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哲學其實就是想家，在這裡，在那裡，急著找到家的感覺；那麼，我們要往哪裡去？總是在回家的路上。
——德國浪漫派詩人Novalis
我們每離開家門一步，就是往回家的路走了一步。
——田朝明醫師
去年三月十七日，前後歷時五年的紀錄片《牽阮的手》終於完成，莊導演夫妻趕忙帶著筆記型電腦到醫院，給病床上的田朝明醫師看。電影播放的時候，田醫師的意識已經有些彌留，隔天早上便離開了人世。那時，他的女兒田秋堇立委，卻正在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違法徵收農地的環保問題進行抗爭，沒能趕上父親的最後一面。但是她說，知道爸爸會支持我的。
這是一個關於兩個人如何組成家庭，養育孩子，然後與這塊土地上不同的人們相遇的故事。戰後臺灣的歷史，是人們各自有著不同的記憶，卻被威權體制扼殺了分享與溝通機會的歷史。黨國政權的政治模式與經濟發展優先的邏輯，留下了種種斷裂與殘缺，直到今天仍然未曾癒合。解嚴二十多年來，尋找家園與歷史的焦慮，仍然如幽靈般徘徊。《牽阮的手》片中既有受訪者說的一個個故事，重建五十年前的動畫、當年的官方新聞、黨外運動的紀錄影像，也有導演們從一無所知到挖掘歷史的身影。
這份挖掘歷史的迫切感或許來自於，在言論不再是禁忌的多年以後，那些並不太久以前的事情，卻彷彿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沒有多少關係了。當年黨國告訴我們的，是整齊劃一、抽象而空洞的歷史，故事的主角是民族的救星與世界的偉人。當我們拒絕了這樣的歷史之後，卻像是對歷史本身也一併感到麻木了，無論是黨國的版本，或是民主運動的歷程。田媽媽在《牽阮的手》裡面，卻用另一個角度，用生活的細節抵抗偉人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有私奔、有菜籃、有孩子、有肉粽的香味、有死亡的疼痛、有手心的溫度的故事。
這個故事可能跟你以前想像的臺灣民主運動史不太一樣，裡面沒有高舉的政治大旗，或者悲壯的英雄偉人。在救援政治犯和走上街頭抗爭的過程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總是吵吵鬧鬧的，帶著勇氣也帶著人性的軟弱，有悲傷也有笑聲的家。田醫師跟田媽媽不是波瀾壯闊的人物，而是在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裡，認真面對世界、腳踏實地生活，追求著一個更好的國家的，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一對夫妻。
田媽媽是一位擅長說故事的阿嬤，透過一個一個的小故事，一點一滴生活的沈澱，她把那個看似有些遙遠的時代，那些人的臉孔，帶到我們的眼前，跟今天的我們相連起來。也讓我們在看完電影後，會想要去試著說起自己的、身邊的、各個不同卻又同在一起的故事。那些故事，也許就像這部紀錄片，並不只有讓人開懷的段落，也有苦澀的成份。但也就像片中田秋堇重新回到林宅血案的現場，站在階梯的上頭，望向地下室，在那等待光線的黑暗裡，有著悲傷的記憶，也有著溫暖，有著新生的，家的力量。
林易澄（以下簡稱林）：一開始導演說要拍這部片的時候？田媽媽的想法是什麼呢？
田媽媽（田孟淑，以下簡稱田）：那時候我們家秋堇看了一部紀錄片，叫《山有多高》，我沒有看過，但是秋堇說她很感動。那是說一個老榮民的故事，他在大陸結過婚，來臺灣以後又結一次婚，大陸開放以後，他回去中國，他的兒子就把這些事情拍下來。秋堇想說，老榮民一樣跟我們住在臺灣這塊土地，我們卻沒有完整地去認識他們的生命故事。那同樣的，新住民，包括國民黨執政者，也對臺灣這塊土地的人民不夠了解。秋堇想說如果她會拍紀錄片，她就自己來拍。
