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楊導的生日禮物
自2009年1月起，我開始在《放映週報》採訪撰稿，轉眼間，竟然也快四年了。這四年間，不少編輯與記者來來去去，有的人畢業了投入職場了，有的人出國深造了，有的人繼續為電影服務，有的人則不。為了存活與開拓視野，我也曾經去上過班，做了兩年影展，累得半死之餘，仍然無法迴避內在的匱乏。青春所剩無幾，我想要投注全部的心力在寫作上。於是今年4月，我把工作給辭了，緊鑼密鼓地展開《再見楊德昌：台灣電影人訪談紀事》一書採寫計畫，深度專訪十六位曾與楊德昌共事之影人——小野、吳念真、柯一正、余為彥、舒國治、杜篤之、廖慶松、陳博文、張惠恭、鴻鴻、陳以文、王維明、陳駿霖、金燕玲、張震、柯宇綸，全面回顧楊德昌創作生涯。
猶記得10月初某個日光盛大的秋日早晨，我乘著捷運遙遙北上，去了琉璃工房淡水廠房一趟。關於楊導的珍貴檔案菁華裝滿了兩大箱，我花了好幾個小時逐一檢閱，看著那些從未曝光的史料，振奮不已。回程的時候，我扛著少說有十公斤重的檔案回來，一雙手抬得又紅又疼，但我心裏面滿滿滿滿都是難言的愛。
在人潮流竄的捷運上，我拿出用ILFORD硬紙殼裝著的一系列《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工作照再次端詳，那一疊黑白相片皆有楊導身影。列車不斷疾速前行，我好像因著這批檔案的陪伴而抵禦了甚麼，能夠不被潮流帶著走。直到返回住處前，我都有種異樣的感受，像是揣著一個寶貝的祕密，心想，我這裏有一座天堂，可你們都不知情。是因為懷抱著這些寶物，使我感覺在那一趟路途上，我與其他人是如此地不同。
當我怔忡地反覆看著那些相片時，心裏頭的動蕩，除了是源於楊導身影及其創作歷程的真實現身，更多的，其實是來自時光的敲擊與歷史的叩問。光陰的故事厚重如此，珍貴如此，叫人不忍割捨。
今年適逢台灣新電影三十周年，而楊導於2007年6月29日辭世，迄今已屆五年餘，在他逝世五周年紀念日當天，中國傳媒發布了大規模的專題報導，台灣影迷在臉書上熱切轉載的同時，無不為了台灣媒體對於自身文化的漠視而感到唏噓。
許多人問我，何以決定做一本關於楊德昌的書，原因很簡單──因為應該、因為值得。對於曾戲稱「出生於台灣新電影元年」的我而言，寫這本書的另一重要意義在於，我將因此重返那個生養我的年代，一窺彼時台灣電影圈發生甚麼樣的變革。自1990年代起，台灣電影陷入谷底，直至2008年盛夏《海角七號》紅遍半邊天後，國片才又有機會搶攻媒體版面，重新回到世人的眼裏。然而，此前的歷史呢？這一路走來，究竟歷經了幾多風雨？似乎沒有人願意過問。
今年11月6日正逢楊導誕生六十五周年紀念，《再見楊德昌：台灣電影人訪談紀事》一書，是要送給他的生日禮物，同時，也是送給台灣新電影以及我自己的三十歲生日禮物。
2002年年末，楊導接受美國電影學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專訪時，曾興奮地提及將來他寫回憶錄時，要把甚麼事給寫進去。然造化弄人，看來這本回憶錄是永遠都不可能完成了。我以綿薄之力，從這些曾與楊導共事之影人與好友身上採集了部分回憶，耙梳成文，謹以此書獻給在天上的楊導，願你恆常看顧那些堅持不移的心靈。
▲楊德昌相關珍貴檔案史料。（王昀燕 攝）
推薦序──「我都沒辦成，你辦得成嗎？」
文╱林文淇（《放映週報》總編輯、中央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
不久前，我都喊她小燕的王昀燕告訴我，她要出版一本關於楊德昌導演的訪問集。我聽到後驚訝不已。我好奇地問她，這是國藝會還是文建會的補助案嗎？還是哪個出版社的出版計畫？她說都不是，只是她自己起心動念，想要在楊德昌導演六十五歲冥誕之日為他出這本書。
