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從一降生為二的人子
許久以前就耳聞過金灵默不尋常的發跡過程：出身底層家庭的敏感青少年，很早就認同自己為同性戀，因此被家人視為異端。中學時因痛恨學校教育，輟學前往首爾獨自發展，拍了第一部長片後便一鳴驚人，得到溫哥華影展特別提名肯定。藉著電影創作，金灵默試圖尋找屬於自己的表達方式，一系列影像作品總是專注社會邊緣人、性少數、與自己的真實感受，而鮮少考慮觀眾的沉默電影語言，則宛如一把利劍，強迫觀者直視人的孤獨、複雜的性愛權力結構、以及無法理解卻確實存在的事物暗面。
第一部帶有強烈自傳性質的短片《肯尼不愛芭比》（Me and Doll-playing, 2004），以簡單動畫與紙娃娃、芭比建構出幼年成長時期受到家庭與性別規範下不自由的內心世界，宛如把自己的私密日記攤開給觀眾看，訴說著認同過程中的憂鬱和掙扎。隔年拍出的首部劇情長片《援交男孩》（Faceless Things, 2005）同樣帶有自傳成份，打從一開始就遮蓋掉了能被他者認同的自我之臉，剩下無盡的孤獨和駭人的性癖好，用兩段一鏡到底性愛場景各自訴說一段驚人的故事，同時展現出複雜的權力社會和觀看／被觀看的關係，並在扭曲的絕望性愛中尋求溫暖與親密。據導演所說，第一段在旅館房間一角坐壁上觀的鏡頭拍了七、八次之多，短短40分鐘濃縮了中產階級同性戀中年男子和援交美少男之間的慾望與權力關係，高度壓縮的訊息密度令人不震驚也難。
短片《心中的小宇宙》（Peace in Me, 2005）則真實呈現獨自窩居在首爾的生活起伏，透過打卡般的重複聲響、雨聲、或淒厲的內心呼號，反覆確認存在的樣態。2009年的《美男魚的夢想》（A Cheonggyecheon Dog）以大量的超現實華麗幻想片段、歌舞場景、意識流手法入鏡，滲透並翻轉內在／外在、美／醜、真實／虛構之間的關係。同時，焦渴慾望和警察般的監視又無所不在、如影隨形，持續壓迫著自我。《性／不性》（SEX/LESS, 2010）則是一部十足考驗觀眾耐心的無聲實驗片，看似無意義的性其實無法帶來快感與慰藉，性卻又彷彿有自我意志般地逕自前進、不斷重複。
首部在韓國院線上映的劇情長片《無以名狀的憂愁》（Stateless Things, 2011），影像風格雖迥異於過去的作品，卻如同集大成般以兩個男孩的故事，隱喻了南北韓的雙重歷史時空，以及內外的同步性。一個來到首爾、在凶險環境中努力求生存的北韓男孩，與一個被情人囚禁在室內的南韓少年，過去雖然素未謀面，卻宛如從一降生為二的雙胞胎，同時將門打開，推開迷霧中的柵欄，逃向未知的遠方。這樣的雙重性，既平行又辯證地存在於金灵默的所有作品中，似乎又可收束為一縷生而在世、何其無辜的孤獨靈魂。
2012年台北電影節將金灵默選為焦點影人，超限制級影片掀起十足話題，更首度讓台灣觀眾認識這位青年鬼才導演。本期【放映頭條】專訪金灵默導演，談拍攝電影的起始、過程、及創作概念。
《肯尼不愛芭比》和《援交男孩》都是自傳成份很高的作品，可否請您談談童年時的深刻記憶和成長經驗？
金灵默（以下簡稱金）：我出生在釜山，父母是工人階級，在我國小、國中的時候，韓國發生金融危機，整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很差，家庭也連帶受到影響，我父親那時可能被公司解雇，但我其實不太記得了。我的童年其實過得不太快樂，在家裡和學校都是，我並沒有很親近、了解我的朋友，無處可去，因此大部份的時間都待在圖書館看書。
到了中學時我決定輟學，但父母不希望我這樣做，就這樣掙扎了一年，最後放棄了。輟學後我大部份的時間都在電影院看電影，17歲時獨自一人去首爾，為了生活曾經在書店工作，其他時間就看書、看電影，有很多時間可以思考我自己、和自己對話。
後來我參加一個為期兩個月的拍攝紀錄片課程，課程結束時，老師要我們拍一部關於自己的電影作為畢業作品，就這樣拍了《肯尼不愛芭比》。這部片受邀參加一個韓國獨立影展，有些觀眾也喜歡我的作品，開始覺得原來我可以拍電影。2005年拍了《援交男孩》，受邀參加了幾個影展，包括溫哥華影展，並在競賽單元得到特別提名獎。同時又拍了幾部短片，差不多就是這樣開始的。我在青少年時期過得不太快樂，拍電影讓我變得比較快樂。我原本也不知道自己喜歡拍電影，這是我一開始始料未及的。