秋堇是老大，田爸爸三十六歲結婚，三十七歲生第一個孩子，他寶貝得要死。我說一個形容，把田秋堇整個人放到田爸爸的眼睛裡都不會痛，這樣的疼愛她。特別是秋堇小時候眼睛大大的，滿可愛的。那時候我先生還沒有氣切，常在醫院進進出出，她想要留一點記錄，像那個老榮民爸爸一樣。這個想法就一直在她的心裡跳躍。
後來有一次跟公共電視的人見面，她提到這個idea，公視的人也覺得這是一個好的建議。在臺灣，有的時候，語言、生活習慣上的不通，不了解文化上的背景，造成了很多無謂。秋堇覺得如果大家彼此可以互相了解、包涵，就不會指天罵地，總是在爭執。
一開始公視跟導演提，他說沒有時間，後來有一次我們一起吃壽司，他覺得受到我很大的感染。本來我們不認識，他的《無米樂》上映的時候，都有映後Q&A，我去看了三次，也發言三次。譬如，那時候有觀眾問說，為什麼崑濱伯老是唱日本歌，好像有一點責怪導演的意思。我說，哪有法度，崑濱伯快八十歲的人，他受日本教育，當然唱日本歌，就像是要是拍我的紀錄片，我一定唱歌仔戲。那有一天導演就說好，我們來研究一下，他也要看看我們兩個究竟是何許人物，可能他看完覺得，「還不錯喔，怪咖醫生跟黃毛小丫頭的故事。 」
他做了一些功課，到我們家裡來。那天我剛好找出一本田爸爸的日記，他寫那篇日記的時候快八十歲了，還沒有氣切。那我把上面的文字讀出來，「今天氣溫幾度到幾度，我的牽手出去。」我記得那天宜蘭有民主運動，年底選舉快到了，我把飯菜水果都準備好，他加熱了就可以吃。「到半夜都還沒回來，有某（太太）好像沒有某。」我一邊讀一邊哭，我當時都不知道我先生是那樣的寂寞，我們的小孩沒有住一起，只有他一個老人。顏導演一樣是女人，我後來看到她受採訪，說感觸良深，看到七十多歲的歐巴桑，這樣自責，對愛情的執著，對丈夫的愛那麼深，很少看到，受到很大的感動。他們跟我說：「如果要拍這部片，要纏你纏一年喔。」，我說好啊，我是不會怕生的人，我們家有十四個小孩。我在車上，看到人家衣服好看，就問這在哪裡買的啊，田爸爸就不以為然，說跟人家不認識問這個作什麼，我們夫妻，截然不同，他是獨子，我們家小時候人卻很多。
林：拍攝的時候，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麼呢？
田：拍攝中間，可以說是被凌遲、拷問。比如說，我小學時候的學校、教室是什麼樣子，導演一直問我，求是求真。我被問得很生氣，我說：「你畫個桌子，插個青天白日旗，放個國父遺像，不就得了嗎？」他說：「不行，你要去回想。」像是學校的圍牆大門等等。我說要我回想六十年前的事情，真的是刑求我。我在這邊受訪，每次都講到哭，我說這樣不行，哪裡有這種紀錄片，從頭哭到尾，誰要看你這種紀錄片。他說你不用擔心。他常常一個問題問好多次，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一個問題要問那麼多次，現在看到他受訪才知道。他說田媽媽現在是半個檯面上的人，他不要我用現在的看法去講，他要我回復到六十年前，三十多年前，剛剛走上街頭的田媽媽的看法。比如說，有時候我想要罵某個事情，但是會有顧慮，他就不高興了，他意思是說你想要罵什麼就罵，他要我回復到最原始的田媽媽。
那麼要跨越五六十年的歷史，去找那些資料，何等不容易。又不是一個二三十人的team，總共只有導演夫妻，前後幾個小女孩助理。拍完了，大家常常來問，什麼時候上映，因為被拍的人都很期待。我問說什麼時候，他都說還沒好。那時候他做3D動畫，公視本來說簡單作兩個，導演說這樣他不要，後來才去募款。後來終於，我先生經過氣切六年，去年，2010年3月18日走了，導演在17日傍晚說做好了，才拿一台電腦拿到病房，放給我先生看。那時候他人還有知覺，但已經迷迷糊糊，第二天早上九點鐘就走了。那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有讓他看到這部電影。