我沒有告訴小燕，當時我腦中浮出張藝謀《有話好好說》裏一個瘋狂的畫面：砍人計畫失敗的姜文，在一個窄窄的通道裏，對著失去理性拿菜刀要砍人的李保田說：「這事你辦不成，知道嗎！我都沒辦成，你辦得成嗎？」
我不是懷疑小燕的能力。過去幾年她在《放映週報》做過無數次的電影人專訪，她也與我共同編輯出版了《台灣電影的聲音：放映週報VS.台灣影人》訪問精選集，獲得很大的好評。她對電影觀察敏銳，文字兼具理性與感性，絕對是國內電影訪問報導的最佳好手。
只是，楊德昌畢竟是楊德昌。何況，楊德昌拍第一部電影《光陰的故事》那一年，她才剛出生！十二年前，我與沈曉茵、李振亞二位合作出版《戲戀人生：侯孝賢電影研究》，是國內外第一本侯孝賢的論文集。當時我心想，下一年該做楊德昌導演的書。至今生肖都輪過一回了，楊德昌導演也已經不幸辭世，我這位在大學任教的台灣電影學者仍一事無成。「我都沒辦成，你辦得成嗎？」
不過，小燕她真的辦成了！只憑著她自己所說的「一股天真的衝動」，在身為自由撰稿人、生活已經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她在一年不到的時間內，就說服時周文化出版社，邀請到曾與楊德昌共事過的十六位重要電影人，忍受無數失眠趕稿的夜，還取得許多楊德昌珍貴的照片等資料，獨立完成了這本彌足珍貴的《再見楊德昌：台灣電影人訪談紀事》。
在這本訪問集裏，透過王昀燕精心準備的問題，十六位電影人不僅回顧他們所記得的楊德昌，也回顧他們自己的電影之路，以及他們與楊德昌共事的經驗與這個經驗對他們帶來的影響。
因此，這本訪問集不僅是感念楊德昌導演開創台灣新電影歷史，在他逝世五周年時，代表台灣對他所獻上的敬意；它也是在台灣新電影三十周年紀念的這一年，透過楊德昌電影如何被發想、編寫、設計與執行，為台灣新電影共同參與推動的電影人留下珍貴的口述歷史，並從實際製作面為「台灣新電影美學」提供了具體而微的闡釋。
台灣在楊德昌導演過世後五年才有這一本專書出版，實在愧對他在台灣電影史上所做的貢獻。這個早該做的事，過去五年，台灣的「國家」電影資料館沒有做，台灣的「大學」教授沒有做，反而是由一位被台灣惡質資本主義社會定義為只能領22K月薪的年輕人，自己認為該做就去做了。我們何其慚愧。
中央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很高興能夠協力參與本書的出版。小燕，謝謝妳！謝謝妳做了一件台灣早該為楊德昌導演做的事。這本書，將是在天上的楊德昌導演，收到來自台灣最好的生日禮物。
▲楊導慣常的打扮──墨鏡、棒球帽與發亮的棒球外套。（時周文化 提供）
作者序──天真的衝動
文／王昀燕
「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後想做甚麼嗎？我要去告訴別人他們不知道的事情，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我想，這樣一定天天都很好玩。說不定，有一天，我會發現你到底去了哪裏。」──洋洋
我沒有見過楊導。人們每每提到他，總說，他個子很高，多半時候戴著棒球帽、墨鏡，披一件棒球外套，十足美國男孩的打扮。笑起來的時候，眼睛瞇瞇的。
那天，我到出版社找史料，登入資料庫，搜尋「楊德昌」，不過幾秒鐘的光景，便跳出二十九頁的資料，共計數百張相關圖片，自1980年代早期迄二十一世紀初期，期間橫跨二、三十個年頭。我不厭其煩地，逐一點閱，不願錯過任何蛛絲馬跡。照片裏的他，沒有怒火，大多衝著鏡頭，笑得開懷。那是不拍片的時候，他摟著他鍾愛的演員們，或與信任的合作夥伴相偎依，高挑的他，常喜歡將手搭上旁人的肩，有了一種親密與共的味道。2000年5月，楊導經診斷罹患癌症，自此便少公開露臉，2005年更舉家移居美國洛杉磯，照片自然少了。有幾次，是他出席國際影展，或著正式西服，或一派輕簡的打扮，依舊笑得那麼暢快，差別只在於，頭髮白了，面龐添了一絲老態。
所以存在我印象裏的楊導，恆常是笑瞇著眼的。
