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真相的第一塊拼圖
獨立紀錄片導演李惠仁歷時六年，追蹤調查禽流感疫情，完成紀錄片《不能戳的祕密》，揭露農委會蓄意隱匿疫情的真相。去年耶誕節當天，李惠仁在幾位獸醫系學生的協助下，展開中南部禽流感大調查，並將病死雞寄給農委會主委陳武雄、防檢局長許天來和淡水家畜衛生試驗所，甚至向台北地檢署按鈴提告，指控許天來等人涉嫌偽造文書。從一位紀錄者到創造議題的運動者，李惠仁說，「因為看不下去！」
選擇直接介入事件，為的是讓更多人投入行動，李惠仁期望掀起一波「複製李惠仁」現象，使得社會上更多進步力量能夠湧現。他形容《不能戳的祕密》是還原真相的第一塊拼圖，一旦第一塊拼圖擺到對的位置，後續會有更多人將其餘拼圖放上，慢慢真相就浮現了。
《不能戳的祕密》一開始捕捉了大自然美麗的景象，以此點出生態界「共生」的現象，隨著影片逐漸鋪陳，到了末了，「共生」再次被提出時，觀眾已然心知肚明，這共生關係講的不單單是生態界的現象，更是暗喻官僚系統、學界，乃至媒體和產業界所共同組成的共犯結構。因此，我們在看這部片的時候，不僅能夠窺見官方針對此事的虛與委蛇，更透視了龐大結構中存在的弊病。
攝影記者出身的李惠仁，1994年進入電視台工作，見證了台灣有線電視蓬勃發展的年代。2008年，李惠仁重新思索未來人生方向，毅然決然提出辭呈，轉為自由影像工作者。其首部紀錄片《睜開左眼》，刻劃電視攝影記者的勞動狀態以及置入性行銷的氾濫，曾入選世界公視大展INPUT並獲映像公與義紀錄片影展首獎。第二部作品《不能戳的祕密》則獲得2011第十屆卓越新聞獎電視類調查報導獎，隨著禽流感疫情的爆發，終於引起社會大眾的重視。從《睜開左眼》的反思性視角，到《不能戳的祕密》的介入調查，作者的主觀意識堪稱顯著。
現為獨立紀錄片工作者的李惠仁，除規劃每三年拍攝兩部紀錄片外，透過向公視提案，加上接拍一些小案子，生活還算過得去。收入雖大不如前，然物質欲望也相對降低了。現在，他能夠彈性安排自己的工作，擁有充分時間藉由影像實踐其社會關懷。本期放映頭條專訪《不能戳的祕密》導演李惠仁，將影像工作視為一種志業的他，侃侃而談拍攝本片的歷程與箇中思量。
首先想先聊聊導演個人的專業養成，您畢業於世新大學新聞系、政大傳播學院EMA碩士班，在校所學對於您往後從事媒體工作和獨立紀錄片拍攝提供了什麼樣的幫助？
李惠仁（以下簡稱李）：在世新大學新聞系我是念在職班，那時候我已經在媒體裡面工作了將近十年。假如是從新聞系畢業的同學，再到媒體工作，落差會很大。我們念在職班就不大一樣，因為我們都是在第一線工作，跟老師會比較容易對話。儘管老師不見得在媒體上有實務經驗，可是學和術的對話會非常多，而且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就精準到位。另外，因為我之前不是念新聞，所以在學習的過程當中看到一些理論的東西，使得實務和理論能夠產生一些互動。
政大研究所的課程則是顛覆很多原本的思維，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學習。我們學到了研究的方法、看書的方法，那是最重要的，我知道怎麼樣很快掌握特定議題，清楚地將很多事情概念化。我覺得方法是最重要的，門打開了，窗戶打開了。
拍攝第一部紀錄片《睜開左眼》時，您已經卸下電視台攝影記者的職務，從一個對這行業懷抱著熱情與憧憬的青年、歷經長年的工作操練後逐漸有了一些省思，到最終決定離職，甚至以攝影機轉而記錄攝影記者自身的故事。請您聊聊在電視台的工作經歷，以及拍攝本片時，採取的是什麼樣的角度？
