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勢突圍的南台灣藝術教育行動
顏淵曾讚嘆孔子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這傳神形容了一位老師、教育家、領導人，他的道行高深莫測，難以企及。當你以為他還苦守幽漆片庫，他已倘佯故宮展廳視賽璐璐為珍寶文物；你以為他只求盤據官田鄉野一方，孰料他早開始意氣風發擘畫南藝大開大合的未來藍圖。
他，就是台南藝術大學音像學院的井迎瑞。電影資料館七年，南藝大十五年，他總能視野遠見地引領一時風騷──搜遍國台語老片，典藏電影文化資產；創設台灣第一間紀錄片研究所，開啟社會改革的影像創作殿堂。即使也曾邊緣失意，遭遇淺灘，但至今仍長守南藝的他，顯然又再次積累豐沛能量，預備乘風而起。
本期【放映頭條】特別專訪井迎瑞院長。將屆六十大壽的他，氣宇軒昂，滔滔不絕，三小時只消一杯咖啡，充沛堅定地細說從頭。他偶不時瞇起眼睛，坦誠訴說童年往事，系所整併成敗，治學興趣責任之別；更多時候，他神采飛揚，揮舞手勢，暢談南藝結合南二都、兩岸資源的企圖未來，以主辦「兩岸電視電影觀摩展暨論壇」作為眺望市場之起點，準備即將邁開步伐帶領音像學院，開創南台灣藝術教育的獨特道路。
絕少文獻資料提及您年少的學習生涯。可否先聊聊你童年或青少年與影像的連結？
我出生宜蘭頭城。因為父親是小學教師經常調動，我2歲搬到萬里，4歲搬到永和，6歲搬到埔里。幼年只模糊記得在萬里海邊過看海的日子（笑），但埔里記憶就非常明確，影響我很大。埔里好山好水，充滿人情，我跟原住民的相處經驗，也源自埔里。讀埔里國小時我非常愉快，小時候最好的朋友就是來自霧社泰雅族，現在我每年都會帶學生去霧社做田野調查，重返研究《沙鴦之鐘》拍攝場景，也是淵源童年經驗。
不過後來祖父認為待鄉下沒出路，把我這長孫轉到台北的國語實小，於是開啟我人生最黯淡的日子。在埔里我多開心，沒壓力；但台北孩子是要競爭升學的，我鄉下來的成績自然遠遠落後，老師也不鼓勵，那時我才體會了人情冷暖與來自競爭的壓力。我現在個性當中有一種憤怒，應該就是源自台北青少年時期，會對事情有很強烈價值判斷，對不公不義感到同情或憤怒。今天回頭看似乎不是壞事，雖然那時並不太懂，但卻養成了我較容易自覺看清許多事情的能力。另外幸好，我高中就溜回去唸台中二中，又恢復快樂日子（笑）。
至於跟影像關連，一是必然、一是偶然。必然是，我父親是位畫家，所以從小我是跟字畫生活在一塊，我的畫當年也常得獎；偶然是因為升學考上世新廣電，很自然地，我一路就持續在電影領域鑽研了。因此，我初始與影像產生連結應跟圖像有關，現在也依然喜歡繪畫，總覺得有天還是會好好地畫；然而電影則逐漸變成一種責任，當然看電影很快樂，可是它涉及我的專業能力、教學研究、安身立命的職業生涯，所以相較輕鬆愉快、毫無壓力的繪畫或古董鑑賞，我勢必更嚴肅對待電影。
您後來在電影資料館擔任館長七年（1989-1996）。甫上任，你就放棄主辦金馬影展，轉型成以「搜集國台語片」為主。這是基於什麼樣的時代背景或思索考量？又也與您的求學生涯有關嗎？
當年我帶領電資館轉型並不是突發奇想，忽然領悟的，而是源於我美國十年的海外經驗。我們那代知識分子的成長歷程、思想淬鍊，大約是很類似的。在我青少年的成長歲月裡，台灣是一個比較封閉的社會，相對太單純又沒什麼養分，導致我們對知識充滿渴求，更不能滿足當時現況。所以我們那世代的成長，通常多半要先離開，去西方社會接觸更廣闊知識領域，閱讀大量資料，再回頭看自己，很多台灣問題也看得比較清楚。