人們提到他的時候，也常說，他脾氣不好，情緒反覆無常，尤以在拍攝現場最為可怖，氣氛時常十分嚴肅而凝重，大夥兒都得緊繃著，務求將自己的責任擔好。我挺慶幸我沒有見過他發脾氣的樣子，我害怕很兇的人。
▲左起：楊靜怡、楊德昌、張震。（時周文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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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小看電影，小鎮上有間戲院，小學時，偶而和同學結伴去看電影，向來是快樂的事。2001年，我上了大學，去到台北，看的電影要比以前更多更廣了，雖說看的多半是被納為藝術電影範疇的片子，可遠遠稱不上是一位影癡。
我接觸楊導的作品是很後來的事了。記得初次看到是在某場座談上，主講者播映了《恐怖份子》的片尾，俐落的剪輯，撲朔的發展，讓我看得入迷，心裏湧上了困惑與驚奇。
後來又有機會看了《一一》，跟朋友商借來的片子，記得我一個人在房間裏，把燈熄了，在黑暗中曲著身子，將長達兩個多小時的《一一》給看完。
2007年年中，楊德昌、柏格曼、安東尼奧尼相繼辭世，電影圈瀰漫著一片哀悼之情。那年，金馬影展舉辦了楊德昌回顧展，我趁機看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據聞這是台灣首度映演四小時的完整版，許多人都興奮不已。那是我第一次在大銀幕上與楊導見面。片子很長，中途去了趟洗手間，沿走道往後頭走的時候，見著銀幕的光，打在滿場的人的臉龐上，只見眾人都極其專注而投入，猶如著了魔一般，正集體膜拜著甚麼。那一刻，我真有那麼一股說不上來的感動。
記憶中，同一時期國家電影資料館也有映演楊導的作品，我就在那兒看了《海灘的一天》。印象最深刻的一幕，莫過於身著北一女制服的張艾嘉，穿越人群，遠遠自另一頭走來，清麗可人的模樣委實令人心動。當時真覺電影是一個萬能的化妝師，且擁有凝結時光的超凡本事。
及至今年過年期間，重又湧生出版一本楊德昌專書的念頭，才確確實實地將他的作品完整看了一遍。相較於許多鑽研楊德昌電影的人而言，我顯得那麼微不足道，真的就是出於一股天真的衝動罷。
起初邀訪時，不乏有人說：「可是已經有人做過了耶！」這我自然知情，自楊德昌辭世後，陸續問世的相關著作包括：2007年由金馬獎執委會所策劃出版的《楊德昌──台灣對世界影史的貢獻》、2008年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出版、張偉雄和李焯桃主編之《一一重現楊德昌》、2010年法國知名影評人尚．米榭爾．弗東（Jean-Michel Frodon）所著之《楊德昌的電影世界》（Le cinema d'Edward Yang），以及2011年3月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舉辦「楊德昌回顧影展」之際所編製的特刊。早年，黃建業曾撰述《楊德昌電影研究：台灣新電影的知性思辨家》（1995）一書，而約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亦於近年出版專著《楊德昌》（Edward Yang, 2005）。
年後跟出版社提案時，主編也說，他們才正準備簽下《楊德昌的電影世界》一書繁體中文版，預計今年發行，問我要不要想想其他主題。然而，小小的我，不知哪來的志氣，依舊堅決認定：「但我這本書絕對跟過往的不一樣。」他們也真是夠意思了，最終竟然仍是允諾了我，答應為我出版此書。
