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資料館的奇幻旅程（續）
上期頭條中，我們從1970年代末一道走來，跟著館長徐立功的眼光及腳步，一同見證了「電影圖書館」如何在一片紛擾喧嘩中，走出一段極為不凡的耀眼歷史。本期【放映頭條】將再繼續深入報導，探究繼任館長井迎瑞如何帶領「電影資料館」驟然轉型，展開一系列搜查國台語老片與口述歷史行動。再一路伴隨「國家電影文化中心」的提案及期待，走入今日電影資料館的現況樣貌。
電影資料館成立至今三十多年，幸運的是，只有四任館長。而且每位館長任期短則四年，長則十年，幾乎是將人生精華奉獻於此。1989年首任館長徐立功轉任文工會後，繼任館長井迎瑞積極宣揚保存電影文化資產的理念，加入國際電影資料館聯盟，看似絕決地放棄主辦十年燦爛有成的金馬影展，急切地搜集國台語老片以建立台灣電影史觀；但此舉強烈衝擊這座原本熱鬧凝聚影迷之處，迅速轉型成如今安靜從事搜集保存影片的研究室。而第三任館長黃建業、第四任館長李天礢，努力守成地面對迫切的片庫環境及保存修復等問題挑戰，並嘗試恢復舉辦大型影展傳統，試圖喚回媒體人氣。
電影圖書館與電影資料館分期表
然而，沈緬過往影展榮光，面對龐大物件的手足無措，以及始終爭取提升位階的失敗抑鬱，再再令這座電影資料館跌入失落谷底。而近日，始終與電資館相關的「國家電影文化中心」一案，即將提報經建會、行政院會，令這場談了二十年的電影美夢，似乎又透露一線曙光。
也許，歷史早已訴說了一切，我們誤以為一座擁有多功能的超級建築物就能解決所有台灣電影的問題；但事實上，硬體或許根本不複雜。因為重點是「人」，人的理念意志，人的熱情投注，一種視保存文化資產為生活一部分的自然態度，一種理應投入龐大文化資源的集體共識，才是改變未來的關鍵。
井迎瑞繼任，搶救國台語片、加入國際組織
1989年首任館長徐立功調任文工會；繼任館長井迎瑞，則在非常不同的歷史條件與性格理念下，推動電影資料館轉型出一種渾然不同的樣貌。
井迎瑞的學經歷與電影密切相關。世新廣電科畢業後，赴美深造，取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電影電視碩士，並拍攝多部台灣社會運動的紀錄片。在工作經歷方面，他曾任職美國世華電視台節目部主任，但直到1987年才自美返國，擔任世新學院廣電科主任，曾替《電影欣賞》策劃「電影電視互動」專題（1988.7），讓當時的館長徐立功留下深刻印象。
不過與徐立功不同的是，井迎瑞畢竟才剛回台兩年，既非出身公部門，又與電影業界關係尚淺，因此當新聞局長邵玉銘，從「一串參考名單」中挑選出這位電影圈內人頗感陌生、突然殺出的「黑馬」時，無疑跌破眾人眼鏡！事實上，邵玉銘亦與井迎瑞素昧平生，但在徐立功及電影處長廖祥雄極力推薦下，他認為三十八歲「正值壯年、精力充沛」的井迎瑞，「個人色彩不重」且「無派系之爭」（註1），更重要的是，邵玉銘極欲倚重井迎瑞的電影專業及實務經驗，加上他優異外文能力，企圖擴大舉辦年底的「台北金馬國際影展」。
新聞局長邵玉銘的確「慧眼識英雄」，但也正因井迎瑞突出的電影背景，加上強烈的學者性格，電影資料館與台灣電影歷史即將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首先，那是一個台灣正經歷劇烈變動的年代。1987年宣布解嚴，隨後開放黨禁、報禁、民眾赴大陸探親等，1988年蔣經國過世，副總統李登輝接任，兩蔣統治時代宣告結束，長期飽受壓抑的語言與思想頓時迸發湧出。在充滿街頭抗爭、族群認同等爭議的此刻台灣，井迎瑞所領導的電資館，勢必不同於電圖高舉的歐美理論方向，而是帶有強烈的社會實踐意圖。