我在美國十年，剛好是整整1980年代，正值美國校園的學生運動蓬勃旺盛之時。我剛到時是保釣末期；接著伊朗學生革命推翻巴勒維政權；續接尼加拉瓜、南非學生革命等。校園抗爭一波又一波，我也一同經歷了高潮迭起的演講、抗議、出版等活動。我從這些第三世界國家海外留學生展現的毅志、創意及心路歷程，體會他們國家的出路價值，既是追尋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同時也必須先肯定屬於自己的藝術及文化。
簡單來說，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經驗，啟發我更深刻回頭來思索台灣狀態。跟他們相同，我們當年所認同的是西洋文化，既看不起自己，更與自己文化疏離。所以當我逐漸理解了第三世界的共同命運後，我開始學習、搜集第三電影，期望用電影這項工具回台灣改造社會。當時我美國UCLA的老師Teshome H. Gabriel，是衣索比亞黑人，他去年過世了，也是專門研究第三世界電影的知名學者。雖然課程早修完，但我花了很多時間向他借片子複製成錄影帶私藏，他也睜隻眼閉隻眼（笑）。這千百捲錄影帶不僅是我成長的重要元素，日後更成為台灣舉辦第三世界影展、野百合學運的重要資料庫。
總之，我要找回自己的傳統、歷史，這段經驗也主導了後來我回台灣，會到電資館搜集國台語片，出版《台語片時代》、《歷史的腳蹤－台影五十年》、《第三世界電影與西方》等書，以及到南藝設立紀錄片研究所等。因此很多事情都不是突然發生，而是那十年積累結果。
1997年您為什麼離開電資館、參與南藝創校？是什麼樣的理念讓您策劃成立「音像藝術學院」？
離開電資館到南藝，動機很簡單，我須要整理昇華、理論化，說穿了其實只是換個門牌，但還是做同樣的事。我作為「音像藝術學院」的最初規畫者，陸續成立了「紀錄所」、「動畫所」、「管理所」，當然這也絕非偶然，而是透過許多努力、想像催生出來的。這三所各有它的核心理念──紀錄所的核心理念是「社會觀察」；動畫所是「美學實驗」；管理所是「意義生產」，三者互補支持，沒有重疊。
成立台灣第一個「紀錄所」，是因為我們須要透過紀錄片這個重要工具、媒體來記錄變遷中的台灣，並在民主化過程中做介入。「動畫所」不是強調做卡通動畫，而是著重美學實驗的價值，因為動畫是逐格產生的影像，它是電影之始，應該帶領一種美學實驗。而「管理所」，則是管理意義，並不是管理金錢；如何藉由許多媒介，例如影展、資料庫等創造出意義是它的最重要核心目標。
總合音像學院的整體高度，則是「啟蒙」。啟蒙雖是一個普世價值，好比我們常說的「民主」、「自由」，但這普世價值若不再提出，大家會忘記，或視之理所當然。而我指出的主因，是認為啟蒙是一個「過程」，不只是結果。作為教育者，永遠要看到過程，自我啟蒙，啟蒙學生。其二，是對社會的啟蒙，也就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我們透過以音像為方法、策略，進行對社會的教育及啟蒙。這總體高度，是我的深切期許，也呼應了我從電影資料館一路走來所做的事。
近年您主導音像學院的系所整併，新設立了「影像維護所」。這又是基於什麼樣的想法？原三所的核心價值也隨之改變了？