第一次看到動畫的時候，我真的嚇壞了。日本的動畫像宮崎駿，很可愛的。看到我在裡面，西北雨下得很大，河水滾滾而流，拉起裙擺。我那時候腳還好，一邊看一邊跳，真的是雀躍不已，秋堇說都沒看過媽媽這樣。
還有一次去景美人權園區，中午他們要我休息一下，他們怕我老人家沒有休息，從早上撐到下午。不斷地講話，又不斷地在哭，那很耗精神，因為你哭不是只有掉眼淚，整個人的情緒好像海浪，一波接著一波，這樣的衝擊。每一個人在回憶過去的時候，高興的時候很高興，可是悲哀的時候心裡也還是會有衝動，所以拍這部片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生經驗。
林：拍攝的過程裡，田媽媽有想過最後這部片會是什麼樣子嗎？
田：完全no idea，我是門外漢，你問我炊粿綁粽子也許i know，從哪裡開始我也不知道，我以為是at the beginning，從小時候……。沒有想到電影開頭是我七十二歲的生日，跟那些水噹噹合唱團的姊妹，完全那麼開朗的，所以有些人一開始以為這部片可以從頭到尾哈哈大笑到最後，結果越來越跟想得不一樣。
去年電影節的時候，我們到台中一個圖書館作戶外放映，有一個五十幾歲的太太跟我說，她以為是纏綿悱惻的愛情片，剛開始看得會笑，怎麼到後來都笑不出來呢，就哽咽了。還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年輕人，他說他是當國中的歷史老師，他說怎麼這些我都不知道呢，真不好意思當歷史老師了。這兩個人的發言讓我印象最深刻。
前後花了快五年，到今天。其實去年就有參加一些影展，像台北電影節、女性影展。女性影展的時候，很多女孩子來抱我親我，我都沒有想到來看的觀眾那麼年輕。她們第一句話問我就是：「為什麼我們不知道這些事情？」第二句就是：「田媽媽為什麼你那麼勇敢？」還有人說：「你是醫生的太太，應該是少奶奶，卻戴著斗笠，站在鎮暴部隊前面。」她們覺得一個醫生的太太，那麼勇敢，很難想像。那個人跟蹤拍我拍了一整天，要收集去報告，我去追他，他就跑到鎮暴部隊後面躲起來。真好玩，我自己都忘記了，導演找到那個畫面，我自己看了都笑得要死。還好，八零年代就有人拍下這些街頭運動，不然要到哪裡去找，官方不拍你這個嘛，對不對。
「你怎麼敢？」為什麼敢離家出走，敢嫁給一個鬍子這麼長的醫生，敢對抗一個那麼有錢的龐然怪物的國民黨。街頭運動連男人都不太敢參加，現在看起來沒什麼，那時候是更需要勇氣的，藏匿、幫忙政治犯逃亡，把他們的訊息寄到國外去，那時候如果抓到可能也是同罪論。台灣人說不怕死的人最大，剛開始也會有一點怕，後來看到他們悽慘的遭遇，你就會激起，我們夫妻除了憨膽以外，就是嫉惡如仇。
林：在開始拍攝的時候田爸爸已經住院了，沒辦法訪問，所以是用動畫，或是訪問田媽媽，田秋堇立委這些家人的想法，或以前的街頭運動紀錄片來呈現。
田：感覺非常非常遺憾，時間上比較晚開始拍，讓田爸爸沒有講話的餘地。去年影展的時候就有人問說，為什麼田爸爸跟田媽媽沒有像崑濱伯夫妻那樣鬥嘴很好玩。之前陳文茜在中廣的訪問也說，我們夫妻是絕配，鬥嘴一定更好玩。很可惜田爸爸沒辦法講話，所以只能採用他還能講話時的影片。
導演要呈現田爸爸，另一個就是透過他的書信。他寫給我的情書就有這麼多，結婚七年以後他調職到金門，就寫了更多家書。當然家書有很多是批評時政的，也有想念家裡大大小小的，還有寫小說，Love Story。那時候政戰官他們每一封信都要檢查，用日文寫他們就看不懂。所以田爸爸信的開頭，就把my dear、my sweet、my darling、my dear heart……所有可以稱呼我的，在第一行長長的都寫上去，讓那些檢查的都看不懂。那時候可以說是小別勝新婚。
