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謐而深刻的生命長河
作家聶華苓的出身，幾乎與中國近代接連的戰火交疊，她日後戮力經營的志業，無形中又牽引了當代華文──乃至世界文學的璀璨風華，現年八十七歲的她，曾以「三生三世」概括自己流離的大時代際遇，但最終瀝出的不是苦澀，而是人生的開闊與練達。
1949年，她和家人逃到台灣，隨後和雷震、殷海光等人共同編輯《自由中國》，試圖力抗當時政府鼓吹反共文學的風潮，守護文學獨立而清醒的聲音，卻隨之在親密戰友身上的遭遇，見證了威權的可怖與肅殺。
直到接近中年，她帶了一雙女兒美國尋找新天地後，結識了影響她一生的靈魂伴侶：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他們所主持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不但滋養了當時許多備受壓抑的心靈，更讓敵對的種族、意識形態對立的陣營，在兩人溫暖的屋簷下和解共生，他們更積極營救被鐵幕後受壓迫的文學異議份子，因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重視，她此後更被譽為「世界文學組織」之母。
香港導演陳安琪從小在台灣與聶華苓的女兒一起長大，兩人是情同母女的至交，不同於一般節制靜觀的紀錄者，她的鏡頭多了一股親暱與溫熱，刻劃的不是文學巨人的偉岸，而是一個真切關懷旁人的赤誠長者；電影中聶華苓爽朗的笑聲，撐大了那瘦弱老邁的身影，當獨居的她靜默地處理生活瑣事時，卻又不止地透著悠悠的傷感與蒼涼。
陳安琪不疾不徐，以舒緩筆觸勾勒聶華苓的身影，在大量訪談中融入了愛荷華當地的蒼鬱美景，並從細膩、瑣碎的人情世故中，捕捉到文壇傳奇人性而完整的一面，一切看似雲淡風輕，卻又情感飽滿。
六十多歲的陳安琪，有一雙靈動而清明的眸子，沉穩地直視著你，卻讓人毫無壓力。受訪時她在身旁備好了一疊疊蒐集好的資料，以便隨時查證、引用，更會去詳察、思考題綱上每個的提問，勤勉的紀錄習慣，透露出紮實、誠懇的作者態度，也看得出她對於影片主角與自身作品的重視。
人生軌跡同樣迢遠、曲折的她，臉上不見風霜，只有謙和的笑，彷彿她也從聶華苓身上分享到某種包容的精神。本期《放映週報》特別專訪陳安琪導演，請她聊聊影片幕後的製作歷程，以及她是如何描繪眾人記憶中那位溫柔又率真的長者。
導演小時候在台灣求學，因為和聶華苓老師的女兒是同學，進而認識這位長輩，當時對聶老師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陳安琪（以下簡稱陳）：第一次遇到她時我才13、4歲，當時對她最清晰的的印象就是她很美麗，常穿著旗袍，打扮得一絲不苟，而且總是待人親切、性格爽朗；另外一點就是她總是很忙，常常打了招呼，轉身又去忙工作的事，長大後知道當時她必須獨力支撐家中的經濟，生活過得勞碌。
影片開始，她以聶阿姨的身份熱情招呼您，兩人就像是許久不見的老友，您年輕在美國求學時，也曾住過她與保羅安格爾在愛荷華的家，當時您們的互動關係又是如何？
陳：我原本在隔壁的伊利諾州念大學，聶阿姨的大女兒薇薇是我初中同學，提議我不如轉學去愛荷華，後來在聶阿姨和保羅的協助下，我成功申請到獎學金並前去就讀，在她們家短暫住過。再次見到聶老師，她依舊熱情、親切，保羅外貌是個高大帥氣的男子，但卻有非常細膩的一面，看得出兩人的感情非常好。
當時聶老師在和前夫辦理離婚，保羅也還另有家庭，但至少在孩子面前，聶老師與他的互動還是相當proper（得宜、守規矩），她並且向孩子承諾：他們倆最後一定會結婚。看得出她還保有上一輩人對禮教、倫理的重視。
▲聶華苓與夫婿保羅安格爾
您住在愛荷華的那段時間，聶老師與安格爾已經開辦了知名的「國際寫作計畫」（IWP，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影片中許多作家都談到聶老師爽朗的大笑、招待他們的熱情，您對當時作家們聚會的印象是什麼？