李：我在講四個攝影記者的生命故事，也在講我自己的生命故事。我相信進到這個行業的人都有一定的憧憬，1994年，我們進到媒體的時候，正值電子媒體蓬勃發展，從最早期的三台電視台到後來包括TVBS、真相新聞、超級電視、三立、東森等衛星電視台出來。我們不想再看三台聯播的新聞，想要看到不同視角做出來的新聞，有幸見證那段歷史，當然我們每個人都對這份工作懷抱非常大的憧憬。
我在還沒當攝影記者前，在華衛音樂台做音樂節目，後來發現事實上我喜歡講故事。講故事的方式有很多，我可以用影像來講故事。以前我在念書的時候非常喜歡攝影，那時候就想也許攝影記者是一個很適合我的生活型態，所以才決定去當攝影記者。之前做音樂節目時，我只是把影像處理得很好看，但我總覺得少了一點什麼，後來才體悟到是少了一點生命，可能是少了故事性在裡面。我喜歡當一個講故事的人，才去當攝影記者，因為可以用影像講故事。
1999年，我就決定去做新聞專題，在「民視異言堂」的時候就開始做電視新聞專題。因為新聞專題的篇幅會比較長，畫面的呈現上會比較豐富，一般新聞每則可能就一分十秒、一分二十秒，要營造相關的氛圍或情緒就沒有辦法。
《睜開左眼》中，有提到文字和攝影的定位，就新聞報導而言，整體敘事基本上還是操之在文字記者手上，您怎麼看待這樣的狀況？
李：即便到現在這部分都還是有很大的問題，製作電視新聞，為了在很短的時間內講一個故事，必須還是要有很多的旁白，旁白是誰來寫？當然是文字記者來寫。某些時候，攝影記者會很關注畫面的呈現，他拍了很有張力的畫面，但文字記者假如沒有辦法好好運用這些素材，只是成為旁白的陪襯，攝影記者就會覺得很可惜。久而久之，彼此的互動就會出現一些狀況。到底是畫面優先還是文字優先？不斷不斷有這樣的辯論。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對電視新聞來說，畫面很重要，文字怎麼樣達到所謂畫龍點睛的狀態也很重要，可是很多時候都沒辦法做到。
您在2008年決定離職的關鍵是什麼？
李：第一個是看到我爸爸生病，我在媒體工作那麼多年，都沒有辦法好好跟家人相處。另外一方面，我不斷省思自己這些年來到底做了什麼，做了哪些對這個社會比較有貢獻的新聞，說不出來。也許還是有，可是會意識到時間不夠了，假如我們每個人只能活八十歲，那時候已經過了一半了，還有多少的青春歲月和力氣可以去做這件事？在體制裡面，也許一年當中只有百分之十的時間有可能去做比較有意義的事情，可是百分之九十的時間要去應付好多事情，包括置入性行銷、長官指派的一些相關工作。假如離開體制，是不是可能有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可以去做一些比較有意義的事情？也是因為我覺得時間不夠，才選擇離開。
您當初為什麼會開始追蹤禽流感事件？
李：2004年台灣第一次爆發禽流感疫情，我那時候在電視台，就開始追蹤這個新聞，全台灣的媒體都在追。官方的說法都是說候鳥帶來的病毒，可是我的調查並不是，而是非法疫苗造成的疫情，既然我的調查跟官方的不一樣，就覺得很怪，便一直在關注這個事情。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覺得官方在說謊，因為我得到的證據其實都非常明確。當時我還在體制內，離開電視台之後仍然持續關注，最大的進展是在2010年1月。當中可能每年陸陸續續會有一些相關的事證，可是有時候一整年都沒有進展。
禽流感議題具有一定的門檻，影片中藉由各種數據和資料報告，企圖以專業論證指陳農委會隱匿疫情的實情。為調查此事件，您必須解讀世界衛生組織的法典、農委會提供的數據報告等專業資料，非相關科系出身的您是如何克服的？
李：這部片嚴格來講，不是我去研讀所有的資料，在我後面有好幾個專家學者在幫我，可是他們不能曝光，因為有他們才有辦法完成這部片。比如說有一些相關的文件資料必須解讀，或是針對特定會議、事件要如何解讀，這些都必須花很多力氣去請那些不能曝光的專家學者來幫我。到最後，最關鍵的2010年那份資料是匿名人士寄給我的。