田爸爸沒辦法說話，非常非常遺憾，所以導演要從秋堇、從我的嘴巴裡面，或是他的生活，他的身體做的動作，用這個來補足。秋堇覺得遺憾的就是，田爸爸的內心世界，原本可以從更soft的角度來呈現。像是每個禮拜天，他一定要帶全家去爬近郊的山。秋堇說感謝爸爸，讓她從自然界得到生命，給她重新站起來的力量。我們走在路上的時候，看到石壁長出一叢小小的花草，他就會跟小孩說，那就是生命，你要去愛惜它。或是看到種田人在除草，就會說，我們吃的米就是這樣來的，這麼辛苦；下雨天我們進屋裡，農家卻要出門去，看田埂的積水會不會太多。有一次小孩做了一個網子要去抓蝴蝶，他就很生氣，說蝴蝶在那邊飛才是它的生活。如果我看到野薑花很漂亮，很香，想摘回家，他就會生氣，覺得要讓花在那裡讓更多人看。
我們兩夫妻就是很，simple mind，憨憨（傻傻的）。我剛認識他的時候，我很惶恐。他要跟我求婚的時候我很害怕，我說，年齡差我不怕，我認為他很偉大，他懂得那麼多，我是一個高中還沒畢業的學生，我會害怕。他說，我比你多活了十六年，懂的事情，看過的書，當然比你多，這差異只是量的問題，不是質的問題。不用擔心，我們是同質的，到你三十多歲的時候，也會懂了。
他剛從日本回來的時候，有人介紹他一位台南女中的老師，留日，又是藥劑師。有一天他去檢查發現有輕微肺結核，當時肺結核不像現在容易醫治，好像現在的癌。對方說我要你信耶穌你都不信，兩個人就結束了。他身體生病，論及婚嫁的對象又離開。在Love Story小說裡，他說那時候等於整個人跌到深淵。他後來跟我說，我說：「對啊，人家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他說：「可是她要用真正的理由來跟我說，要說你生這個病醫不好，我們還是分開吧。」我說：「哪裡有人這樣講的啊！」
所以他後來會這麼喜歡我，因為我一個人就從家裡跑掉，過去找他。我知道他有病，但是連他三十幾歲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我大哥的好朋友。當我跟他說，我爸爸希望我當女法官，他說你去念大學我等你，那時候也不知道「等我」是等我結婚的意思，那時候真的很傻，十七八歲而已啊。
林：但是也是用這樣的方式，很多人不同的聲音去談田醫師，他人沒有出現，但是觀眾就有一種期待，想像出田爸爸的身影，那個感動的地方就出來了。田醫師個性感覺是比較嚴肅的，非常正直、有原則，「奴隸的子孫也是奴隸」，這句話我想到現在年輕人都還是會受到很大震動。不過在電影裡面我們也看到田爸爸內心的另一面，像是非常浪漫的愛情小說，多愁善感的日記，是不是在為理想打拚的過程中，對社會有很多想法要去實踐，讓田爸爸把這一面壓抑下來呢？
田：我感覺他的DNA裡面，很奇特。我公公讀的是私塾，田醫師的漢文，像是三字經、千字文，都是他父親教的。我婆婆則完全是原住民的樣子。他的血液裡面，可能有平埔族原住民的開放，也有漢人的影響。我們老家台南左鎮就很靠近平埔族的聚落。你看他的臉型，不像典型的漢人，反而有點像外國人。我們去爬山，常常有人說「阿度仔」（外國人）來了，小孩都說「聖誕老公公」；我們問路的時候，阿伯還問「你怎麼會講臺灣話？」，以為他是外國人。有一次有一個美國人來教大家會話，他說「Dr. Tian looks like a American Indian.」(編注:田醫生長得像印地安人)