陳：那個家的氣氛很自由、沒有拘束，來訪作家都很熱情，我在那裡完全不覺得自己被當作後輩看待，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氣氛非常開放。
作家聚會尤其喜歡喝酒，每次大家聚在一起就是抽菸、喝酒、談笑──當然也有衝突與打鬧。因為我在台灣求學的背景，常和台灣來的作家一起廝混，當時來的林懷民年紀和我差不多，我和林懷民學會喝酒，還是鄭愁予教的。（笑）
來參加聚會的作家大多性格熱情，沉默寡言的都留在房間裡埋頭苦幹，這個寫作計劃沒有課綱、作業，也沒硬性規定聚會時必須討論學術，是個非常自由的場合。
拍攝這部紀錄片的源起，是因為您在整理東西時，無意間看見多年前安格爾在一封信中，答應您拍攝關於他的紀錄片，您重讀此信時他早已辭世，是什麼動機，讓您重啟這個擱置多年的計劃？
陳：拍Paul的紀錄片，就等於是拍他與聶華苓的紀錄片，他倆形影不離，幾乎從來沒有分開超過兩週。最初的創作動機，是因為他與聶阿姨創辦的「國際寫作計劃」不僅是文學界的成就，更是對世界大同的重大貢獻，兩人因此還在1976年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多年後我重新看到他寫來的那封信，充滿感慨，但轉念一想，或許還不遲，於是撥了通電話給聶阿姨，詢問她是否願意接受拍攝，她很爽朗、想都沒想就一口答應。
去愛荷華拍攝之前，做了哪些準備？
陳：我和我的學生蒐集了大量的資料，自己也把她的小說、散文、短篇全重讀了一遍，並且看了所有評論、分析她的文章，去過IWP的作家都對她和保羅有所記述，她本人也寫了很多關於這些作家的文章。
另一個重要的工作是找資金，我有申請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補助，金額其實不算多，折合台幣大約八十多萬，所以找資金的動作一直沒停過。在等待補助下來的期間，我特別去找了天下雜誌發行人殷允芃女士，她非常慷慨，願意以私人名義資助我們在愛荷華拍攝期間的所有旅費。
此外，在訪問每個參與過IWP的作家前，我還針對每個人的背景、文學風格、理念進行研究，至少都讀了他們每人一本到兩本的著作。
殷發行人也出現在您紀錄的鏡頭中，在網站上的側拍片段中，她拿出一篇聶老師過去的散文朗讀，之所以願意出資贊助，是基於她個人對聶老師作品的喜愛嗎？
陳：並非如此，我相信她一定是認為這是值得紀錄的人物與題材，才會願意支持，她與安格爾創辦的IWP是個偉大的成就，影響了世界上太多的文壇巨人，光是在兩岸，就有大陸的丁玲、莫言，台灣的白先勇、王拓、瘂弦、葉維廉、駱以軍……。
有些作家當時還尚未成名，在文章中回憶起IWP的生活，都是充滿懷念與滿足，IWP的時間為期一年，計劃支付作家所有的生活費用，還給你零用金，讓你全權自由發揮、追求自己的創作。
殷允芃過去也在愛荷華大學念新聞碩士，聶華苓剛到美國時，時常要兼一、兩份以上的工作，才能養活一家人，工作忙碌之餘會請殷允芃當保姆，照顧一對年幼的女兒。很巧合地，聶華苓和她、還有白先勇這幾位文壇的大人物，以前在台北時剛好都住在松江路上。
當殷允芃遇到困惑──無論是關於在大學報上撰寫的報導，或是畢業後的人生方向，也會去找聶華苓與安格爾指點迷津，兩人有點像是扮演了她的mentor（精神導師）。比方說她曾寫了一篇文章，探討許多台灣留學生深造後為何不願回國，後續遭受許多當地台灣學生的批評，認為她不該把家醜寫給外國人看。聶華苓聽到後，鼓勵她說：人有時候要去做些不一樣的事情，即便會付出一些代價。
整部片的拍攝期大約是多久？中間經歷的軌跡大概是？
陳：我們前後拍了兩年多，累積了上百個小時的素材，之後又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剪接。2009年她回台灣參加殷海光與《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的紀念會時，我們就開始拍攝，捕捉了馬英九代表國民黨政權向被迫害人士道歉的珍貴畫面；隨後又陪她探訪家人在台灣的墓地。兩個多月後，我們飛去愛荷華和她貼身生活了兩週，再到聖塔芭芭拉去找白先勇，因為她和安格爾是去那兒渡蜜月，並接受他的款待。
