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場「藍色電影夢」
影評人在當代似乎是一個奇怪的「職業」，加引號的原因是，或許它根本就不算是一個職業。僅僅在數十年前，評論的影響力何其大，不論各種藝術形式。當時，在舞台上發表一個作品後，創作者無不徹夜等待清晨的報紙，焦急地想看評論者的意見。而現今網路世代，眾聲喧嘩，評論的影響力大不如前，終至淹沒在一片汪洋之中。但是，在台灣，有一位影評人的文字中仍然保有一種評論者的風骨和尖銳新穎的觀點。他是藍祖蔚。
從小就熱愛電影的藍祖蔚出身影劇線記者，任職《聯合報》時期，開創了每天半版的電影版面，主打「世界影壇快訊」，引介國際影壇上的最新議題和熱門影片，滋養了一整個世代的影癡。爾後短暫任職於中影製片部，曾任《美麗在唱歌》、《河流》製片人。1990年代末，眼見網路媒體的狂飆，他毅然選擇投入此新興媒體，開設個人部落格，從此不受拘束地盡情書寫各式影評。此外，藍祖蔚也主持廣播節目「電影最前線」，開始了對電影中的音樂、聲音的關注和研究，至今累積了《奧斯卡獎作曲家的故事》、《聲與影：20位作曲家談華語電影音樂創作》等關於音樂的書寫和訪談，是相當珍貴的資料。現任職《自由時報》生活新聞中心主任。
去年底，藍祖蔚與王童合作，出版了《王童七日談》，回顧了包括王童新電影時期和「鄉土三部曲」總共七部電影。趁此機會，本期【放映頭條】採訪了影評人藍祖蔚，暢談從電影線記者起家，到開創網路部落格的歷程和箇中甘苦，藍老師的言談自然流露知識份子的風采，更能看見對電影評論的熱情和堅持。
您在去年出版三本作品，分別是高雄市電影圖書館出版的《影領風潮：高雄城市光影紀實》、遠景出版社《愛、理想與淚光：文學電影與土地的故事》、以及典藏出版的《王童七日談：導演與影評人的對談手記》，可謂豐收的一年，對您來說有沒有特別的意義？
藍祖蔚（以下簡稱藍）：《王童七日談》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經驗，因為是王童導演指定我來寫的。從他拍《策馬入林》時我們就相識，一路走下來有很多共同的工作經驗，比如說《無言的山丘》，或是因為我的一句話改變片名，有一些共同在電影前線共同打拼的歷程。透過這樣的機緣，我希望他重新回顧自己的作品。他過去有一些成就，我們重看他的電影，把觀影過程中的問號和驚嘆號，轉換成答案，再成為我的文字，用第一人稱和對話體的方式書寫。我個人收穫很多，也希望留下一些珍貴的資料，保留創作者自己最原始的釋疑心態。比如，王童承認自己的作品受到黑澤明、大衛連等大導演的影響，坦承自己接受別人的印痕，無非就是生命和歷史的傳承。有這樣的機緣和創作者深入接觸，算是比較精準的記者生涯的一次綜合呈現。當然，我也加入了很多自己的個人看法和評論意見，包括對美術、音樂、劇本的看法，還有對整個歷史時代背景的反省和檢討。所以，這次是比較跨界的寫作，還有提供創作者源源不絕的素材。一方面是紀錄，一方面是評論。
高雄影圖那本書雖然是應朋友的要求，但也有屬於個人心情的觀察和重新再現。我會到高雄走一趟，把老電影拿出來重看，甚至引用了很多現代詩，和高雄現在的環境重新做比對。這本書主要是關於台灣的氣息、獨特的地理環境，還有曾在高雄取景的電影，也是我的電影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個部份。而遠景那一套書是文學小說改編的電影。我原本想寫七等生，包括他的婚姻，以及王童的《策馬入林》；不過最後只寫了《看海的日子》。基本上，也是把印象做綜合性的重新書寫。這些只是寫作人生的轉變。寫作本身應該是自己的觀點、論述、自己的獨特性比較有意義，2010年出版了三本書算是幾個意外碰撞在一起。以後的寫作比較希望單純屬於自己的觀點和意見。
我寫了六年的部落格，大概一天一篇，如果達不到的話，一年也有340、350篇，每天這樣寫，是屬於「練劍」的心情。我接受多年記者的訓練，每天寫上千字並不是問題。文字不難，觀點難。重要的是你寫出來的東西是否值得閱讀，這也是對自己的挑戰。我相信這六年下來沒有一篇是混的文章（笑），也有很多篇文章是全新的、第一手的東西。我覺得台灣的評論文字其實蠻貧血的，寫部落格對我而言是寫日記的心情，是專業知識的累積，也是自己人生的見證和見聞的發展。