所以說起來，我先生真的有兩種矛盾的性格。他真的是讓人摸不著頭緒，有時候突然冒出一句話來，你不知道他是真的還是諷刺的。比如說，小孩子不喜歡爬山，想去別人家看電視，那爸爸一定要他們去爬山。出門了，小孩就說爸爸趕快，趕快回家。那他就說：「對，我們離開家一步，就是往回家一步。」一般人都聽不懂。他也說，人出世生下來就是往墓園走去。所以後備軍人來調查，現在地址他寫家裡，永久地址就寫墓園。他講話，有時候你不再想一下，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他很少笑。剛戀愛的時候他很開心，越來越不開心，因為越懂得臺灣社會非常不公不義的時候，讓他非常懊惱。他最常說一句話，台灣人很多人作奴隸，但是自己不知道，還作快樂的奴隸。人家說：「我可以坐賓士、娶細姨（姨太太），我哪裡是奴隸。」他說：「對啊，台灣人的自由只有脖子以下的自由，沒有以上的思想自由。」他說為什麼要作身份證，除了奴隸跟囚犯，哪裡有編號碼的。秋堇說他是one solider army，一個人的軍隊，校長兼撞鐘，自己作元帥，孤軍奮鬥，也沒有去邀別人。
他有時會去跟別人討論，我們去爬山，他會在背包放著黨外的雜誌，休息時間拿給別人看，結果大家怕得要死，他就生氣，覺得台灣人沒有用。我也問過人家，他們說：「醫生娘，失禮（抱歉）啦，我不敢看。」要說元兇，實在是二二八的時候殺得太厲害了，普通孩子要出門，特別是男孩子，媽媽會說：「飯可以隨便吃，話不能隨便講。」「人多的地方不要去。」那時候有一個笑話，說不怕太太的人站出來，只有一個人不動，那他是怕老婆出名的，別人說，咦，你不怕老婆嗎，那個人說，我老婆說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沒有比這個更悲哀的了。
也許，兩個人吵吵鬧鬧。秋堇說，我爸爸跟媽媽沒有像瓊瑤那種愛情故事。她說自己好像在兩座活火山中間長大的孩子，爸爸說話劈哩啪啦，媽媽也劈哩啪啦。她說我從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夫妻的生活不是瓊瑤式的愛情，幸福其實是吵吵鬧鬧，像鄭進一的歌。爸爸媽媽雖然一路argue過來，但是有一個很強的共同點，就是愛生命、愛真理，關懷社會的弱勢群體。我兒子跟我說他記得，小時候有乞丐來門口，你盛了一碗飯好大，放滿了滷肉，像山一樣。他說他很感動。我說我都忘記了。但是小孩子會看父母作什麼。孩子小時候，有請小學畢業的小女孩來幫忙，教會要去野外禮拜，我作便當，給她的特別豐盛。我小女兒有一點吃醋。我說你運氣比較好，出生在我們家，如果有一天爸爸媽媽沒有錢，需要你去別人家幫忙，你希不希望人家這樣待你，那她就不說話了。
林：剛剛提到田醫師有非常浪漫的一面，也有嚴肅的一面，但兩面又有一個相同的地方，就是對真理的追求，浪漫的愛情，對社會的不公，都是非常真誠，真心之間的對待，不虛假的，像火一樣燃燒自己的感覺。
田：他可以說是追求真善美。田爸爸認為這個世界是神所創造的，本來應當是很完美的，怎麼人把這個世界弄得這麼骯髒。他寫給我的信上說：「在人世間，戀愛是把人提高到更良善的更美好的一個過程，更接近神的。」因為戀愛當中，人只會為對方著想，你的危險就是我的危險，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像是宗教的殉教者的精神，不顧自己的。殉教，是為了你的信仰、社團犧牲生命都在所不惜。在人世間，只有戀愛可以把人提高到這種境界。在Love Story小說裡面，他寫說「我們兩個人成為一體」，愛情本來上輩子是一個人，這輩子分作兩個人，在尋找另一半。所以他說沒有戀愛的結婚是罪過，沒有結婚的戀愛是遊戲。之前有人說要出版這個小說，秋堇說不好啦，出版了會害很多先生的大腿被太太捏到瘀青。田爸爸真的很會形容他心裡的愛慕，特別是被調到金門的時候，書信裡流露出來的想家想妻子的心情。我想這個電影，要告訴年輕人，你們要非常非常認真的談戀愛，因為這可以說是你一生中很特別的機會。