在香港採訪作家的行程一直沒停過，之後還到北京訪問了一些去過IWP的重要作家。直到去年，她再度飛回台灣出席「百年文學新趨勢」向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致敬的活動，我們又前來紀錄，順便在國家圖書館拍攝一些歷史文檔與資料。
▲聶華苓（中間列左三）曾擔任《自由中國》半月刊編輯委員與文藝欄主編
您現在也在香港浸會大學的電影學院兼課，讓學生們參與了幕後拍攝與剪接的過程，年輕人的觀點對於整部電影有什麼影響？
陳：我自己回去教書，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喜歡和年輕人接觸，自己拍電影、廣告，也喜歡用年輕人。這次的團隊中有許多是我MFA碩士班的學生，一方面我想給他們實務的工作機會，一方面他們也為這部片帶來很多活力，在討論中帶入客觀的想法、觀點的切磋。
學生們大多是幫我整理素材，其中有位內地來的剪輯助理叫阿蕭──後來回去當了賈樟柯的剪輯，他一開始看到拍的都是talking heads的訪談畫面，想說這些放在一起不知道該有多沉悶？覺得煩惱、不知從何下手，他們每次整理完一些片段，我就和他們團體討論，問他們說哪些地方吸引人、哪些該修改，一來一回之間，不一定對電影帶來什麼實質影響，但最令我欣慰的是看到學生思考與分析能力的進步。
學生負責的畢竟是瑣碎的工作，我也曾經試著找剪接師幫我剪，但發現很多東西必須得自己抉擇、判斷，最後還是由自己完成主要的剪接工作。
除了聶老師、作家群的訪談外，您也拍了許多她私下的生活細節，像是她與修繕工人之間的爭執、一個人逛超市買菜的身影，在文學大師的光環背後，似乎看見她更多人性的一面，為何選擇這樣的描繪？
陳：這些東西非常重要，它們才是讓一部紀錄片生色的部分，人在鏡頭前多少會表演，生活的細節能看出人最真的一面。過去，台灣、大陸的電視台都作過聶華苓的訪問與紀錄，但拍得比較僵硬，電影中的生活細節──包括她回台灣故居和路旁工人的對話，都是我覺得最精采的部分，本來我還想放得更多，但礙於時間、故事焦點，最後只得割捨。
我記得有次聶阿姨受邀到香港，在某個教授家中作客時也找了我去，我便帶了攝影機過去側拍，飯桌上幾個人唱起老歌〈松花江上〉，她聊起以前在台灣的生活，接著談到因飛行失事而喪生的大弟漢仲，不知怎麼突然就哭了，本來我想把這段剪進去，最後還是決定拿掉。她另一個弟弟談到這件往事時，幾乎也快哭了，但我選擇在他落淚前停機，或許是風格的關係，我不喜歡太煽情的東西，傾向淡淡地呈現，讓觀眾自己去感受，而不是指著別人的臉逼他們去看。
▲聶華苓至墓前探訪亡夫安格爾的身影
愛荷華的自然風景相當美麗，導演也穿插多了相當多自然的意象：流水、飛鳥、雪地……，這些畫面的選擇，是當下有意識去拍攝的嗎？
陳：她在自傳《三生三世》前頭就寫到自己像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其他的文章又提到：一個人要有「人格」和「國格」，人格是上帝給的，就像枝葉，國格則是滋養人格的土壤。自傳中她還寫了河流，愛荷華的河水讓她想起故鄉，也成了生命延續、慢慢流淌的象徴。
或許是因為長住在愛荷華的環境中，她的寫作似乎也常使用自然、鄉土的比喻。我們拜訪她的時候正值秋天，當下潛意識覺得能用到這些自然的畫面，就直覺地拍下來，後來幾乎都用上了。拍紀錄片對我而言是一種探索，我向來很少作事先作旁白、剪輯的人工設計。
導演1949年出生上海，小學、中學則在台灣就讀，1969去美國愛荷華唸大學、碩士，最後又到香港定居，自己的生命經歷，也如同聶老師一生般不斷地遷徙，您自己對於「外」這個字是否也有格外的感觸？