系所整併是源於教育部及學校的政策。由原來三所調整成「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及加入「應用音樂系」。整併這一年多，作為一個院長，我覺得如此系所定位是有困難的，原先理直氣壯的核心說法沒有了，因為當你沒有簡單、響亮、清晰的邏輯論述時，就會影響到你怎麼著力做事。這是一個危機的狀態。不過我認為整併改造並非一舉完成，也持續多次與系所師生討論，最近結論也愈漸清楚。例如，應音系仍比較適合音樂學院；而動畫所並不適合跟其他系所合併，因它獨特性太強，必須保持它「美學實驗」的核心價值，所以未來將會自行獨立出來。影像美學所則也許會改成電影研究所，分成理論與創作兩組。如此音像學院又會回到更完整狀態：紀錄與影像維護所、動畫所、電影研究所。
至於新設立的「影像維護所」與原有的「紀錄所」合併，我蠻有信心的！紀錄和影像維護，是一體兩面，無論從理論歷史，甚或未來媒體產製的環境來觀察，兩者關係將更密不可分。因為過去膠片時代，拍片很昂貴，不可能大量拍攝，你努力多年只能拍出一部好作品。但現在DV、數位攝影機流行，人們開機就可以拍，而且紀錄片的拍攝方式多屬「長期蹲點」，急速累積了大量素材。所以現今你拍片，必得經營資料庫，每日片段式的，例如我學生平烈浩拍攝樂生捷運，總計累積了600捲、600小時的資料，這促使他根本不可能用一部片講完樂生捷運！整套媒體拍攝作業顯然與以往相當不同，促使紀錄片的概念也改變了。因此，你也勢必透過資料庫去梳理清楚時間、事件。
而這個資料庫archive的概念，就是影像維護，所以調整合併成「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是適當的。我去年開設「紀錄片歷史與美學」課程，也嘗試不再一開始就理所當然地討論紀錄片，而是先談「紀錄學」。
所謂「紀錄學」，是想從人類紀錄的媒材演變脈絡來看紀錄片。例如遠古時代的壁畫，人類在牆壁上畫牛馬鹿雞，描繪打獵場景，因此「牆壁」成為紀錄媒介。殷人為占卜吉凶禍福而有了甲骨文，「甲骨」變成紀錄生活、思考的媒介。仰韶文化的馬家窯的「彩陶」，彩繪有花草、魚等各種圖騰，是用泥土紀錄了對世俗環境的觀察。中國的「青銅器」，則用一種很怪異圖案的饕餮紋飾紀錄對大自然的敬畏。由此類推，四川大佛、瓷器、石頭碑文、紙張發明，一直到1895年「賽璐璐」也成為人類紀錄的一種媒材！
由此脈絡看紀錄片，紀錄片就不再只是百年歷史，再怎麼談都始於《北方南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 1922）了！影片可以跟青銅器、陶瓷器等媒介攀親拉故，它的血緣可追溯5000年歷史，而每個階段的媒材、紀錄方式、特色、美學，都會隨時代而不同，但人類紀錄情感的企圖與需求卻是不變的。我們可用紀錄片的眼光觀看故宮的《清明上河圖》，它只是媒材不一樣啊！於是，紀錄片的歷史美學，融合了考古學、檔案學以及紀錄學；紀錄片變的更開闊，帶給我們更多的觸類旁通，趣味想像。
蟄伏台南長達十五年後，2011年的今天，您對「音像藝術學院」的未來發展，又有何不同思索？
這幾年我也逐漸看到學校發展的瓶頸，例如教育資源不足，經費緊縮，教育部對藝術教育政策的模糊不清──仍用綜合性大學的角度來看待藝術教育，強調量化、績效，以及競爭所謂的教學卓越計畫。這導致當年我們也陷入同樣的邏輯去思考藝術教育，用校務計畫、教學評鑑等，一而再、再而三地馴化改變原有的教育策略。有一段時間，我把自己調整到「效率」的思維，去經營學院事務。但分明即便如此，也競爭不過許多悠久歷史的大學。
