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擊的影像戰隊

綠色小組當時遇到的困境，一個是工具，另一個是怎麼傳播出去。

以前只有電視台才有辦法拍攝，機器都要上百萬，根本玩不起。我一直到 1985 年底才有辦法去買一台Panasonic 的錄像攝影機，五萬塊是我們還玩得起的價格，也比較輕巧，才有辦法用這個東西做街頭的紀錄。在之前呢，所謂的反對運動傳播只有選舉時候的傳單，再來是黨外雜誌，工具也只有相機跟筆，沒有其他。

綠色小組開創了另一條新的傳播方式。當時一天可能同時兩、三個地方在演講，自然有一些賣香腸、賣禁書與錄影帶的攤販出現。這些攤販就是跟著場子跑，綠色小組的錄影帶是透過攤販傳播出去，群眾買了就回家看。

為什麼現場電子影像的傳播很重要？那時還沒解嚴，報禁也沒解除，電視只有三台，不一樣的聲音完全不可能傳播出去，尤其是影像跟廣播，國民黨完全抓住不肯放。而我感到文字傳播力道太小，太容易被三台一面倒的抹黑，我們好像一點辦法也沒有。我滿早就在黨外雜誌工作，就一直在思考。選舉是一時的，平常黨外雜誌的週刊在路邊攤，會去買的都是少數的少數，非常小眾的傳播方式。

我買錄像前，曾跟鄭文堂試拍有關礦災後續植物人的報導，後來用那個東西開記者會還滿成功的，就給我比較大的信心。1986年9月，民進黨宣布成立，接下來是歷史性的兩黨對決，我想記錄下來，所以找了林三沖跟傅島在選舉前成立「綠色小組」，定位是一個比較草根性、生態環保與進步的一個團體，跟民進黨沒有關係，理念上反而跟現在的綠黨比較接近；我們一直自我定位成一個紀錄者，也是一個運動者。那次選舉結束，本來想解散，可是覺得很可惜，剛起步，好像做出一點東西，尤其是選舉時的機場事件，幫民進黨拿了不少票。

桃園機場事件打開知名度

1986 年那場選舉，我們拍了《桃園機場事件》，大家因此認識綠色小組，也知道我們是站在社運團體這邊。有街頭運動，我們幾乎都會到，因為街頭上都是熟面孔，很容易就打成一片，在群眾裡面，我們受到他們的幫忙與保護，有些還不錯的記者也會幫我們，給我們消息。520 農運那次，整個大封鎖，我們拍到一段非常珍貴的畫面，趕緊把這個黃金帶子從機器裡面推出來，萬一我們被抬走就沒了，所以要交給電視台的記者，類似種種都需要考慮，器材又非常重，非常辛苦的。假使有上南藝大綠色小組的資料庫看我們當時拍的影片，晚上都是「暗暝濛」（閩南語黑暗之意），我們又沒錢買燈具，只好很克難的連結兩台摩托車的電池，那已經夠重了喔，充飽以後，只能用十五分鐘，所以我們拍晚上活動，常常不曉得該不該開燈，因為只有十五分鐘，不知道活動還要撐多久。但還是得紀錄，只好紀錄，畫面好不好不重要。

我後來想，除了賣錄影帶，還有沒有可能做到其他的更好的傳播管道？ 520 農運時我們做了一個嘗試。剛說台灣當時可能一天同時有兩、三個地方舉辦選舉場子，生意人一定去最大場，但影像不應該只在都會裡傳播，所以我們買了一台投影機，那時投影機很笨重，你想像不到的，一個機器要兩個大人搬，然後找一個攤販，跟他商量，給他月薪，請他到我們指定的場子去放，他一樣可以賣，賣得錢還是他的，希望能傳播得更遠、更深入鄉間。 520 是農運嘛，這是我們用心的地方。

小組貼紙成為獨立紀錄者護身符

1987 年底，運動現場拍得人比較多，有些是個人單機作業，因為群眾不認識，在那個年代，大家真的會覺得匪諜就在你身邊，群眾裡面有很多「廖北阿」（台語，告密者）的感覺，所以他們會來要綠色小組的貼紙，就安全了。

1989 年，有一次選舉，本來想做「ENG聯盟」，希望全台有在拍的人，大家來好好商量一下，台北由綠色小組來佈，桃園、台中與高雄都有人顧，那時高速公路已經有了，我們算了一下，一部車，傍晚開到高雄交流道拿南部拍的帶子，一路上來台北，綠色當後製中心，影帶剪接完成，再由這部車子反方向帶回去，他們就可以在各個服務處放。

很可惜 ENG 聯盟後來沒有做起來，但在製作上有一個新的突破，在比較大的事件，譬如學生佔領立法院，我們先做一個新聞快報，而不是剪接成影帶，因為我們覺得這比賺那個錢重要，剪好以後馬上拷貝，那時拷貝都是地下工廠拷貝，要想辦法去突破，趕快把這東西剪好，然後送到各個服務處去，像宜蘭後火車站那邊有很多排班計程車司機，都熟悉了，他們就說好，下一班誰，今天就送過去了，大家都是這樣的狀態。

其實傳播抗爭影像不是綠色小組幾個人就可以做起來，太多人在後援補給，一起把事業做起來。到後來，這些據點與服務處，只要聽說出了大事，不用問我們，宣傳車就出去廣播，明天來服務處看綠色小組的帶子，我們可以做到三台今天晚上新聞播，我們明天晚上播。

電台開播戳破公部門謊言

至於綠色電視台，是這樣。解嚴以後，報禁開放，但國民黨對廣播與電台抓得很緊，就是不願意放，因為它們的影響力比報紙更可怕，報紙你還要出去買，但電視家裡打開就可以看得到。他們的理由永遠是沒有頻道，他想說這樣講，你就不能證明什麼。這個議題每到選舉一定拿出來炒，但政客都嘴巴講講，沒有人實際行動，我們默默弄了一整年，完全沒有人知道。