我兒子曾寫說，我爸爸不是完美無瑕的聖人，他也不想當偉人。常常很多人有第三者，婚姻出狀況，都賴給別人。田爸爸認為，人做事情要自己負責，不可以賴給魔鬼。如果你心裡沒有一點念頭，別人怎麼誘拐你。有自我控制的力量才叫做人。他是一個自律很嚴的人。兒子說他是苦行僧，有一次我們去爬山，他看到一塊石頭，覺得很適合帶回家壓泡菜，我說等下山也可以看到差不多的，他說他要訓練他自己，把一顆大石頭背上山又背下去。所以他紀念二二八、光復節——他說是淪陷節，還有美麗島事件那天，國際人權日，他只喝水。我說喝一點牛奶他也不要，只有他才會這樣。所以他很氣台灣人，報紙都在亂報，應該拒看，有人說訂報紙也沒有多少錢，他說不是錢的問題，是原則的問題，原則比錢更重要。我有時候百思不得其解，一個農夫的父親，一個目不識丁的母親，怎麼會生出這樣一個與眾不同的，要找也很難找得到。我並不是說他偉大，而是說這麼樣忠於自己原則的一個人。
他念那麼多書，常說哲學是學問中的學問，我三個孩子都念哲學，秋堇嫁給劉守成，也是念哲學。只有小女兒念應用心理學。可以說孩子都受到他的影響，他說如果有一天又重新出生，他還是要讀哲學。有一次有人問我說：「你跟田爸爸生活五十多年，最大的遺憾是什麼？」我說我最大的遺憾就是，他在信裡說：「我所知道的都要教給孟淑」，希望我將來可以跟他討論哲學的問題。最可惜的是，後來他關注社會的問題，就失去這個機會教我哲學，我是連哲學的「哲」都一竅不通。
我跟田爸爸的結婚經過千辛萬苦，又是自己選的路，當我跟他吵架的時候，絕對不能跑回家。因為爸爸媽媽已經告訴你，他是這麼怪咖的人，年齡差這麼多，性格想法也有差異。田爸爸他在日本時代買東西是一斤豬肉一塊多；當我到台南念初中的時候，媽媽拿錢給我，都是幾萬到十幾萬的。後來變成新臺幣的時候，四萬塊換一塊，所以我買東西都覺得很便宜，以前都好幾萬現在都是一塊兩塊。那我家人又多，每次買東西都是一大堆，那只有他一個人生活，都是買一點點；剛開始會有很多gap。有一個牧師說，剛開始男女結婚是愛情，後來相知相許，甚至相罵也好，慢慢地會變成恩情。我覺得我是一個不可藥救的樂天命，因為那麼多姊妹兄弟，你不開朗一點，像是說生悶氣不吃飯，那就沒有得吃了，一開飯大家都用搶的啊。田爸爸孤苦無依一個人，不吃飯就不吃飯，有時候我們吵架，叫他吃飯他不吃的，很堅持他的原則。
但是，他也有很柔軟的一面。比如說，他希望小孩的英文要學好，不是為了會話，而是要能念原著，因為那時候臺灣的翻譯水準比較差，他覺得翻譯過的等於人家咀嚼過再吐出來的。有一次大兒子英文考試不太好，禮拜天我們要去爬山，他很生氣，要他留在家裡唸書。我們兩個夫妻去爬山，我說，他知道我們幾點出去，幾點回來，如果偷偷溜出去你也不知道，好好跟他說就好了。晚上回去以後，他就跟兒子說，今天爸爸這樣發脾氣，跟他道歉。不過爸爸為什麼會生氣，他詳細地解釋給他聽。那時候我很受感動，我作不到，田爸爸四十歲才生兒子，那時候已經五六十歲了，幾乎可以作阿公了，竟然可以這樣跟孩子道歉。
林：剛剛說到沒有機會跟田醫師談哲學，但是我覺得田醫師的哲學就是對真理的追求，後來走到社會運動的事情，而田媽媽也是一起身體力行在作這個事情，其實是一樣的。
田：可以說雖然不能夫妻坐下來對談哲學，形而上的東西，但是想一想，也許我已經在他的生活上，他用他的生活一步一腳印，力行他的想法跟堅持。沒有一個對真理的愛，不會這樣的堅持，可能一下就會想說，好好當醫生過日子就好了。我寫過一篇文章〈光榮地被誤解〉。施明德逃亡的時候，警總馬上就來搜查我們家，他們認為施明德一定會逃到這邊尋求保護。因為施明德從三樓跳下來，一定受傷。那我先生說：「對，他沒有來，但是他如果來了我一定接納，幫他治療，我是一個醫生。也許之後會把他藏起來或是找其他辦法，我不知道。」那時候我看到他真正的勇氣跟人的一點軟弱，他沒有大聲說：「我絕對把他藏起來，我不怕國民黨把我槍斃。」過去的事情，有些人可能會誇張吹牛，他不會這樣。
林：所以說不會說他是偉人，現在說起偉人，好像通常會覺得形象有一點虛假，但是田醫師是很真實，很踏實的。
田：我覺得他是爬在地上的，他說他的喜歡堇花是緊緊貼在地上的，不用一定要松樹那樣高高在上。有一次有人投書，說田爸爸是一個模範，他很生氣，他說我做事情不是為了被稱讚，覺得自己有做就好了。他也不太接受人家訪問，救多少政治犯逃亡，他覺得說這個沒有必要，有做就好。