因此幾年下來我反省，這很多是不對的，更抹殺了我們當初創立藝術學校的理念──好好創作，尋找特色。藝術教育是要醞釀，不是規範；藝術教育是要創造條件，讓師生在如此環境下接受陶冶，然後給予一定時間，醞釀出藝術作品。當年創校時，漢寶德校長就是主張師徒制──跟歐洲藝術學校一樣，你認同我這個老師、你就來當徒弟；我們在老師的宿舍、客廳上課，有時也可在大樹下席地而坐，盍各言爾志！這樣的藝術教育，並不須要正式的大教室、大班制，但結果卻是學校的招生不足，開課選課等數量都不符合教育部指標，反而成為我們的弊病。
再者，我以前沒特別思考這問題，但最近我一直想：一座藝術學校設在台南，或南部，它跟設在北部有什麼不一樣？我慢慢覺得，雖然都號稱是國立藝術大學，但究其所以卻是相當不同的。我們過去常講：從台北看天下，很習慣用台北角度看事情。就好比說，我每次來去台北開會，大包小包的，即便高鐵最快也要四小時才到得了。每次到現場，我都滿頭大汗，很狼狽；但台北學者專家都好整以暇，聊天很久了（笑）。
仔細想想，南台灣的連結和北台灣並不一樣，所以它形塑出的藝術教育樣貌，促成你思考藝術教育的角度，自然不一樣。如果你身在南台灣，一定會吸收當地獨特養份，所見所聞，形成你的藝術內容，因此不可能要求放諸四海皆準的電影或藝術教育。這呼應我之前提到的啟蒙過程，在南台灣設立藝術學校、辦藝術教育，它本身就應有另一種想像，也許是比較另類、沒規矩、搞怪的！與台北的藝術大學所醞釀出來偏向主流工業、非常精緻、正統的藝術教育，一定會有所不同。可是我們的心情，台北學者能懂、能理解嗎？用台北角度形塑制定的藝術教育政策及方針，尤其教育部對影視議題也多委託台北學校，那並非平等的狀態。
因此，大約最近這一年吧，作為音像學院的規劃者，我認為坐以待斃不是辦法了，必須自己創造一條路！而且我們是有信心的，在台南累積紥根、韜光養晦15年了，是時候走出去跟社會做結合，發展南台灣藝術大學的自我獨特性了。
你提到帶領南藝音像學院走自己的路，是否已有具體的策略或方法？
簡言之，南藝大現在有兩個策略。第一，結合南台灣的能量；第二策動兩岸合作。
首先，結合南二都資源，強調我們在南台灣的價值和意義。事實上我認為南藝大的出路，不再是去跟台北結合或競爭，反而應該更開敞心胸向南台灣看，走自己的路！而且這勢不可擋的力量已然形成。從資源上來說，南二都（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合併）的雙城勢力已慢慢愈成氣候；政策上，區域經濟也已是檯面上重要課題。所以作為一個藝術大學，不是說去搞政治，而是拓展自身長處，能夠在思考學養、藝術教育、文創產業上更豐富政策內容，故此我們絕對有發展空間。尤其對音像藝術學院而言，教育部既定方針已定調為「文創產業」，那我們勢必得符合政策。因此乍看之下，近期我們動作頻頻，但其實都策劃許久了。
上個月（2011.05）南藝才跟台南市政府簽定了合作意向書，未來將共同打造南台灣的影視產業中心。由南藝提供器材設備、影音資料；市府則提供場地，整合拍片平台資源。總之現在台南不一樣，整個動起來了。現台南市府正在企劃討論，籌建一個文創基地（媒體中心），以及一座電影館（電影院+圖書館）。暫時規劃前者可能座落在台南放送局（市定古蹟：以前的中廣電台）；後者則是位於海安路的五條港。所以南藝將會在那裡設點，作為一個影像創作的基地，配合學校器材，包括電視電影的攝影機，燈光、剪接、以及累積多年的資料庫等，提供大家參考使用。同時，我們也期待官學共同經營一座電影館，那裡能夠長期放映電影，彼此討論電影。