如果沒有人幫我，我做這樣的指控，你覺得官方會放過我嗎？官方不會告我嗎？為什麼他們沒有告？我從去年7月27日播出後，不只一次聲明，如果官方覺得我有錯，歡迎提告，到現在沒有人來告我。
片中呈現了各種關鍵性的文件資料，這些資料是如何取得的？
李：每一份都是機密文件，我沒辦法自己取得。在拍攝的過程當中，有一很大的問題就是資訊不對等，我跟官方的資訊非常不對等，你想要取得一些相關文件資料，他們就會跟你說那是機密文件，你沒有辦法取得。為什麼會拖這麼久的原因就是我一直沒辦法拿到關鍵的實驗報告，那個只有在國家實驗室才能做。即便是IVPI（靜脈內接種致病性指數）和鹼性胺基酸兩個重要的實驗都做出來了，都還可以說是高病原潛勢，全世界沒有那樣的名稱。我一直在等新的事證發現，在2010年1月到3月那個時候，拿到了那些專家會議紀錄，從那時候起進展比較大，從這個證據可以很確定他們在隱匿疫情。
由於這個議題牽涉到許多專業知識，即便片中舉證歷歷，觀眾也不見得能夠全然明白，您如何將這些專業論斷轉化為一般大眾能夠理解的內容？
李：一般人還是聽不懂，因為有門檻，除非分子流行病學領域的相關人士才懂，否則非自然科學出身的人很難去解讀那樣的訊息。所以我就反過來講，我不是一步一步不斷辯證官方是不是在隱匿疫情，而是一開始就說明，官方在隱匿疫情，先下一個定論，再以我蒐集到的資料一一佐證。
因為其實台灣的科普教育做得不是很好，這麼重大的事情即便是我用目前的方式去操作，或是再用兩個小時去解釋裡面的東西，觀眾還是一樣看不懂。這時候我就必須要去抓一個平衡點，是要顧及觀眾，做得很科普？還是拿出證據，直接跟農委會對質？後來我是取一個中間點。如果太趨向民眾，農委會會說，那你證據呢？但是當你證據拿出來時，觀眾又看不懂。其實這部分是很兩難的，所以我才在片頭就指明農委會在隱匿疫情，然後一步步演繹背後的原因。
影片中，我們一直在談高病原和低病原，另外，官方一直在談現場死亡率。死亡率跟所謂的抗體有直接關係，什麼樣的狀況會產生抗體？我們從小打預防針，有多少人會懂得疫苗打完之後不會生病的機轉是什麼？十個人裡頭有九點九個人不知道這個東西。這牽扯到2004年台灣到底是不是大家都偷偷施打疫苗以求免疫，雞的身上有抗體就不會發病，就不會有死亡率，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官方不斷在用所謂的死亡率來否認疫情的存在。雞為什麼不會死？原因很多，有抗體、施打疫苗、養殖方式等都有可能。抗體已經是最簡單的部分，那抗原又是什麼？分子流行病學又是什麼？我沒有那麼多時間一一跟觀眾做科普教育，影片的重點是官員在隱匿疫情，假如要拍得讓觀眾懂，要花多少時間才能講清楚？
為什麼我不是慢慢去呈現證據，而是直接了當地說官員在隱匿疫情，進而證明確實如此，這樣觀眾會比較容易理解。如果一開始沒有指出這點，觀眾會看得很辛苦。
台灣這類型的調查式紀錄片並不多見，在西方，如麥可摩爾的紀錄片就是採取調查報導的方式，強烈抨擊時事，並帶有鮮明的個人主張。您曾經參考過這類型的紀錄片嗎？是否有受到什麼啟發？
李：有，麥可摩爾的片子我有看過。在第一版的《不能戳的祕密》中，我的介入沒有那麼深，以前做調查還是比較用第三者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到去年我開始寄死雞給農委會那些官員的時候（編按：李惠仁將這起行動剪輯成一短片「最新《不能戳的秘密》之病毒失蹤事件簿」），就已經完全介入其中，我在創造一個事件。告一個段落後，這個影片將來會重新組織成另一版本，後續的行動紀錄也會擺進去。就如同麥可摩爾在他的紀錄片中的種種作法，他其實已經介入到裡面，也在做某種程度的運動，透過這種方式去創造議題。