在韓國沒有念完中學是合法的嗎？
你可以自己選擇。那時應該是合法的，但現在法律似乎有改變，如果中學就輟學應該是不合法。我真的很討厭學校，不論年輕與否，我們應該可以自己選擇想要的生活。而且韓國的學校教育真的很討厭，有很多中、小學生自殺，因為競爭很激烈，要不斷排名、升學，壓力太大了。在韓國，敏感的青少年其實無處可去，特別是對於文學、電影、藝術很敏感的人。
我一開始看電影時就很喜歡蔡明亮、王家衛、侯孝賢的電影，在很多方面覺得有共鳴。15、16歲時，我曾在雜誌、報刊上寫過一些關於藝術、性別的文章，但19歲時就停止了，因為開始拍電影後，我發現拍電影是比寫作更容易表達自己的媒介，我比較不擅長寫作，對寫作比較沒有願景。這麼說並不是認為文學比電影更缺少藝術性，但我對電影美學的看法是比較偏重影像和聲音，而非對白和文字。
在您的作品中，性愛是很重要的部份，特別是《援交男孩》中令人震驚的性愛場景。然而片中的性愛卻似乎極其孤獨，可否談談為何性愛對您來說如此重要？
金：我在看蔡明亮的電影《愛情萬歲》時，就可以感受到很多孤獨，裡面也有很多性別的元素。事實上，《無以名狀的憂愁》裡的男孩小賢在網路上的暱稱就叫Viva Amour，算是對《愛情萬歲》裡的小康致敬。就某方面來說，人們居住在首爾這樣的大都會中，每個人都是陌生的局外人，和鄉村中的緊密社群很不同，人們在其中會覺得沒有歸屬感、沒有連結的感覺，只能透過性愛來觸碰別人的身體，得到肉體的快感。我一個人住在首爾時，並沒有得到家人、朋友的支持，必須自己努力生存下去，那時候很缺乏一種生活的感覺，因此性是讓人比較容易地碰觸別人，不會感覺那麼孤獨，這是我對性的第一印象。
《援交男孩》劇照
性也包含不同的層面和許多人的生活樣貌，包括孤獨、人的存在狀態、性別認同等等，還有社會邊緣人的狀態。我很年輕時就在報紙上寫文章公開出櫃，因此對社會邊緣人比較有共鳴，像是同性戀、跨性別、變性人、移工，他們感覺自己非常少數、弱勢。但我其實不太常接觸同性戀社群，因為我沒那麼喜歡去夜店，反而比較常和一些藝術家、音樂人在一起，和他們在一起我感覺比較舒服。
作為性少數，我比較容易透過性看見自己內在的狀態，性認同其實是很流動的，但我們總是從小被許多規範教導成為男人或女人。我在成長過程中感到很困惑，就像我從小就喜歡玩洋娃娃，不喜歡玩機器人，這種對於性別的規範讓我更容易看見一些東西。透過性少數，我可以看見正常人看不見、或不認同的隱形存在狀態，性愛的主題可以讓我探索確實存在於這個世紀、時代，但別人卻看不見的東西。我拍這些主題並不是刻意要嚇倒觀眾，只是按照自己所感覺到的方式拍出來，但也許真的嚇到觀眾了吧。我的電影並不是大家想像、期待中的色情片，或亂倫和暴力，但這些東西確實都連結著我的經驗和認同。
《美男魚的夢想》劇照
新片《無以名狀的憂愁》的原文片名意為「啐啄同時」，它的意義也很有意思，指母雞和小雞同時啄破蛋殼的瞬間，為何特別使用這個意象？
金：韓國的觀眾其實也不太了解這個詞的意思，但看了電影之後應該會比較了解，這個詞來自一位韓國詩人，指母親和小雞分別從內、外，同時啄破蛋殼的那個瞬間。對我來說，我感興趣的是內／外的概念，小雞在蛋殼裡面，媽媽在蛋殼外面。我用這個象徵意義來指涉電影中兩個男主角的處境：兩人都在這個社會中試圖存活，但一個人在室外空間，他在首爾這個城市中走來走去，想盡辦法活下去；另一個人則被囚禁在室內空間。我希望讓他們在電影結尾融合在一起，他們可能是同一個人，但也可能是不同的人。
不過，他們從各方面看來都不盡相同，不論是外表、社會階級、生活方式都南轅北轍，但同樣作為社會的邊緣人，我試圖將兩人之間靈魂的相同之處、同步性表現出來。所以，我認為這個片名的意思是當兩人聚集在一起時，兩人既被內、外分開，又合體的概念。
所以兩人在片中第一次見面是小賢在廁所拍攝北韓男孩賣淫的時候嗎？
是的，文本內的意義是兩人那時才第一次見面，但他們也有可能是同一個人分裂成的兩面。這是我的意圖，不過我不太在意觀眾會如何解讀。
據說此片在韓國上映時也遭到電檢制度動刀，可否談談韓國的上映情況？