論及台灣影史，不可不提楊德昌。1947年出生的他，擅以冷冽銳利的影像語言解剖人性，題材悉數取自台北，儼然將整座城市視為一間巨型的實驗室。自1982年完成大銀幕處女作《指望》，迄2007年6月辭世，楊德昌共計留下七又四分之一部電影作品。2011年，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策劃「影史百大華語電影」，邀請華語電影專業人士及傑出影人共同評選，針對影史初始時期迄2010年期間完成的所有華語影片進行投票。其中，楊德昌有多部作品上榜，包括《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第二名）、《一一》（第七名）、《恐怖份子》（第十一名）等。同時，依據所有得票影片，加總計算出「五十大華語導演」，楊德昌更名列第二，僅次於侯孝賢。
一般咸以於1982年8月28日上映的《光陰的故事》作為台灣新電影的序曲，今年適逢台灣新電影三十周年，而作為台灣新電影旗手之一的楊德昌離世已屆五載，本書採訪對象涵蓋製片、導演、編劇、錄音師、剪接師、攝影師、演員等多重身份，或是以友人的立場發聲、或是從師徒的關係出發，抑或循著個人專業提出見解，堪稱網羅了相當珍貴的第一手史料。而這些走過台灣新電影的資深電影工作者，更是難得地揭開了影史上動人的一頁，遙念那段相濡以沫的美好時光。
這回採訪的人裏頭，除了昔日訪問過的鴻鴻與廖慶松、陳博文兩位剪接師，以及因辦活動之故曾短暫接洽的小野、陳駿霖，其餘都是我未曾接觸過的。邀訪過程比預期中要艱難得多，前前後後，約莫聯繫了二十五人，最終完成採訪而收錄於書中的則有十六人。全書雖看似以楊德昌一人作為軸心，然則，每一位受訪者皆為不可或缺之要角，於我而言，這是十七個人的故事與觀點，乃至在言談之間被提及的許多許多人，都共同構成了這本書的生命。
近年，世界各地相繼推出楊德昌電影回顧展，然基於種種緣由，台灣始終未能完整獻映，殊為可惜，盼此書之出版，有助於帶動更多研討與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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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劇照
反覆看了幾次楊德昌的作品，察覺到他一個很重要的核心思想，乃是在辯證真實與虛構，而他之所以一再去探求看不見的象限、乃至虛假或偽善的一面，為的無非是「求真」。我覺得他始終懷抱一種純真的情懷，從未放棄對於所信仰之真理的追求。
在《海灘的一天》裏，佳莉說道：「我們讀過那麼多的書，小時候，一關一關的考試，為甚麼沒有人教過我們怎麼樣去面對這麼重要的難關？不管是小說、還是電影，總是兩個人結婚以後都是圓滿大結局，大結局以後呢？」詰問的語氣中充滿了迷惘。
在《恐怖份子》裏，周郁芬冷冷地對李立中說：「小說歸小說，你連真的假的都不分了嗎？」
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裏，當片廠導演當著小四的面讚譽小明：「她真好，說哭就哭，說笑就笑，可真自然耶！」小四卻一臉不屑地回嘴：「自然？你連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還拍甚麼電影？」
在《獨立時代》裏，男同事小戴對琪琪說：「你不覺得在這社會談感情是愈來愈危險的事嗎？感情已經是一種廉價的藉口，裝得比真的還像，你不覺得嗎？」
生如夏花。那個在《恐怖份子》裏頭遲遲未誕生的孩子終於在《一一》裏降生了。而那個說著「我覺得我也老了」的洋洋，難道不仍是一個孩子嗎？
《一一》裏頭，洋洋和他的父親NJ有段很經典的對白，必定擾動了無數觀影者的心：
洋洋：「爸比，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也看不到，我怎麼知道你在看什麼呢？」
NJ：「你問的問題，爸比還沒想過。可是我們不是有照相機嗎？我要教你拍照，你又不想學。」