再者談兩岸合作。這雖是趨勢，但我所指的並非表面的兩岸顯學。今年三月我去廈門參加第二屆「閩南語電影研討會」。因我曾在電影資料館整理過台語片，所以受邀去談這段歷史經驗。會議裡，我遇見許多來自不同地方的學者專家，從北京、新加坡、澳門、香港都有，在那裡，我獲得非常大的啟發及震撼！
我們在台灣談台語片，大約不出兩種角度：一是懷舊，二是罵國民黨。但這次會議給我的啟發是，他們已經開始談「市場」。換言之，他們企圖已不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想創作，繼續拍台語片！研討會上並提供一項數據：使用閔南語的人口，約有6000萬人，包括兩岸的福建2000萬，台灣2000萬，還有東南亞，市場潛力已昭然若揭。這給我很大鼓勵，也讓我重新思考，下一波我會繼續研究台語片，除了梳理歷史，我還要發展它的當代性、未來性！畢竟懷舊再懷舊還是那200部片子，國民黨罵久也沒意思了。我們要開始談市場、談產業，這才具備開創性 ！
我很好奇，是什麼契機、或你已想很久了？因為平時你研究興趣多是資料庫、影片保存，以前很少聽你談及產業及市場？
我一直在觀察，醞釀很久了。我的確喜歡研究資料庫、歷史影像保存，這是我的興趣。所以多年來，我一步步落實南藝保存中心的規模，現已愈漸成熟。為區別台北的電影資料館，我們典藏方向以紀錄片、新聞片為主，並也聚焦搜集「家庭電影」，不只作為文化資產，亦可供做研究使用。這些關於父母親結婚、爺奶長輩聚會葬禮的家庭錄影帶、八釐米影片，我們幫忙複製成DVD，目前都沒有收費，唯一條件就是複製一份留作檔案、教學之用。而這些影像，正是符合了「人民記憶」的精神，未來都將成為重要的文化資產。比如：今天我們看日治時期鄧南光的家庭影像那麼珍貴，當初也不過是尋常生活記錄！
但話說回來，如果純談興趣，我做學者就好了，繼續鑽研自己喜歡的研究。可我現在不是，我還是一個行政主管，音像學院的院長，既然在這位子上，就得多想一想。我要把學校帶出去，所以產業會是我的責任；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要做我同樣的事情，很多有才氣、有能力的人，他們不見得要做資料庫、做保存，而是可以進入產業發光發熱。而且十五年了，我認為是時候要把南藝帶出去，尤其是音像學院，老守在山坳裡不行；要大開大合，開大門走大路了。所以近期我主導「電視電影觀摩展及論壇」，就是因為思索：可以推動結合「電視電影」這一整套媒介、工具，未來南台灣若透過「電視電影」起步，將會是區域性新興影視產業發展的很好方式。
那可否再深入多談談，您這次爭取主辦「兩岸電視電影觀摩展＆論壇」的機緣與原由？
我會選擇「電視電影」的議題是有道理的。它的投資成本低，選材廣；因選材廣，所以比較接近現實。中國電影產業界拍攝的所謂「大片」，基本上看不到現實，例如《赤壁》、《英雄》，多是砸大錢，大製作，大卡司，完全是經濟操作下的商品。反觀「電視電影」，則令我為之驚豔！我們若透過電影看社會，「電視電影」更切合實際，多方地展現中國現今所面對的勞工、農村、醫療、教育、婚姻、兩性關係等的現況問題，非常有趣。
而且「電視電影」在中國衍然已形成一個類別了。它的優勢在於，中央電視第六台（CCTV6）設有一個電影頻道，專門放映電影。1995年成立至今，已拍攝超過1300部電視電影，而且每年還固定拍攝超過100部！加上不只是產量，兼以它的製作方式，形成議題，以及在如此條件下所生產形成的獨特美學，我認為應該充分討論，甚至足以借鏡的。所以去（2010）年中秋節我在台北參加了「兩岸電視電影創作拍攝教學」活動後，今年即透過電影界前輩李行導演的引薦，我去北京拜訪了中央第六台，強烈表達主辦今年的「兩岸電視電影觀摩展暨論壇」的構想意願，也獲得認同支持。
