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上海尤其在最近這十年高度經濟發展，我覺得目前處在一種過程裡面，就好像我們拍這個片子的現場，你看到很多都是在舊房子裡面，但是舊房子一拐出去就是高樓大廈，這種東西通通交雜在一塊。在上海，這邊長很大，想要把那個拿掉，追求全然的經濟發展，但是大部分的人，像我們拍的這群人，其實他還停在那個生活，當這群人活在一個高度經濟發展的環境裡面的時候，你會發現那個人文風景跟你看到的都市風景有一種不搭調。就好像你看到牆上的畫歪了，或是長了一個不知道是什麼的怪東西，你會覺得有一點刺眼、有一點不舒服。但那好像是必然的過程。

他們住的房子確實很小，我只是很想跟他們生活在一起，感受相同的生活，放在同一個基礎上面，少掉了都市人看鄉下人、台北人看上海人、上海人看哪裡人的視角，通通拿掉，就是生活，非常非常誠實、血淋淋的。這其實是在一種很理性的思考下面的結果，我們去勘景，認識這些人，我沒辦法去想像當我把空間放大的時候，這群人的狀況會是什麼，會感覺有某種不自然、不協調。

空間是服務這群人，我們不能先去考慮想要拍一個狹小空間裡面的什麼，這群人活在裡面，活在一個沒有辦法退到遠景去觀察的地方。他們真的是在下面的，很多細節的，在那邊摸索摸索，永遠不會跟都市的線條擺在一起，那種繁華的都市面貌不能服務這群人，只會讓這群人感覺突兀而已。

鄧：那個小混混是我們上海當地同事的朋友，大家喝酒就會說笑，他們說到自己遭遇的事情，說得很得意。像這個就是大家茶餘飯後講話時聽到的故事。

編劇楊南倩寫了第一稿、第二稿，把故事的基調、型態和人物全部確定，後來我們做的只是把人物抓出來，單獨寫他的故事。席然是我的助導，葛文喆是我的副導。他們有自己生活的經驗，因為他們都是當地人，葛文喆是上海人，席然是四川人到上海讀大學，留在上海，他們自己有自己的一群。這些故事好像容許不同的說法，譬如說席然處理的就是狗哥跟九子的故事，他就只單純針對這個下去寫；葛文喆就是負責唐群跟她女兒的故事。打從一開始，我對曹俐關注得比較深，就寫曹俐和小月，後來小月全部被廖桑（廖慶松）剪掉。幾個故事通通出來之後，我就開始順結構，海璐是最後才進來的，她進來之前其實結構差不多快完成了，只是我覺得少了一點在地色彩，那牽涉到語言的使用問題、對事物的價值問題、態度，後來海璐就看了，她有她的意見，索性一起來寫。我們兩個坐在會議室裡坐了三天，一邊寫一邊演，她就扮演某個角色，把全部東西寫完。

鄧：影片拍完，廖桑剪完了，我就給侯導看，他一看完，我就請他當我的監製，滿想聽聽他的意見，他也當下答應了。第二天開始幫我剪，我跟他兩個人，一直看一直看，某一部份現在我們看片子得到的感覺是被他過濾過的，他剪掉了幾個鏡頭，多半都是曹俐的。我們在說故事的時候，講到一個階段，覺得鬱悶，就要抒發一下，我就透過曹俐將剛才鬱積的東西慢慢釋放、釋放。譬如曹俐走在路上，在很迷離的燈光下看到一個孤獨的人；還有一個廖桑和駱以軍好喜歡的鏡頭，是曹俐要過馬路，那天剛好上海冬天出了太陽，她就站在十字路口，眼睛閉起來讓太陽曬，綠燈了，她都不知道，人家都走了她還在那邊。

侯導真的是大師，他看到了「我」在裡面，他說，我耽溺在一種情緒裡面。我現在知道是對的，當時我雖然知道，但不懂。我就聽他的意見把那些畫面全剪掉，隔了好久，在很多影展放映時，自己一直看一直看，後來知道原來那件事其實影響了這個片子，讓它產生了一種將東西通通一視同仁的感覺。只要多那幾個鏡頭，這片子變成我的，曹俐就凸出來了，我把我的某種主觀心情放在曹俐身上，透過她一直在釋放。侯導因為客觀，他前面通通沒有參與，他還真的開了道。打通了我的脈，後來隔了一陣子，那個氣在我身體裡面發酵，我突然懂得了這些事情，就很想繼續我下一部電影。我有一種能量被他梳理過，順了，看事情變得不太一樣。

天地不仁，其實要的是那個「仁」，是那種愛心，去看待所有東西，我覺得溫暖是從那邊來的，那是一種態度下的產物。你容許他們存在，容許這些騙術，容許誰欺負了誰，他們不過是為了生活而已，就使一些小尖小詐，沒有殺人放火，只是讓自己這條路走得順一點，躲得起來一點，安全一點。

雖然我沒有看過放入那些鏡頭的版本，但可能正是因為拿掉了那些，使得影片有一種舉重若輕的感覺。一旦去除了曹俐不斷釋放什麼的片刻，反而我們在看片的時候不會那麼有負擔。

鄧：對，要不然你會跟著我跑。因為這件事對我來說很沈重，想回家，對我母親的承諾等等，通通在裡面。現在以這種方式呈現，就會有一種無情在裡面，那個無情是天地的，但那個才是大愛，那是真愛。無情，什麼都可以，我不會同情你，我不會喜歡你，因為我尊重你，尊重每一個個體存在的可能性。

鄧：唐群是舞台上的人，她演電視劇比較多，要不就是舞台劇、唱歌，她是學音樂的。她對戲的品味被調教成很外放的，但是她有一種很固執的素質，我覺得如果能夠留住那個固執，在那個固執底下呈現她的柔軟，如果做得到的話就很漂亮。就好像最後一場，她在車上把包子取出來啃，包子是她自己帶的，我沒有設計這個。她是認真的人，會想說她在車上可能會幹嘛，也許吃個包子，就自己準備一袋包子在包包裡面。

她一開始覺得上車後，必須要有一種被打擊了的心碎、絕望，要哭，但她其實年紀大了，淚腺不是那麼發達，縱使有那個情緒，但是眼淚流不出來。她有帶眼藥水，一直滴一直滴，有幾次滴下來被我拍到，但我就覺得她那顆淚根本不能滴下來，因為滴下來她那個倔強的個性就不見了。那個鏡頭拍很久，我們在車上，靠在一起坐，一邊拍我一邊跟她講，拍到後來她就說那我把包子拿出來吃。那個太厲害了，她就吃，眼藥水在眼眶裡面，那不是真哭，她情緒都在，只是沒有淚水而已。她就吃那個包子。我看著她，那個心灰、心碎、挫折，只得放棄，啟程回家。那顆包子一咬下去，你知道生命必須繼續，路要繼續走，還是必須接受前面被打擊過後的所有事情，就是要撐下去，就是認了。

她是北方人，以前的表演是比較張揚的方式，如果那種東西能夠被節制下來，其實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