洋洋：「爸比，我們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
NJ：「你在問甚麼，爸比聽不懂。」
洋洋：「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後面，這樣不是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嗎？」
許多人說，楊德昌很誠實，因其對人生的困惑如實反映在作品中。關於看得見與看不見，真實與虛構，可信與不可信，似乎是一個永恆難解的課題，幸而我們還有一輩子能夠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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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工作照。（時周文化 提供）
《獨立時代》開拍前夕，楊導寫了一封信給所有劇組同仁，信裏寫道：
《獨立時代》的基本精神是必須使用最經濟的財務條件前提之下去證實創意及演藝實力所產生的爆發力。在最實效的非傳統起攻點作偷襲，發揮你我熟知的演藝人才的過人魅力及實力，爭取最有豐富實質的戰效。這也就是我們工作一年餘的原因，對我個人來說，這是一個責任，這個責任不是對我自己，也不是對任何一個人，而是針對我們自己熱愛的這個善意的樂趣。如果沒有這熱烈的樂趣，這一切的謀略及籌劃將只是一種無情的專業政策，在這個熱烈的樂趣之中，我們才能充分獲得對勝利的樂觀，我們才能得到充分的把握，對一切成果勇於負責，我們才能有對這一切成果得到欣慰的權利。
獨立的精神，熱烈的樂趣，求新求變的態度，相信是許多人在楊導身上學到最重要的事。
作為其遺作的《一一》，回應了楊德昌創作的本心──對於「新」與「變」的不斷追索。而他在為小野《白鴿物語》一書所撰述的序言中亦寫道：
新──就是你又向前跨出的那一大步。
新──就是你更加接近了你的目標。
於我而言，本書之出版，意味著人生裏的一大進程。這大半年，所憑恃的無疑是相當的熱情與求真的精神，儘管是作為一名獨立的撰稿人，本書得以付梓，仍得感謝許多人：
謝謝當初引領我進入電影圈的陳儒修老師。
謝謝《放映週報》，我們的發源地。作為台灣難得的獨立電影之聲，給了我充分滋長的空間。謝謝《放映週報》總編輯林文淇老師，始終維護著這個園地。
謝謝所有受訪者──小野、吳念真、柯一正、余為彥、舒國治、杜篤之、廖慶松、陳博文、張惠恭、鴻鴻、陳以文、王維明、陳駿霖、金燕玲、張震、柯宇綸，你們皆為我所敬重之人，沒有你們，此書難成，但願沒有辜負你們所交付的信任。
謝謝《恐怖份子》及《獨立時代》的攝影師張展，因訪談過程無法錄音之故，終未能將內容收錄於書中，實感惋惜。謝謝你的開誠布公，在你身上，確實看到了一代電影人的熱切胸懷。
謝謝楊導之妻彭鎧立小姐慨然允諾相關圖檔之授權，使本書更形豐富，願此書能為你與子緒帶來安慰。
謝謝所有在聯繫過程中給予協力的人們。
謝謝時周文化的編輯總監陳睦琳、副總編輯洪雅雯、行銷企劃王惠雅，及編輯黃冠寧，在出版編務上所提供的種種協助。謝謝你們願意給新人機會。
謝謝美術設計羅文岑，細膩而耐心地整合繁雜的圖文，為它們找到最妥貼的位置。
謝謝親愛的攝影師范峻銘，總是不厭其煩地提醒我，並且從未放棄為我打氣，謝謝你一路陪著，共同成就了一件對我而言那麼重要的事。
這段日子以來，於公於私的煎熬，只有少數幾人得見，衷心謝謝你們願意陪我走過。但願我能以一個更好的我作為回報。
《再見楊德昌：台灣電影人訪談紀事》精采選摘
【台灣新電影旗手】
▲小野、楊德昌共同編劇的《恐怖份子》獲頒第三十二屆亞太影展最佳編劇獎。右起：楊德昌、小野、吳念真。（小野 提供）
小野：重振新電影的決心與志氣