我們主辦的「兩岸電視電影觀摩展暨論壇」，與李行導演近日所策劃的「兩岸影展」是不同的。也許近年兩岸交流頻繁，有巧無巧的，彼此都在同時間一起舉辦，但他們比較傾向純粹交流，製造機會予兩岸創作者切磋；而我們「電視電影」活動則策劃將近一年，是具備強烈訴求，表述議題，從南藝、南台灣的角度策劃這次活動。
可是「電視電影」在台灣的定義，似乎仍很複雜？
「電視電影」的概念發展於美國。20多年前我就曾在《電影欣賞》策畫過「電視電影互動」專題了。當時我認為電視及電影是可以相輔相成的，但台灣兩者卻切割的很厲害了，現在依舊如故。
以美國、中國為例，它們電視發展得很好，變成電影工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面上，許多電視影集雖只在電視台播放，但因為是以電影的生產方式拍攝，所以它所培養的人才是可以服務於整個影視產業，乃至形成電影人才培育的機構、搖籃。所以在美國，拍電視的人也可以拍電影，兩者人才是互相流動的。而中國因為有CCTV6電影頻道，須要大量作品。跟公視一樣，他們透過企畫案方式徵件，一年約有1000多個投件量，再選出100個，選上就是100萬人民幣可供運用拍攝！很多剛畢業的年輕導演，都是在CCTV6電影頻道開始創業。這是很值得大家思考、借鏡的。
然而，台灣現在闖出「電視電影」的概念，卻跟美國、中國的電視電影，大不相同！台灣電視電影的現況，仍是一種體制外、非主流的媒體，而且許多年輕人都是這樣操作的。例如《尋情歷險記》、《父後七日》等都是小成本作品，他們用很低廉成本拍攝，用比較低檔次的攝影機、甚至DV、DVCAM，造成品質、畫面、質感都不夠精緻，但仍將終端產品輸出成膠片，爭取上院線，這也是「電視電影」概念！好比當年的綠色小組、人間雜誌報導攝影系統等，它們不拘形式，充滿能量，用簡單的攝影機去拍攝現場；因此意義不在品質，而是衝撞國家體制對媒體的掌控。所以台灣「電視電影」現階段雖以劇情片為主，但在意義上，它與當年紀錄片所衝撞出的非主流價值有點類似──創造機會，不拘形式，充滿活力。
因此，我們一方面想推動電視電影的市場、人才培育機制，一方面則要回頭整理台灣電視電影的經驗。我很欣賞美國、中國達到的成績及貢獻，他們培養了大批編劇、導演、攝影等人才，並逐漸支援電影工業，期望南台灣未來也能依此概念，推動發展影視工業。可是同時，我仍是認同肯定，而非從負面角度來看「電視電影」在台灣的概念，即使現今它仍不能歸類於產業，但現階段的意義卻是代表了一種活力、靈活度、及多元可能。
總之，「電視電影」的概念，或這名稱適不適合框住或描繪台灣的狀態，也許仍有待商榷，但我認為有必要視之為一個重要議題。台灣現階段可以從電視概念、低規格攝影機、不排除院線放映等諸多案例，討論其價值和意義，讓做這些事的人能互有成長。換言之，不只是依便宜之計去院線放映，它應該可能有更多的思考角度。雖然我是借重美國、中國的「電視電影」概念，但其實台灣官方新聞局也使用「電視電影」作為輔導項目，所以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概念，既然可以被複製、廣泛運用，就具備一個典範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