1989 年，尤清第一次選台北縣縣長，如果拿下，很有象徵性。我們就把電視訊號的主機平台用漁船走私進來，很小，然後一個天線，你很難想像就那麼簡單，試一下，可以用。雖然範圍很小，大概就兩公里、四公里，但象徵意義比較大。我們就跟民進黨談，他們嚇了一跳，商討後決定在選舉總部放，開播前，宣傳車出去宣傳就說，台視、中視、華視再喀一下就是綠色，我們的平台就設在那。

選舉前三天，開播記者會，直播一出去，電話一直進來，收到了、收到了，國民黨很詐啊，十分鐘後大停電，但是問題不大，因為民進黨也玩成精了，早就準備大台發電機。可憐的是附近的群眾沒電視可看，於是附近賣電器的就把裝電池的電視擺在店門口，大家一起看，不可置信，爽得要命啊，我們故意把一台電視擺到廣場去，真的有開記者會的畫面，真的沒有牽線，在那個年代，做那樣的突破，相當困難。選舉結束，綠色電視台就玩不下去。事實上，國家第二天就來抄，但它一來，我們就拍了傳出去，等於現場轉播。在那個年代，象徵意義重大，我相信，因為綠色電視台才戳破國民黨沒有頻道的謊言。

影像力量遠大過文字

影像對於運動發聲的力量很大，畢竟看影像的人比看文字的多，也比較普遍。另外很重要，（電子）影像常常是大家一起觀看，渲染性比較強，大家不會一起看報紙嘛。而綠色小組從來沒說我們是客觀的啊，我們的帶子一直鼓勵大家造反，旁白很有渲染力，尤其我們拍的又是電視台不播的，黨外雜誌文字敘述歸敘述，我沒有看到啊，你說群眾丟石頭，警察也回丟石頭，那又怎樣呢？綠色小組就給你警察丟石頭的畫面，觀眾當然爽啊，力量在這裡。

現在反服貿運動立法院議場裡面的訊息，外面的人是不是很想知道，電視台拍了幾個畫面，就這樣而已，但類似這樣的東西，我們從頭到尾直播出去，絕對有人想看，大家怎麼會不想看？每當有這種抗爭與大型事件，大家想參與更多，主流媒體提供的絕對不夠，而且現在人不會百分之百相信，更想知道真相，所以第一手資料出來，大家最喜歡了。

拿攝影機站在政府的對立面

綠色小組有他的時空背景，就是要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所以我們沒有太多掙扎，我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新聞，客觀平衡，從來不是這樣；我們的成立就是站在對立面，因為你不公平嘛，他報那邊，我就報這邊，假如你要去了解那時真正的狀況，最好去看三台和綠色的，兩邊都看。現在的話，我覺得不應該只是這樣。但我還是要強調一點，你可以用你的觀點去處理，不用理那套，什麼新聞倫理，沒有這樣一個報紙、一個電台，騙人的。

至於傳播速度，當時不像現在，所以我很冀望現在好好利用人手一機的數位時代，看怎樣玩得更好。野草莓也用過嘛，去年我在一場講堂，有同學問我，我說我不知道，這東西你們比我更熟悉，我不會玩這些數位的東西，但你們每個人都是一個電視台，拍了就可以馬上出去。反服貿運動的團體倉忙成軍，但有發言人，也應該要有一個新聞發布中心，編輯發出的訊息，慢慢往這軌道去做。以前野百合，也是一開始亂、亂、亂，漸漸上軌道，現在那麼方便，一台電腦就可以搞定，這是可以努力的部分。 

蹲點深耕才能拍到好東西

當然我也希望，不是只有抗爭才玩影像，其實有些運動需要長期紀錄，才看到力量。舉以前的例子，後勁反五輕是好幾年的抗爭，同事蹲點一整年，收了一個徒弟，之後交給他拍。對影像紀錄有興趣的人，我建議跟得緊、跟得久，才能建立起良好關係，拍到好東西。戰地記者羅伯‧卡帕（Robert Capa）說了一句名言：「如果你拍的不夠好，是因為你靠的不夠近。」

現在政府與人民學生對應很不一樣，以前不理你就是不理你。我放下攝影機也一陣子了，能說得有限，大致描述過去的狀況。

2009 年莫拉克風災以後，我跟李三沖去嘉蘭拍了三年，我們把綠色小組的東西放下十幾年了，再回去那邊，剛拿到數位攝影機，根本不會用，電腦我們也是白癡，上傳第一部影片還是跑到網咖去傳，反正那時災區很亂，我們也一邊摸索，這兩、三年持續不斷的將「嘉蘭報告」上傳到公視「PeoPo公民新聞」，將近一百部喔。這是一個新的傳播方式，非常多在外的台東子弟關心家裡，可以透過這個東西看到。累積以後，也能看到整個重建的過程，而非三年以後再來剪接，那是不一樣的，種種時空因素，可能有不同的觀點，做不同的解釋。傳統方式是到一個地方待很久，最後剪出一個長片，但想賦予它一個比較接近運動的精神，紀錄者要思考，現場紀錄累積以後具有檔案的意義，這可以說是綠色小組精神，也是為什麼綠色小組定位自己是一個運動性的錄影團體的原因。

我相信影像在運動中扮演的力量。第三世界革命政變，為什麼第一個要成立電台？有發聲權嘛。反服貿運動為什麼可以快速地集結這麼多人？以前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啊，宣傳出去跑破頭，也只能跑那幾條街，現在都不需要啦。

採訪整理／王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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