓媒體至少面對民眾不信任，告訴他們，再不開放，沒有人看三台，都是老觀眾。一樣的問題，即便主流媒體這麼多了，號稱藍綠都有，可是民眾一樣不相信，寧願相信一台iPad，或一個年輕人用手機拍下來的訊息。

現在最大的轉變是東西很短，各式各樣的觀點都有，每個人都發很短的訊息，很短的影像，認真一點的人就從各式各樣很短的觀點找到平衡。綠色小組還是紀錄片的方式，拍再長的東西，人家也看得津津有味，舉例來說，《沒有政府的日子》講李長榮化工偷排廢水造成居民烏腳病的罷工事件，我拍了一百多分鐘，那片賣得還不錯，因為第一次有一記者跑到化工廠的社區那麼久，每天拍阿嬤做手工顧工廠門口，不讓原料進去，我現在看都覺得為什麼拍這麼慢，那個年代只能做那件事，現在不同，那些東西拿來，沒人要看，太長了，其實只要剪成短片就知道全部的故事。

當時是以創作者的觀點講故事，現在則比較個人化？

對，那個年代要操作攝影機即便對警察來說都是專業人士，現在不是，拿著手機，大家都在拍，沒有專業人士的概念，即便你假裝很專業，人家也不覺得你專業。

當每個人都有詮釋發聲權，對運動者推訴求會有影響嗎？會，像現在反服貿運動的狀態比較娛樂化，打卡啊，大家都可以發表意見，美好多元的東西一貼上去，網友夠多就會傳，所以有淺碟化、娛樂化的狀況。是好是壞？我不知道，但是運動比較難聚焦，比如反服貿的策略與目標是什麼？各說各的。

這可能也沒辦法，每個人都有他自主性的論述，我個人是朝好的方向思維，也好，不用那麼民粹，他有他相信那面，他會選擇他的社群、有些人覺得不需要了解太多，只需要了解為什麼不爽，那也很好啊，因為不爽站出來，不一定要了解服貿的條例吧。各種意見都可以，不一定要理性分析，反一個條例就要把它讀清楚，我個人不覺得是這樣。其實這次這麼多人，就一個道理，不爽，以及覺得政府太超過，拜託，今天不是開一個雜貨店，而是一個國家的貿易。

現在網路訊息完全是雪花般的碎片，對參與者的影響比較大，參與意願會受很多枝微末節的東西影響，譬如它在網路上看到三個人貼文說不用去啦，不知道現場在幹嘛，他可能就會受影響；但組織者不會受這麼細膩的東西影響，頂多有件事洗版洗到一個程度，共同討論。

現在的運動組織跟以前有什麼不同？

我認為本質一樣，但1980年代，組織不多，現在 NGO 小但多如繁星，以前工運農運都跟政黨掛在一起，跟反對黨關係比較密切，大家站在一個同盟，甚至人是流通的，現在政黨不夠好，大家不願意相信，最大的質變在這裡。 

組織多如繁星是好的，我還是非常鼓勵年輕人進入群體，成長很快，不管對理念或人際網絡，都很有幫助。我後來加入勞陣的原因是我一直在拍人家的痛苦，拍久會無力，想去幫助，放下攝影機，變成一個工運分子，自己下去做，進入組織，所以我有這個性格，我今天的描述也是，變成一個組織才有辦法影響人，讓人家感動，而不是攝影讓人家感動、不是一直在拍人家。攝影可以召喚、可以說明，但就是一個工具，你永遠是一個旁觀者。

坦白說，綠色小組跟反對運動是站在同一陣線，沒有什麼客觀，拍紀錄片是站在工人、農人或資方誰的觀點差很多，一開始就要很清楚：我的顯像站在那邊，沒什麼好逃避。本來，影像就沒有什麼客觀。現在民眾也有各自的觀點，那是一種零散的真實，比較成熟的網路使用者會自己分析，大部分的人沒那麼多時間，看一、兩篇同儕貼的東西就相信了。反服貿運動是這個年代極致的狀態，以後怎麼發展不知道，但所有人使用文字與影像的編輯能力已經到達極端了，每個人是藝術家、觀察家，也是行動指導人。

全文未完， 接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