金：遭到審查制度刁難的部份，主要是男孩賣淫時為另一個男人口交的畫面，原本有拍到陰莖，其實時間很短也只有一小部份，但審查委員希望我們刪掉或者模糊處理，因此公開上映時有在陰莖上打馬賽克。這個事件讓《無以名狀的憂愁》看起來好像是在講同性戀、酷兒議題，但拜電檢制度所賜，這部電影當時在韓國網站的搜尋排行榜上名列第一，關鍵字都是「裸露、陰莖、露出」，很多人以為這是成人色情片，還以為我是成人色情片導演呢。（笑）
《無以名狀的憂愁》是第一部在院線公開上映的作品，拍攝過程中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嗎？
金：這部片在兩年前就拍完了，對我來說已經完全不新了。我在三年前寫好劇本，後來得到政府的資金，但我沒辦法獨力處理那麼多事，於是找了新製片，在2010年6月拍完全片，休息一個月後開始剪輯，但問題是我沒錢請剪接師，因為製作時就把錢全部花完了。總之，我最後必須自己一個人剪輯，對我來說，要自己剪輯是很痛苦的事，我拍完電影後通常會覺得自己拍的毛片很糟糕，覺得沒有一個鏡頭是能用的，也找不到完整的結構，這不是我想要的電影，過程中我必須不斷跟自己妥協。我不斷試圖說服自己，無論如何我必須完成，這部電影也許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糟糕，那時一直一個人躲在房間裡寫劇本、剪輯影片，就這樣花了很多時間，我很討厭自己一個人工作，好像與現實世界隔絕一樣。
此外，為了養活自己，我還必須去工作，完全沒有休息時間，感覺自己都快要乾枯掉了，差不多過了一年。後來我把試看帶寄到威尼斯影展，策展人就選了這部片，我心想：天啊！我必須要在兩個月內完成這部電影，包括混音、聲音等等。如果沒有威尼斯影展的話，大概還會繼續拖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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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以名狀的憂愁》劇照
您似乎很喜歡台灣電影導演侯孝賢、蔡明亮、及泰國導演阿比查邦，原因是什麼？您的作品有受到他們影響嗎？
金：我並沒有特別意識到影響，我在創作時，很自然地隨著自己意識、興趣的流動開始寫故事，結果變成彷彿跟這些導演、和其他我喜歡的導演有關，我想這應該是無意識地被影響。我不認為這其中有很明顯的影響，比如說《無以名狀的憂愁》裡的摩托車一景，我在拍攝時真的沒有想到台灣電影，後來看到蔡明亮、侯孝賢的電影，看起來真的很像，好奇怪喔！但我很自然就接受了，因為我個人真的很喜歡他們的作品，也許在我心裡和侯孝賢有某種連結吧。（話畢大笑）
我喜歡他們的原因之一是，我看待這個世界、人、社會的方式，與他們的電影和哲學有所連結，因為他們的電影並不是關於一個很微小的世界，而是很寬廣、超越的電影語言。我不太知道如何描述影響，但我知道確實有一些影響。
我對台灣電影特別有很多共感，因為台灣和韓國在日本殖民、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歷史上有很多相似的部份。不管是城市的景致、風景，還有人們對於生活和歷史的感覺都很相近，彷彿在互相模仿，所以有很多共感。
我認為在亞洲電影中，台灣的電影是最驚人的，尤其是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但我還不太認識這個世代的年輕導演，希望可以看到很精彩的作品。台灣電影就等於亞洲電影，我認為台灣發明了亞洲的電影語言，就像過去的日本一樣。
您目前已經在進行下一個計劃了嗎？
金：目前正在進行的是一部關於娼館、性工作者的紀錄片，預計今年會完成。我其實希望更專注於我自己的感受，而能更不理會觀眾。《無以名狀的憂愁》因為要在韓國上映，所以比較有在考慮觀眾的感受，但現在我不想再承受這種壓力。
（頁首導演照片與電影劇照由台北電影節提供，文中側拍照由記者曾芷筠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