楊德昌鏡頭下的城市好像都走在邊緣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跟他個性很像，因為他是一個很敏感、細膩的人，看甚麼事情都覺得不太對勁。就像《一一》裏頭，洋洋喜愛拍人家背部，這其實貫穿了他所有創作，楊德昌在看人的時候，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面向。
吳念真：他在寫論文，而非描述
楊德昌曾對我說：「念真，我們何其有幸生在這個時代。」
我反問：「甚麼時代？」他說：「我們就看著柏林圍牆倒掉耶！」
柏林圍牆是在他青少年時期蓋起來的，到了四十歲，竟眼睜睜看著圍牆倒塌，像是看著一種制度的興起，有生之年，又見證其解體。
他的電影風格，像是跳開一個距離，觀察、理解整個社會狀態後，做出的綜合評述。他在寫論文，而非描述。
柯一正：遙想那段相濡以沫的美好時光
當年，每一個人都處於創作的巔峰，見面談的都是我現在要做甚麼。任何一個導演，只要打來說他劇本弄好了，我們就會聚在一起，一桌十二個人，有導演、編劇、製片，其中以導演為多，大夥兒坐下來看他的劇本，看完後直接給意見。你只要請喝一杯咖啡，大家就來了，非常無私，且樂意共同做一件事，氣氛非常好。
【親密戰友&友人】
余為彥：相信就能看得見
《牯嶺街》這部片的拍攝過程實在是辛苦，但我一直覺得，原來相信的力量是這麼強。當你快要到地獄時，真的不要害怕，再加快腳步往那裏面走，反過來就是個天堂。可是這個世界上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夠膽識。魏德聖也是從我們工作室出來的，他一直說是效法我和楊導，在我看來，他簡直是無法無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是完全驗證所謂「相信就能看得見」的人。
舒國治：他本身就是最強的陣容
楊德昌很喜歡專注地工作，構思電影的事情。他的所作所為，是很有革命性的，他可以把台灣電影界的陋習重重地一腳踩下去，不准它們往上滋長，這是很了不起的。而且他願意自我犧牲，拼下去，也敢於去批評。所有人都需要一個很優質的周邊、很優質的小環境，那就會弄得更游刃有餘，更可能左右逢源，這得仰賴很多才氣和運氣。
【專業技術人員】
▲楊德昌（中）與杜篤之（右）、陳博文（左）長期合作，私交甚篤。（時周文化 提供）
杜篤之：創作長路上，相互倚賴的合作夥伴
《海灘的一天》配完音以後，有一回在香港放映，楊德昌跟我說，連徐克等人都私下在討論，說，台灣現在現場錄音做得不錯。殊不知，其實全是事後配音，他們沒能看出其中的破綻。另有一次，有一英國導演來台選角，對方認識楊德昌，想看《恐怖份子》，看完後，他當場跟楊德昌說：「你們現在同步錄音做得很好！」楊德昌就把我叫去，說是我做的，而且全是事後配音，那位英國導演都不相信！
廖慶松：每一部片子裏都有他的影子
《海灘的一天》是我一輩子剪得最用力的一部片子，我的注意力像是雷射一般，掃描著每一格，彷彿跟著女主角張艾嘉、胡茵夢在呼吸。這部片剪完非常的順，問題是有一種「慢」在裏面，那個慢就是我的注意力，因我的注意力所凝結而成的慢。但全片的調子是統一的，因著這幽慢的節奏，反而有一種浪漫的神采。
陳博文：讓影像成為有想像空間的載體
在《獨立時代》裏頭，閻鴻亞所飾的作家有一段很冗長的訓話，我曾建議是不是可以把那一場戲剪掉一半，不需要講到那麼多，楊德昌沉思了半晌，跟我說：「還是要保留，因為這是我的心聲。」我也很清楚，所有楊德昌電影裏面的對白，其實都是他要講的。
張惠恭：展現自然光源的豐富層次
楊德昌喜歡自然光，對他來說，那個年代的室內光源差不多就是這樣，他想要如實傳達，而且他比較講究的是情緒的抒發，倒不見得是非得看得多清楚。為了拍《牯嶺街》的一場夜間械鬥的戲，我著實想了很久，最後祇得憑藉自己的感覺，從隱隱約約的人影中去捕捉現場動態，而且還是採取手持攝影，實在很不容易拍，幸好後來跟拍的效果還算不錯。
【楊德昌的子弟兵】