您剛提到之後會再將陸續拍攝的素材加到目前我們所看到的《不能戳的祕密》這個版本裡頭，做出最終的定剪，目前有粗估的製作時程嗎？
李：因為已經進入司法了，看司法檢調到一個什麼樣的段落，我就可以告一段落。
在這部紀錄片中，我們看到媒體扮演的角色也頗微妙，片中採訪了一位自由時報的記者，她試圖蒐證但同樣碰到了一些阻撓，又或者記者有意繼續追蹤調查，但必須面對上級的施壓。媒體高層面臨的壓力或許來自官方、或許來自產業界。就您個人過去在媒體長期的從業經驗，是否有過類似遭遇？您又會如何因應？
李：我看過類似的狀況，我沒有遇過。比如像之前TVBS瀝青鴨事件，他們就被包圍啊。鴨農用的不是瀝青，TVBS弄錯了，那是松膠，問題是，松膠連中國大陸都禁止，台灣為什麼可以用松膠？松膠很毒耶！松膠原本應該是金黃色的，為什麼會變黑色？因為用太多次了，松膠不斷加熱會產生致癌物。TVBS把松膠誤認為瀝青，因為這部分沒有查證清楚所以被包圍，本來是獨家新聞，結果後來因為鴨農抗議，為了道歉，做了很多新聞跟民眾講說台灣的鴨肉有多好多好。可是問題是，松膠的問題獲得解決了嗎？是不應該拿松膠來脫毛的，可是沒有人再去指責這件事，只有澄清那是松膠，不是瀝青。
就禽流感這個議題的倡導上，《不能戳的祕密》算是發揮了很大的功效，媒體跟進做了大篇幅的報導，帶動民眾對這起事件的重視，一夕之間，導演從無名英雄到被奉為可敬的「危雞英雄」。事實上，在近期禽流感疫情爆發前，這部片在主流媒體上並未受到重視，能否請您分享一下這部片拍攝完後，如何爭取曝光的機會？
李：去年7月這部片拍完後想要提供給媒體無償播出，可是沒有辦法，找不到通道播出，之後才會在網路上播。因為媒體有他們的壓力，農委會家大業大，有很多計畫案在媒體裡面執行，大家還是有所顧忌。
去年7月27日《不能戳的祕密》在「新頭殼」（編按：新頭殼為一以議題為中心的新型新聞資訊平台 http://newtalk.tw/）首播，我們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所以在首播前兩三天就去跟《蘋果日報》談，後來他們決定用人物的方式做半版的報導，描述我拍了這麼一部片來指控農委會隱匿疫情。為什麼會去找《蘋果日報》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那時候打電話給我那些電視台的老同事，問他們既然不能播，那在什麼樣的狀況下他們才願意報導有這樣一部紀錄片。他們很清楚跟我講，除非《蘋果日報》刊登，他們就會跟。《蘋果日報》的報導刊出後，電視台就跟這新聞跟了一天，第一波媒體效應已經出來了，農委會也開始正視此事。
《蘋果日報》做完那則新聞後，就問我願不願意讓這部影片放在動新聞上播出，因為我已經答應「新頭殼」首播了，所以授權動新聞可以在首播結束後上這則影片，後來網路上就開始轉載、推薦。
卓越新聞獎也是我們突圍的方式之一。因為找不到通道播出，所以才想說有任何獎項都報名參加，那是一種引起大家關注的手段，只要能夠入圍，引起討論，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9月21日，《中國時報》副總編輯何榮幸在「我見我思」專欄寫了一篇〈「不能戳的祕密」之後〉，農委會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網路上就有很多不同的聲音進來，許多是偏向農委會的聲音。之後，維基百科關於《不能戳的祕密》這個詞條的內容全部被改掉，一度被刪到只剩下兩行；前兩天，我去看的時候，又有人把它改回來，內容也更多了。你去看原始的內容，改來改去，非常有趣，因為維基百科現在也變成一個行銷的場地。
去年耶誕節寄死雞給官員之後，我也開始在《新新聞》上發表文章，截至目前寫了三、四篇，提出這個議題的新發展。寫完之後，我們也收到很多農委會的來函，不是要我們道歉，只是一味說我們講的不是事實，要保有媒體求證的精神。