陳：一個人之所以在「外」，是因為他出身的地方不安全，只好一直往外逃，白先勇曾經形容：近代顛沛流離的中國人都有「受傷的靈魂」（wounded soul），如同那些曾經活在極權國家、逃出鐵幕的作家一樣。
我小時候和家人從上海到香港也是要了逃難，我父親年輕時在美國喬治城大學攻讀國際政治，回國後一直想當外交家，也跟了國民政府打了八年抗戰。國共內戰後他先帶我們逃到香港，後來又想在國民政府找公職，所以把全家人帶到台灣，我當時才八歲，一直到十五歲都是在台灣成長、度過，對這塊土地的熟悉與感情也很深。
從上海到了香港，又輾轉來到台灣，去了美國，雖然不斷在漂泊，但我很珍惜這些經歷，它們讓我看見很多事情，認識很多朋友，而不只是安逸地活在某處。我和聶阿姨一樣，心裡相信人類應該是無國界的，交朋友時也不會區分彼此來自什麼地方。
聶華苓的弟弟華桐在美國是知名的物理學家，曾和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共事過，採訪時他和我說「四海都是家，四海也不是家」，我覺得其實這樣也挺好，我父母很早過世，現在弟弟人住在台灣，我走到哪都有朋友，對於目前的人生的狀態，我感到很滿足。
影片中您跟著聶老師陪她走訪台灣故居時，卻發現景物全非，接著又遇到一位台灣本省的工人，彼此聊了很久，為什麼會特別放入這段對話？當您自己重遊舊地，對島上變化的觀察與感受是？
陳：八零年代我從美國回到亞洲，第一站先來台灣當成龍電影《龍少爺》的副導，整整待了一年，當時好像回家一樣很有親切感；九零年代我因為拍廣告，幾乎每個月也都會來台灣，所以其實並不那麼陌生。
這一段表達了聶阿姨對過去的懷念，以及生命不斷向前流逝、變化的感慨，她和那位工人的對話是我覺得很親切的部分，一個本省人、一個外省人，彼此毫不遮掩，在自然的情境下產生了對話，因為台灣過去被日本殖民的歷史，他還一度問聶阿姨是不是日本人，她微慍地說：她才不要當日本人！
雖然兩人背景完全不同，但從對話中彼此的坦誠直率、關心之中，卻能看見「人」的共通性，這種人的本性也是我拍片最喜歡挖掘的主題。
▲聶華苓重訪松江路故居，發現人事已非，卻意外和路邊工人相談甚歡
聶老師因被列入黑名單而長期滯美，無法回到台灣，1974年她曾與安格爾返台探望《自由中國》創辦人雷震，1988年再次回來時，雷震、殷海光皆已辭世，政治的壓迫一直是全片的重要背景，但是在影片的處理上似乎顯得有點淡？
陳：政治是這部片重要的背景，但不是我們選擇的焦點，這部片的素材可以整理出很多主題，要對政治著墨更多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我還是會把想重點放在「人」身上。
除了擔任《自由中國》編輯的背景外，聶華苓在訪談中也提過，她因為寫文章時承認了中國，又翻譯毛澤東的詩集，因此被國民政府盯上，有天她家門外突然聚集了50多名前來抗議的台灣學生，控訴她來自台灣，竟然承認中共的地位、矮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儘管她從不想捲入政治的漩渦，政治卻老纏著她不放。
儘管如此，她的心仍然在這塊土地上，對於昔日朋友的情感還是很深，像她對雷震一直有所牽掛，才會想盡辦法回來探望他。
導演採訪了許多曾參與「國際寫作計畫」的作家們，訪談名單是如何挑選的？訪談時都問了他們什麼問題？他們對聶老師的共同印象是？
陳：名單主要是透過聶老師推薦、聯繫，不然也很難得到他們的同意。總共大約訪問了三十位作家，不外乎是問他們對聶老師夫婦的印象、在愛荷華的日子、這些經驗對他們日後的影響，也請他們談對文學的未來前景。
因為聶老師一生總是在「外」，我也特別問了這些作家：他們覺得什麼是「家」？尤其是大陸作家，他們過去一直待在家鄉，忽然間來到國外，對家的想法有沒有什麼變化？
讓我有點詫異的是，他們每個人都很喜歡聶老師，而且是發自內心，不是客套的答案，因為聶老師對每個到愛荷華的作家，都把他們當親人照顧，怕他們在當地吃不習慣，還會特地送中國菜到學生宿舍去，中國人就是這樣，常把食物當成親情關懷的表現。