▲《獨立時代》入圍1994第四十七屆坎城影展競賽單元，工作人員赴坎城參展。前排右起：蔡琴、楊德昌、孫大偉；後排右起：王也民、倪淑君、陳以文、陳湘琪、王維明。（時周文化 提供）
鴻鴻：我好像也掉進同樣的迴圈裏
楊導是一個很喜歡想故事的人，當時，我每天跟在他旁邊，他就會講給我聽，叫我寫下來，他就可以以此去籌募資金或開展新的劇本。《暗殺》的故事很完整，這故事的底本就是《色戒》，可是楊導將之發展得非常完整，較李安後來拍的《色戒》要曲折得多。他想重建上海那個時期一些很複雜的人際關係，他的思考很嚴密。對他來說，一個故事最重要的環節就是人和人的關係如何建立、如何改變，因彼此充滿了心機與猜忌，所以推衍出一連串意外的轉折。
陳以文：戮力追求一種絕對
楊德昌的「電影原理」課程會讓人覺得這是一種沒有教材、無所本的上課方式，但放在藝術教育裏，如何啟發人去動腦這件事本來就是沒有教科書的。他提供了不少機會，讓我們去看未曾看過的事物、思索未曾思索過的問題。那啟發可能只是一個小小的種子、看不到的種子，產生的效應卻是滿大的。
王維明：打開新的思維方式
當時要做台灣電影，尤其必須釐清方向和方法是甚麼，對楊導來說，方向就是全世界；做電影應當懷抱一個很強烈的信念，亦即對這個世界說話，希望世界能夠聆聽你。那時他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憧憬。
陳駿霖：講自己想講的故事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正考慮要不要去念電影學院，他就勸我不要去念，因為他說在學校裏面學不到甚麼，在他看來，電影不能去學校學，一定要自己去摸，便問我要不要回台灣跟他一起拍片。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說，你只要有想講的故事，一定會找到方法去講，用不著別人教你怎麼去講故事。
【楊德昌的演員們】
▲楊德昌和他的演員們。右起：王維明、張震、楊德昌、王啟讚、楊順清等。（時周文化 提供）
金燕玲：放手去演，自然地融入角色
我對楊導的感覺是，他才是一個star，劇本都自己寫，美術也自己來，甚麼都是他自己，他完全知道他要的是甚麼。而且楊導是畫漫畫的，我看他鏡頭都已經分好了。我們拍《牯嶺街》時，從造型到現場陳設，完全沒有人可以遺漏任何小細節，因為甚麼都已經在他腦海裏面了。
張震：他就是我的模範
與楊導共處或拍他的戲，會一直不斷收到的訊息就是：一個人一定要知道自己要的是甚麼；一個人如果不知道自己要的是甚麼，就代表有一點危險了。這句話時常會在我心裏浮現。
柯宇綸：拍電影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事情
拍《麻將》時，我們已經十八歲了，導演才會說，我這邊需要一個「甚麼」東西，你做一個「甚麼」給我，但這個「甚麼」你得自己去想。他會讓你自行發揮，因知道你年紀夠了、經驗多了。跟了楊導那麼多年，當我們聽到這個指令時，會有一種「我們長大了」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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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座談會《再見楊德昌——遙念那段相濡以沫的美好時光》
12/8(六)下午14:00~16:00／光點華山多功能藝文廳
與談人：鴻鴻／詩人，劇場及電影編導
詹偉雄／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
報名方式：免費入座，座位有限，坐滿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