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我以前並不相信小孩子竟能扮演帶領大人的角色，我都想：小孩子哪懂事啊，不都還是大人教他們的嗎，像這樣的情形大概只有在宮崎駿動畫中才會看到，他的很多部動畫都告訴我們，原來有好多事情是小孩子才看見的。但我沒想到我竟然在甲仙的這群小朋友身上看到了，我覺得他們看到了我們大人所看不見的東西，大概就是某種態度、堅持，然後他們透過一些最簡單的行動，給自己的爸爸、媽媽一點力量，我很高興能在這裡看到一個宮崎駿的世界。

也因而看到甲仙鄉民為了孩子而集結在橋頭那一刻真的讓人心情激動。

楊：那個橋頭對甲仙的意義真的非常重大，當地人對這座橋都充滿情感。因為甲仙當地的學校最高只有到國中，所以如果要繼續往下念，所有的人都得從這座橋出去到外地念書、生活，兒子要入伍當兵，媽媽淚眼汪汪送兒子光榮入伍就在這座橋上，女兒要嫁到外地，也是在橋頭迎娶，扇子也是丟在那邊。所以當八八風災吹毀了甲仙大橋，對於甲仙人而言，那就像是記憶被破壞、連根拔起，那樣的殺傷力絕不是我們所能想像。

所以當新的甲仙大橋蓋起，那些爸爸媽媽站在橋頭迎接得到全國第二名的拔河隊孩子回來的那一刻，包含我這個外地人，心情都是非常激動的。

許多的朋友都問我甲仙是怎麼被改變的，我認為甲仙的改變就是發生在那個晚上。那個晚上，大人不會再漠視小朋友為他們拚來的成就，讓他們自己默默地把獎盃放到教室，再自己走路回家，或是在校門口靜靜地等父母來接送。對甲仙的大人而言，他們開始知道我們的孩子為我們的堅持，所以他們是值得跟當地的神明一樣，讓我們站在橋頭、拿著牌子，告訴他們：「你好棒！」這三個字，已經有四年不曾出現在他們的生活裡面，所以對我而言，讓甲仙的命運翻轉過來的，就是那一夜。

選手媽媽們自製加油牌到甲仙大橋橋頭迎接。

但從蒐集到的資料看來，甲仙拔河隊第一次參加全國比賽時，似乎就已經有村民如此做了？

楊：去年就有人這樣做，但當時只有七、八個人而已。所以這次有這麼多人來迎接，對小朋友、社區民眾來講，也都是很大的驚喜。我們拍片的時候，也很擔心今天晚上只來了七、八個人，我還特意找好角度，告訴攝影師「等一下你就從這邊拍，畫面看起來人會比較多。」後來根本不用顧慮這個，涮！一下子就全都是人了，完全出乎意料。也有朋友問，是不是我去策動這些人，但我根本不會去做這種事情，其實是在比賽前一周，這些小孩的父母就開始偷偷的策畫，我們都有拍到，但是我們沒有告訴小朋友，讓他們自己去感受那個驚喜。

楊：其實在我每部片裡，攝影機和被攝者的距離都不一樣，但是有個想法是永遠不會變的──紀錄片對我而言絕不是客觀的觀察。攝影機的存在其實都會讓我們和被攝者間產生微妙的變化，所以我不會刻意去追求絕對的客觀，因為那個東西不存在，但是，我會視每部片對我的意義、企圖心各不相同，而選擇要進去，還是保持距離。在有些片子裡，我選擇退出一點，留出空間讓觀眾進到故事裡，但是在《拔一條河》我選擇是很進去的。

我選擇進去的理由非常簡單，因為這個地方和我的個人經驗非常相關。我跟他們一樣是從農村來的，我出生時，爸爸正在田裡工作，是鄰居把他叫回來，在家裡等著產婆把我接生出來。對我而言，農村是我血液裡的 DNA，但讀小學前，我父母因為農村機會少，種田也賺不到錢，因而選擇舉家搬到台北來，但當我上學後，每次填家庭資料表，填到父母學歷那一欄時，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填，因為我父母都只有小學畢業，但同學的父母多半是高中、大學畢業，從那一刻起直到中學畢業，我便一直想掩蔽我的出身，甚至還努力學了一口很標準的國語。