您大學時主修文學和戲劇，後來在《聯合報》當影劇線記者，也曾經擔任中影製片部經理，對於國際影壇訊息的引介和九零年代的國片都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請您談談其中的經歷和甘苦，文學的訓練對您的寫作又有什麼幫助？
藍：我在那個環境長大，熟悉的就是那些東西。我也沒想過有一天會當電影記者，而我的電影知識從自修、看電影、和影人談話互動、以及他們的作品中學來的。我還算蠻用功的，自己看了很多書，沒有老師教，讀不懂的就去看電影，從看電影中得到更多啟發。我想，記者訓練中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往來無白丁」，希望自己不落人後。這句話是我的座右銘，當記者時，當你跟這些電影人互動，如果你是白丁，談起話來就很乏味。那時的想法很簡單，就是不想當一個不入流的記者，當你採訪任何一個人，可以對他非常嫻熟，可以一語中的，迸出精彩的火花。《紅磨坊》的導演巴茲‧魯曼來台灣時，我跟他聊到「拼貼主義」，他的電影裡有很多即景歌，那本身就是一種拼貼主義。當我跟他談拼貼主義，他會覺得很有趣，因為從來沒有人跟他談這個，而這會形成一個台灣觀點。去年，王家衛的三部電影在公視放映，公視做了一個創舉，請人來解說電影風格。王家衛推薦了我，於是我去做了講解的收錄，剪成十五分鐘放在電影後面。針對《愛神》中王家衛的短片〈手〉，看完一次我可以談很多，後來，王家衛跟我說，他很高興台灣有人用這種方式看電影，還能把這個觀點寫出來。他大概跟我也蠻投緣的。最重要的還是你的詮釋、評論是否能言之有物，這是很基本的專業要求。
在記者生涯中，我有機會前往柏林影展、坎城影展、威尼斯影展等國際大型影展，站在世界的最前線，把最前衛的東西帶回來。國際影展何其大，每個人瞎子摸象，摸出來的各不相同。我關心的是誰做了什麼、震撼的事是什麼、大家討論的議題是什麼，把最風騷的潮流帶回來。當我心目中的結果和最後比賽結果相近時，我會有一種英雄所見略同的酣暢，產生希望站在前線的想法。
所以，自學的過程和「往來無白丁」、「站在前線」等想法幫助您累積了觀點？
藍：對，當你不願做個白丁，你在國際舞台上，聽到國際媒體對知名導演的發問時，也許會覺得他們的問題也不過如此。我在柏林影展採訪奇士勞斯基時，他那時拍了《白色情迷》，歐美記者在乎的是茱莉‧蝶兒在片中的叫床聲。讓人疑惑那是個問題嗎？奇士勞斯基也就用非常玩笑的方式回應。你會發現，在世界的天平上，國際媒體也沒什麼了不起。有這樣實際衝撞的經驗，所以有機會寫東西時，就對自己的品味、專業會越來越有信心。
我是第一個去國際影展上採訪的台灣記者。我在《聯合報》時，首創了每天半版的電影版，只有兩個記者在做。《聯合報》那時很有錢，光是國外電影雜誌就訂了十多種，我那時把所有閱讀到的國際期刊轉換成文字，辦了「世界影壇快訊」，每天出刊。那時沒有網路，一般人也看不到外電，只能訂雜誌。有本雜誌叫《Variety》，每期有十幾篇影評，我把所有影評剪下來，一篇一篇看，按字母分類，成為我做國際新聞時的重要參考資料。潛移默化的結果，包括評論的寫法、觀點的累積、電影現象的組合，都受到很大的影響。那段時間，是我個人比較重要的成長期，我花了很多時間在電影資料館看雜誌，幸好還懂一點法文，日文也能猜個大概。那個飢渴的年代，養成了我每天碰撞的能力，記者是每天在打仗的。所以，轉換成部落格並不困難，困難在於沒有看東西，或者沒有感覺，那就不必當電影人。活著，看電影，有感覺，持續寫出新鮮、尖銳的文字，寫作的成就在這裡——「我寫故我在」。
當時還有個影碟出租公司叫「太陽系」，是台灣唯一可以看到世界知名導演未曾發行的電影的管道，那時LD大量發展，各國經典電影都會做成LD，也是台灣解嚴前知識和資訊爆發的年代。那種爆發的燦爛度大概就跟五年前盜版DVD充斥中國大陸一樣，你可以在那裡買到全世界各種不同的DVD，那種盛況是相同的。趕上這波節慶的人，後來到底都做了什麼？我們那時做的是，每年國際影展片單出來，把知名導演過去的作品全部看一次。因此，當你面對他的最新作品時，就能做今昔對比，和別人的訪談就會不一樣。那時的自修，是因為想在世界舞台上不做白丁。自己設立這個標竿之後，快樂得不得了。