現在想一想，也許有一些人會覺得，他是一個難得的知識份子、哲學家味道的醫生。我們家前面住的是李登輝總統太太的妹妹，有一次她說你們家很奇怪，是最不像醫生的醫生，不像醫生娘的醫生娘，不像醫生小孩的醫生小孩。但是我感到，我對我的丈夫、我的家人，感到很驕傲。
特別是四個孩子，也都能知道爸爸要我們怎麼樣去生活。田爸爸常常說，你年輕的時候沒有苦，用錢也要買苦來吃，說人生出來就是為真理來受苦。有一次念哲學的二兒子跟他說：「爸爸，其實人都有追求快樂的權利。」結果站在旁邊被訓了兩個小時。
當他的小孩，其實也很不容易。中山國小這邊，旁邊是美軍招待所，很多人做生意賺美國人的錢，買蘋果吃。那時候蘋果很珍貴，小孩子看了就很羨慕，田爸爸就說，為什麼你一定要吃蘋果，有得吃也不能拿去學校，如果拿去學校，一定要分同學吃。他從小訓練小孩，就要讓他們知道，你生下來，跟別人沒有不一樣。以前民權東路那邊有三輪車的招呼站，如果診所沒有病人，他就跑去跟三輪車夫聊天，他認為那是非常快樂的事情。
林：過去我們談到這段歷史，多半都是很壓抑、很悲壯的，畢竟太多人的生命、青春都在裡面。但是田媽媽的個性卻很直接，想說什麼就說，哭的時候很傷心，笑的時候很開心，我印象最深的是「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為什麼不笑著過日子？」田媽是怎麼作到的呢？沒有這個笑，這麼多政治案件、街頭運動，可能走不過來，笑可以說是一種力量。
田：這句話可以說是我生活的座右銘，也許我的DNA裡面，change emotion(轉換情緒)很快。田爸爸如果生氣就生氣好幾天，不說話也好幾天不說話。我會很快地change emotion，因為我生在很多兄弟姊妹的家庭，你把你的生氣講給別人聽，生氣就會消除一些，高興的事情講出來，就會更高興。就是跟別人分享。田爸爸有時候會說：「你怎麼活得這麼快樂？」我說：「你要我活得像林黛玉那樣整天愁眉苦臉，無病呻吟嗎？」我跟他說：「我如果都跟你一樣悶悶不樂，那這個家要怎麼辦，總是要有一個太陽，不能一直都是陰天啊。」
所以我曾經跟秋堇說過，我很對不起爸爸，如果他當初沒有愛上我，搬到城市裡，他可以在鄉下那麼大的田園裡，也許娶一個賢妻良母，作一個思想家。秋堇說，沒有啦，如果爸爸不是娶到你這樣蹦蹦跳跳有活力的女生，也許會送到精神病院了。因為他是一個很鑽牛角尖的人，他是外科醫生，非常細膩，像是家裡掃除，我把看得到的清一清，八十分就好，他一定要百分之百。他又受過哲學思考，那我沒有，所以我爸爸常說他讀書中毒，讀到不知世事，我爸爸說雖然我少他十六歲，但我反而是他社會學的老師。
人家說絕配，可能一個非常嚴肅，一個不知天高地厚，哭一哭馬上就好了。有一次夫妻吵架，我想說糟糕了，一邊吃晚飯，想說晚上睡在一起怎麼辦呢，想一想自己就笑出來了。他真的很嚴肅，所以我很心疼，他吃東西穿衣服都很省，但是去幫忙別人他卻很甘願。
林：這部電影跟過去一些談臺灣民主運動歷史的紀錄片，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非常生活化。有很多細節，觀眾好像摸得到聽得見。過去，二二八、白色恐怖、公論報、自由中國、美麗島、鄭南榕，這些名字不能公開提，現在可以了，可是對很多年輕人，他們出生的時候已經解嚴了，甚至是戒嚴時期沒有機會知道這些事情的中年人，這些都還是概念，抽象，沒有活生生的經驗，好像事情就這樣過去了。在這部電影裡面，我們可以去感覺到生活的細節、這段歷史是有血有肉的。我印象很深，像是田媽媽裝作要去買菜，實際上是去找日本的外交單位，希望協助政治犯，還有美麗島後，大家被抓進去，田媽媽包了很多很多粽子，可以說從事政治運動的，沒有人沒有吃過田媽媽煮的飯，這些表面上都是日常生活的，一個家庭主婦在做的事情，但是這種平常生活裡的小事情，其實有一個大的時代在後面。我覺得導演遇到田媽媽，談這一段歷史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是非常特別的切入點。田媽媽怎麼看？