我們都很期待紀錄片可以發揮其社會影響力，就《不能戳的祕密》這個例子而言，確實展現了紀錄片實質的影響力。從當初拍完沒有電子媒體願意播，到如今在網路上廣泛傳播，並且受到政府當局、媒體及一般大眾的重視，在議題的推動上，您本身期許這部片能夠發揮什麼樣的功能？
李：我覺得這部片子可能就像是還原真相的第一塊拼圖，當第一塊拼圖也許很難，因為要擺到一個適當的位置。兩百塊的拼圖，我還原了第一塊，後續會有更多人把應有的拼圖慢慢還原回去，真相就浮現了。
我們要重建整個台灣的官場文化，因為農委會惡名昭彰。我們必須把那個牆拆掉，才可以看到真相。唯有透明化，以後他們才不敢造次，因為有人在監督著。而且假如農委會用這種手法，這麼嚴重的事情都讓它過關了，以後其他部會遇到同樣事情也複製同一方式就完蛋了。這也是為什麼我後來要去告他們的原因，我寄死雞之外，同時也去告他們，就是因為一定要將這件事情偵破。
您日前在「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http://we-report.org/）提出另外兩項調查報導計畫，一是生物安全調查報導，試圖披露台灣生物安全的重大漏洞；另一則是與蔡崇隆、林靖傑、陳俊志幾位導演共同合作的《那些年，他們一起搞垮了公共電視！》紀錄片。這兩項計畫在weReport平台上皆已成功募得所需金額，能否請您聊聊目前的籌拍狀況？
李：真正屬於我個人執行的是生物安全調查報導，公共電視的紀錄片是蔡崇隆導演發起的，我只是其中一位拍攝者。由於目前禽流感事件的緣故，生物安全調查要往後延。這個東西我可能不能多談，多談的話，在調查的過程當中會遇到一些阻礙，現階段相關的採訪都先暫停，因為我現在只要去，人家就覺得我可能要做什麼事情，會非常有警覺性。
公視那個案子差不多要準備開始執行了，接下來要跟崇隆開會，看怎麼樣分工。我們當然希望整個公共媒體能夠更好、更獨立，不要有黑手伸進去。
您的新作《寄居蟹的諾亞方舟》記錄的是新北市八里愛心教養院一群被擠壓到生命邊緣的孩子，他們透過輔助器具實現了移動的夢想。本片日前曾於公視「紀錄觀點」節目中播出，能否請您分享一下這部片主要想要談的內容？
李：這部片子要談的是身心障礙朋友的情感，比如在八里愛心教養院，那些孩子從小就跟原生家庭分離，因為有重度肢體障礙，家中居住環境或社經條件都無法負擔的情況下，只好把孩子送到教養院去，孩子在那時候被迫跟父母親分離。我記錄的那四個孩子最小的是十九歲，最大的三十一歲，很可能將來他們都會在這邊終老。當這些孩子跟照顧他們的褓姆、老師建立超越一般師生的關係時，一旦這些老師必須要離開的時候，孩子就得很快調整心態。我們可能一生當中離別的次數不多，可是對他們來講卻是非常頻繁，他們經過很多的離別去得到情感上的獨立，當然他們也期待有所謂的愛情、友情，這又該怎麼樣去處理？我想探討那一塊，這是比較少人關注到的層面。
導演拍了三部紀錄片下來，有什麼樣的心得嗎？
李：都是在講故事啊。透過拍紀錄片，在我們生命旅途當中看到不同的視野，看到良善的一面，也看到需要改進、甚至說比較醜陋的一面，這就是生命。
我不斷地開始想我到底要過什麼樣的人生，我不希望行將就木的那一刻，後悔當初為什麼沒有走那一條路。舉例來講，人的一生，你若是每天用很快的速度從台北坐車到高雄，不斷來回循環，因為速度很快，看到的事情永遠是模糊的。我不要這樣，為什麼不能選擇其他的路呢？為什麼不能用走的？從台北慢慢地走到高雄，我有很多不同的路，不會只有一種選擇，在這過程當中可以閱讀很多不同的生命姿態。
最後，請導演推薦《放映週報》的讀者一個非看本片不可的理由。
李：你可以去看看說謊的人的表情，都一樣，你絕對看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