我大概也是台灣第一個介紹歐洲電影獎的記者。我那年去跑柏林影展，剛好碰上柏林圍牆坍塌，那時風起雲湧，柏林人很想做些事情，於是組成聯盟，辦了歐洲電影學院。剛好我認識一些德國朋友，因此也持續介紹歐洲電影獎，到今天也還是如此。雖然我對他們的比賽結果不盡認同，基本上是歐洲觀點；台灣人就太好萊塢觀點了。也許我做的事情只是棉薄之力，但我還是會堅持，持續呈現觀點和視野。
1986年，台灣還看不到中國電影，但日本每年會舉辦中國電影展，我就跑去日本看，《黃土地》、《紅高粱》都是在那邊看的。自己花錢去日本看中國電影，為了什麼？只是因為自己喜歡電影而已，有種飢渴的感覺，希望自己做的報導的水準是在世界舞台上的。要談某個人、或某部影片，你要做個井底之蛙，還是世界公民？
現在其實也差不多，環境沒有太大改變，素材還是很多，主要是看人怎麼使用。我的成長環境提供我很多養份，但同一代的記者大概很少人像我一樣，花這麼多時間讀書。希望自己不要當一個讓人嫌棄的白丁，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您一直擔任電影線記者，那麼當初又是如何開啟經營網路部落格？
藍：在1998年開始，網路世界慢慢成形，我發現網路文字缺乏繁體字的台灣觀點。你會查到很多簡體字的資料，關於國際電影、華人電影，但很少人談台灣電影。我在1996年申請了郵件地址，同一年我在中影擔任製片部經理，因為網路剛興起，我知道可以用，就替中影申請了「movie.com.tw」的網址，是一個台灣的電影網站。只要搜尋「台灣」、「電影」，它就可以做最精準的連結。但是，當時中影不懂得經營網站，也不願意投資，枉費了這麼清楚的品牌，不能產生促銷影片的實際功用。後來，新聞局、文建會都無法登記到這個網址，因為早在1996年就被我用掉了，只是可惜了後面的人不懂得使用它。原本能夠創造風潮，卻無法使用，有好的網址，沒有好的內容，照樣會被淹沒。我認為必須要有各種觀點，包括華人的、台灣的，這樣，我們跟來自世界各地的人討論電影時，就依然可以站在頂端，討論各種好與不好。我的網路書寫最大的前提就是累積台灣觀點。
後來，台灣的媒體已經徹底八卦化了，不太討論電影的深度，只會報導藝人去世，或是緋聞。與其這樣，我不如自己做。於是我就自己去登記網址，不依附其他任何媒體，也不想被其他人綁住。我希望自己寫得開心，自己負責。所以，我大概是少數台灣的媒體人，不跟其他人掛勾，自己買空間自己做，也歡迎轉載、做教材。網路世界無奇不有，但網路是公共領域，我想以後著作權的問題不是那麼重要，會留存下來的並不是個人情緒的發洩，而是值得討論的特殊觀點。有人看最好，沒有人看也沒有關係，但我相信看完的人可以找到一些自己可以參考的東西。
主因是我知道媒體正在變，有深度的、長篇大論的文章在講求輕薄短小的媒體上已不具能見度。一方面是感覺媒體墮落，一方面是我失去了影劇版的主控權；但是，同時間另一個媒體正在起來，那個地方無限遼闊。也許主要還是文字書寫，但也結合很多影音、圖像等設計，等於是用最新潮的媒介做最古典的嘗試。我相信，在目前的世代中文字還是能夠感動人。
我是最早開始經營這個新媒體、而且長期經營的影評人。更重要的是，我不求聞答於諸侯，也不會因為別人引用就改變自己的寫法。我不想依附任何媒體，也沒有人可以告訴我這樣寫好不好，只是對自己負責，這是最快樂的寫作。回頭一看，會發現「值得」比較重要。
網站經營部份是您和當時的中影理念不合的主因嗎？
藍：這只是其中之一。我當時剛好遇到一個不想拍電影的主事者，他們想做電視，也只願意拍低成本的娛樂片，成本低當然也不會賺錢。我趕上的是台灣電影最低潮、最苦悶的年代，不管做什麼都垮、發什麼片子都不行，又遇上好萊塢電影配額解禁，也沒有映演廳數的限制。剎那之間，台灣的電影市場全部改變。我當記者時，每年春節檔會有五、六部國片或香港電影，好萊塢大概兩、三部；現在大概有一部《雞排英雄》、去年有一部《艋舺》就很棒了。那是香港電影的黃金盛世，也是台灣電影還能維持一點尊嚴和呼吸空間的時候。我們見證過這些東西，因此會知道該努力的是什麼，但走在時代太前面是很寂寞的，中影的網站也是類似的例子。
您平常都什麼時間寫作？寫作時有什麼特別的習慣嗎？