大家都覺得她像個母親，大陸作家畢飛宇到當地想去坐直升機，聶老師一直向他叨念說：「你不準去，太危險了！」但他還是偷偷跑去坐，向聶老師坦承時還被念了一頓；駱以軍一到當地，她就煮了碗熱雞湯麵給他吃，雖然他是吃素的，但還是乖乖的吃了。（笑）每個作家幾乎都有類似的小故事，尤其是關於食物方面的照顧，就連我自己要走之前，87歲的她還堅持要開一個多鐘頭的車，帶我去吃當地最好吃的牛排館，她對自己的生活很節儉，對別人卻總是那麼大方。
▲聶華苓（前列紅衣）與昔日文學界友人的合照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也曾參加愛荷華寫作計畫，接受聶老師的款待，可否談談您與他的訪問經驗，以及他對聶老師的印象？
陳：莫言是比較晚期才去愛荷華的作家，他去時已經是2004年，只待了兩、三個禮拜。她談起聶老師，也是對食物的印象居多（笑），此外他非常欣賞聶老師的率直與爽朗，稱讚她有「俠義」的情懷；《洗澡》導演張揚的父親張華勛，看了這部片的特映之後更稱讚喜歡大笑的聶華苓是「笑傲江湖」的俠女。
莫言是大陸作家協會副主席，談起政治議題也比較謹慎，因為他的立場曖昧，得獎後有不少雜音與批評，但他引用了一句狄更斯的名言來形容自己對中國時政的看法：「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我覺得還滿貼切的。
▲莫言同意擔任本片顧問，並同意接受採訪的書信手跡
導演在八零年代拍了三部劇情片《愛情謎語》、《花街時代》與《窺情》，後來主要轉向拍攝廣告，近幾年為何重新開始拍起紀錄片？
陳：中毒啊，拍過電影的人一輩子都離不開電影。兩千年後香港電影業慘澹，相較過去一年開拍三百多部片的榮景，很多人一年可能只拍一、兩部，許多製片人都轉行去當貨車、計程車司機，最近景氣好轉，這些人又跑回來拍電影。
我以前什麼都拍過，我在美國時曾經拍了一支二十多分鐘關於我父親的紀錄短片，贏了很多影展的獎，後來回香港拍了三支劇情片，再來就是拍廣告。
廣告的點子很多時候來自廣告公司，不是自己的創意，不拍電影長片這麼多年後，還是會想再投入創作，就在幾乎沒有資金的狀況下拍了《愛與狗同行》，發展局只給了我們十幾萬港幣，但我們的製作費最後超過一百萬港幣，光是沖菲林（膠卷）就花了五十萬，雖然沒有錢，但大家拍得很快樂，沒有老闆壓著你說一定要這樣拍。
導演現在以香港為基地，儘管影片內容和香港沒有太多直接關係，但若影片在香港上映，您覺得是否有香港觀眾特別值得參考、注意的地方？
陳：香港回歸十幾年，累積了許多民怨，過去雖然作為殖民地，但香港人民享有言論的自由。近年來自中央的控制越來越強，包括最近的國民教育教材，內容竟然是在歌頌共產黨，造成香港人的反彈。如果現在不吭聲，那我們的未來會怎麼樣？
我記得這部片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時，兩場都爆滿，有位觀眾在映後分享心得時哭了，因為電影中談了許多對自由的追求，以及對人性基本尊嚴的維護。還有位大陸的觀眾說內地應該放這部片，台灣政府可以因為過去壓迫人民的行為而道歉，那六四什麼時候可以平反？
對於年輕的觀眾，有些人喜歡聶華苓與安格爾的愛情，有些大陸學生則因為離鄉背景到香港求學，對聶華苓童年時與河岸上母親的離別場景特別有共鳴。
▲導演陳安琪與聶華苓女士的合影
最後請您給《放映週報》的讀者一個進戲院觀賞本片的理由。
陳：聶華苓的一生代表了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年輕的一輩應該進戲院去認識她，重新了解關於自己的歷史與定位。你看到的不會只是書本上的文學大師，而是真正認識一個精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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