田：對，我們讀歷史，像秦始皇等，白紙黑字就這樣帶過去，人家這樣講我們就這樣讀。可能很多人看了這個紀錄片，會覺得是有血有肉有淚。還好，我還活著，當我活著，嘴巴還會講話，我是歷史的見證人。昨天蘇貞昌院長包場，觀眾裡有比我年紀還大的，八十幾歲的媽媽，以前我們作國民外交的時候，她也會來參加，都是歷史的見證人，我覺得都應該來作口述歷史。真的，我們需要大家一起來做，雖然不是完整的，但是有你的記憶，我的記憶。
很多人看了這個電影，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我們不知道這些事情？」他們有的五十歲，扣掉三十年，也有二十歲了，他們說：「有啊，有聽過，但不知道是什麼事情。」所以我很希望去傳達的是，真正的，really，不是只有口頭的歷史，真正一步一腳印留下的足跡，真正去參與的看過的，我流過的眼淚。
導演在拍攝的時候說我記憶力很好，好像一個媽媽幾點幾分肚子痛都記得，因為那是錐心刺骨的痛。也許時間久了會淡忘一些，但是說不盡，簡單的講可以說完，但不詳細，真的要去回想，三天三夜也不夠。我常常說，這些故事每一個都可以單獨拍成電影了。
生命有始有終，有一天我走了，我希望年輕人也能把你們所見到的，都紀錄起來，留給下一代。一個民族如果忘記自己的歷史，很容易消失。我也很感謝公共電視、兩個導演，這樣嘔心瀝血，女導演甚至病倒了。我也自己送出去很多票，希望盡量可以讓更多人來看，讓他們知道，怎麼樣去堅守你的愛，對真理的愛，對臺灣的愛，對你自己的愛，對你另外一半的愛，對你家人的愛，所有有生命的，包含連同狗狗的。田爸爸的運動鞋，兩雙都穿破了，剩下一隻黃的一隻白的湊在一起，又穿破了，要拿去丟掉，他說，鞋子幫我服務這麼久，來幫它開個追悼會。
有一次，年輕的時候，那時候已經有四個孩子了，他看到史懷哲在非洲行醫，有日本的醫生參加，他也想去。後來有人跟他說，你又沒留財產給醫生娘，還有四個小孩要怎麼辦，他想一想，也是這樣。那時候我不說反對，也不說贊成。我反對，他說要去，也沒有辦法。像葉菊蘭，她反對先生要自焚，鄭南榕也是自焚了。所以那時候我都不表示意見，只是心裡在想，怎麼辦怎麼辦，也不敢說「你不要去」。
所以很多人問我「你為什麼不怕？」，如果說從頭都不怕，是騙人的，只是後來越了解，覺得不做不行，基於一種義憤。人都有一種打抱不平的心，好像我們看電影，哈哈大笑，旁邊怎麼都不笑，看得想哭，怎麼旁邊還在吃東西，我感動得要死，你怎麼都不感動，有啊，只是感而不動。現在的人有的比較冷漠。我有時候看到外國學生在路邊演奏，我跟他握個手，說good job，他也很歡喜。不是只有錢而已，拍拍肩膀，握個手，人跟人的愛，就會傳遞。所以那時候在景美看守所會面室，牆裡牆外，雖然手能碰到的只是冰冷的玻璃，但是我們會感覺到那個溫暖彼此傳遞過來。
林：真的是知道越多細節，越能感受到生命的厚度跟歷史的重量。
田：你看一棵樹，一根樹幹，再來就是分支散葉，都是生命。一片樹葉的光合作用，聚集起來長成一顆樹，就像一個家庭、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每個人都好好去扮演自己的角色，臺灣就可以更好。臺灣這樣一塊流奶與蜜honey的土地，像聖經講的那樣，我們要留什麼給子孫，就是有公義、仁愛、和平的，這個很美好的社會給我們的子弟，是最重要的。像金恩博士講的，我有一個夢，這是林義雄律師最喜歡講的。看到將來有一個美好的遠景，作台灣人應該是很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