藍：得空就寫。我可以切開來，二十分鐘寫一、兩百字，都沒有問題，坐在公車上也可以寫一段。寫作這件事，第一個是「你看到了什麼？」，第二個是「你有什麼感覺？」有時是評論，有時是感嘆，但大多還是來自電影本身。比較自豪的是，我的解讀有兩種東西，一種是能夠貼近創作者原意，另一種是天馬行空的誤讀。這種誤讀有時也有始料未及的原初創意，這是我寫作過程中比較快樂的事情。
我睡得比較少，但快樂地看電影還是我最大的動力。
如您所說，這麼多年下來，您如何看待自己在當代的寫作位置？
藍：我有自己寫作的偏見和偏好，算是一種社會責任。現在的媒體只相信片商提供的數據，好萊塢雖是主流，但少數、個人的東西也有很多特色。台灣其實非常幸福，你可以看到很多DVD，豐富程度甚至超過紐約。比如《紐約時報》最近在評論李滄東的《生命之詩》，但台灣觀眾早在半年前就看過了，台灣人人在福中不知福。以前是接觸困難，像鳳毛麟角；現在反而是量太多了，把質都淹沒了。很多文字只是感性、印象式的書寫，但也是網路時代的必然效應，也因此，越在紅塵打滾中，自己的堅持應該蠻值得參考。
舉例來說，約翰‧貝律（John Barry）在1月31日過世，台灣沒有任何媒體寫他，只有《自由時報》有寫，因為是我告訴記者的。他做過《007》、《遠離非洲》、《與狼共舞》等名片的音樂。外電出來大概也只有三百字，簡介他的死因和作品：死於心肌梗塞，得過五座奧斯卡等等。我知道他的死訊之後，過了一個小時，我的部落格也貼出文章；第二天又貼出更長的文章。這些不見得有人在乎，但自己的過濾、審查、要求是重要的。我只是想表達，台灣可以在世界的前端，也期許自己是「世界公民」。
受邀寫的影評和自己本身想寫的，寫法會有什麼不同嗎？
藍：受邀的我不一定會寫，有感覺的才會下筆。也因為我持續在部落格上寫，片商會寄試看片給我，但也不一定要寫。他們知道我的脾性，但也不會要求我給承諾，有感覺的我會寫十篇。那也歸功於記者訓練，把我變成影印機，看到文字就知道內容是什麼，回去可以完整重現。看電影常常會記錯，所以做筆記很重要，但筆記也會看不懂，後來就再重看一次影片，全神貫注去吸收、消化，細胞都要打開，有些則需要沉澱。我看完《當愛來的時候》，就跟片商說這是一部談聲音的電影，隔了十天，思考過後，想到更好的表達方式，我也沒有重看影片，就寫了一篇文字。連電影的配樂作曲家都從英國打電話給我，覺得我寫出音樂的細節。
您每週也在台北愛樂電台主持《電影最前線》廣播節目，主要談電影中的音樂，也請談談做廣播的緣由和對電影聲音的研究？
藍：廣播我也做了16年。主要是因為廣播有和音樂結合的空間，也需要持續和電影人互動。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看很多電影，一方面做廣播，一方面寫作，一方面也是個人的興趣，把它們全部結合在一起。
那是一個生命關卡的選擇。我在1998年的時候，不太想做電視了，那時很單純想做關於聲音的東西，才開始對音樂的研究。在那之前，我只是純粹的旁聽者。那時才開始仔細聽、努力念書、研究音樂家。我家原本只有100片左右的CD，現在大概有五千片了吧，電影原聲帶就佔了四千片左右，大量地蒐集。我那時已經到《自由時報》了，唱片公司還是黃金時期，也提供了很多CD給我。總地說起來，還是因緣際會。當你有一個媒體時，你究竟做了什麼，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當我在平面媒體時，開創了國際影展介紹的先河，讓台灣不只有台灣觀點，而是有世界的視野。我在廣播中做電影音樂；在部落格的寫作，都還是盡力維持前衛和深度。
我從國中開始就是合唱團團員，當時唱了很多歌，在什麼樣的環境就會使用什麼樣的素材，這是一定的。在能力範圍內，我曾經促成公視拍黃友棣老師的紀錄片希望可以留住像呂泉生、馬水龍老師這些音樂家的故事，例如黃友棣和鍾梅音之間「當晚霞滿天」的情懷，還有呂泉生「一暝大一吋」這首歌的起源。接近一個媒體時，如何把效應發揮到最大，代表你曾經存在的印痕。我很慶幸自己在每一個時間點上，多少完成了一些事情，留下一些東西。
對於現在的年輕影評人或網路影評是否有什麼看法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