這樣的念頭就一直伴隨我到了高職畢業，直到我開始為考大學補習時遇到的一件事，才開始改變我的想法。當年為了準備聯考，我週六週日也都會去南陽街的補習班唸書，念到晚上七、八點累了的時候，我常常會到附近的新公園（現在的二二八紀念公園）去散步。在一個離聯考很近的晚上，我因為十分焦慮又到新公園散步，在那邊我看到有一群農民在抗議，其實就是「五二０事件」，是台灣解嚴後非常大型的農民抗議活動。當我在新公園閒晃時，看著一個個農民戴著斗笠，臉上黝黑滿布深深的皺紋，拿著標語呼著口號，我好像在他們的臉龐上看到了我的伯父、叔叔、堂兄弟們，他們就是長這個樣子。而那天晚上，政府選擇動用警力鎮壓農民，你就看到那群老先生、老太太在新公園到處逃竄，因為他們人生地不熟，只好在新公園四處竄逃。當時我人在新公園，看到警察在抓人，也只好跟著他們一起跑（笑），當我也在四處逃竄的時候，看著身邊的伯父伯母，那時我才意識到，我跟他們是一樣的，我和他們來自同樣的地方，留著一樣的血液，為何我那麼羞於告訴別人我來自於這裡？

所以當我到甲仙面對著這群人的時候，我的情感投射是非常深的。尤其當我們每到周末假日要離開甲仙休息時，即使只有休息兩天，他們都還是拿著芋頭、筍絲到橋頭來要你帶走，他們的熱情真的很讓人感動，同時也讓我很感慨，因為他們竟曾是我想要逃離、羞於面對的容顏，但是這些面孔此時卻這麼燦爛地歡迎著我們。

當這部片完成之後，我們在台北電影節進行首映，當天有一些甲仙鄉親也有來參加。當天觀眾的反應，連我自己都覺得很誇張，大家是從影片結束，跑幕的第一個字出現開始，一直到最後一個字跑完，燈光亮起，掌聲從不曾停過。而當我站上台，非常驕傲地將這些和我沒有血緣關係、來自同一故鄉、卻有著一樣的長相的人介紹上，台下的觀眾報以驚人的掌聲。而台上的策展人塗翔文也感動落淚地表示這是他辦了三年台北電影節，最不可思議的一刻。

台北電影節映後拔河隊教練張永豪（中立黑衣者）被介紹上台時，台下觀眾報以熱烈掌聲。
圖／台北電影節粉絲專頁

前些日子，我們又特地選在八八風災周年的前一天回到甲仙，將這部完整的影片放給當地居民看，當天放映完之後，一位鄉親在臉書上貼了一張相片，下面只寫簡單的兩三句話：「我們是鄉下人，不懂什麼叫做鼓掌十分鐘的致敬，但是我們很愛你。」你那一刻就知道，這群人是接受我的，但是我卻又是曾一個極力閃躲這個世界的人，所以他們此時的認同對我而言，是意義非凡的。

所以你問我為何要投入到這樣的地步，我認為一部影片一定會投射導演的某些觀點、情感，而我們這次則選擇毫不遮掩去呈現它。

楊：我們每拍一部片動輒一、兩年，所以我們無法作趨勢的判斷，而且去拍這些題材，都是因為我們自己喜歡這些故事。加上我們做紀錄片挑選題材時，習慣「老老、小小」輪著拍，所以像我拍完《遺》、《青》兩部關於老人的片，我們就改拍這部關於小孩的故事，我們都無法預測這些議題是否會搭到上映時的社會氛圍。

但是不論如何，我認為這個社會都需要一些正向的故事。這也跟我的個性有關，我是一個比較悲觀的人，婚後過了很久，仍一直不敢生小孩，太太或朋友都問我為什麼不想生，我都告訴他們，我覺得這個世界一點都不美好，我真的不想生小孩。也因為我認為這個世界不美好，當我拿請攝影機，讓它做為一種詮釋世界的工具時，我只想要告訴我自己和其他人「這個世界還是有一點美好的」。也因為這樣，所以我相信能拍出《總舖師》這種喜劇的導演陳玉勳，內心一定也是非常「暗黑」的（笑）。

但您的紀錄片能吸引這麼多大眾喜愛，也是因為您都從被攝者的情感面出發，而非嚴肅的議題論述，因而特別容易引起觀眾共鳴。

我覺得是「人情味」，尤其這次拍《拔一條河》，我覺得甲仙居民的人情味特別濃郁。

而這也和我們團隊的工作方式有關。當我們記錄一件事情時，我們可以有十種不同的切入角度，但最後只能選其中一種，所以當我清楚我們要拍攝的題材之後，都需要和工作人員、攝影師、收音師溝通，而我們大多是靠「關鍵字」來讓工作團隊知道要拍什麼。我在拍片時最常用的關鍵字就是「人情味」，我希望我們要把小鎮的人情味給拍出來，所以拍片的時候我們常常想到《幸福的三町目》，想到片中那樣的小鎮是如何在困頓的年代，透過最簡單的方法慢慢地站起來。曾幾何時，這樣的人情味在我們的世界消失了，而且我們也不覺得可惜，反而習以為常，可是在甲仙，這樣的人情味是很重的，可能是因為那邊的人們已經失去太多了，他們知道有些東西不能再失去了，所以他們會很珍惜。你會感覺到他們「只要環境好，大家就好；只要大家都好，對我就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