所以，井迎瑞的目標根本不在擴辦金馬影展，而是開始思索如何透過影像來理解、重塑台灣的歷史記憶，表達自己的聲音。因此，帶領電資館朝本土化，及建立台灣的電影史觀，成為首要之務。
而眼前最棘手的困境是，台灣高溫潮溼，地震火災頻傳，先天上已不利影片保存收藏；後天上又因國內放映師習慣在影片上塗抹機油，好使放映順利運行，卻令影片遭受油漬污染損壞；而放映後，少數質地較好的拷貝，多轉賣給專做酬神廟會、巡迴全省的影片公司，剩下大部分的影片，則不是被賣掉做成帽子帽沿、襯衫衣領、或兒童糖果贈品，就是當作廢棄物處理掉了。在這麼先天不良、後天輕忽的狀況下，許多早期1950、1960年代的國台語片，根本就等同完全消失在這世界了！
於是才一上任，電資館立即全體動員，積極搜查國台語老片的下落！四月份先到「台聯影業」、十月份前往「大都沖印廠」，或在沒水電的破舊倉庫，秉燭尋片；或者在廢棄多年的露天陽台，蜘蛛網堆，冒著豔陽風雨……進行搜索、搬運、更換銹蝕片盒、建檔等龐雜工作，當年甚至還造成許多工作人員「連續二、三天咳痰成鐵銹色」（註2）！依當年井迎瑞館長所形容，如此工作「像在划著一艘小舢板去拯救在外海中快要沈沒的航空母艦」（註3），然而我們深知，那卻是一個無可逃避的迫切行動時刻。
同時，井迎瑞亦開始積極爭取國際資源，建立發聲管道。1995年終於漂亮突破中國抗議台灣進入國際組織的老戲碼中，加入了擁有相同「影片保存」理念的「國際電影資料館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Film Archives，簡稱FIAF）。
實務上，大量搜集入的七八千捲影片，獲得了FIAF保存修復技術的經驗支援；更深一層的意義是，電資館開始透過向法國電影資料館爭取回童月娟影片、從日本購回《沙鴦之鐘》等舉動，張揚起「國族文化資產」的大旗。也就是說，因當年「台灣」仍以中國正統政權自居，所以不只台語片，早期國語片、香港片、中國片乃至日治時期影片，都列入電資館的搜羅之列。而這些跨海蒐集行動，促使電影資料館不只是單純收納影片之處，更是試圖再編織影片意義，復活舊物件，一座隱含標示著國家主權論述發聲的機構組織。
轉型電影資料館，放棄金馬影展
不過表面上，電資館雖是承襲了電圖所有的人氣與光榮，但同時，我們清楚可見的，電影圖書館時期的影展影迷導向，已一步步急速轉型。
組織章程上，率先除去「電影圖書館」之名，改制成「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不僅名稱上正式脫離「電影基金會」成為「國家」組織，實務上更表明了電資館的第一任務是搜集保存影片，而非電影教育。館長井迎瑞並在連續兩期的《電影欣賞》主編刊載「電影資料館是什麼？」專題，闡明「電影圖書館」與「電影資料館」任務相異的視野，推翻總是譯介歐美電影藝術的主流價值，轉而把全副精神心力聚焦在蒐集保存國台語老片，此舉正式宣告台灣電資館「保存電影文化資產」的經營方向。
不過吊詭的是，在如此分身乏術的時刻裡，電資館卻另外背負更沈重來自政府與民間的期待與壓力──金馬國際觀摩影展。一方面，金馬影展是新聞局長邵玉銘展現施政績效的重點，而電資館也終究是政府主導下理當承辦影展、無可迴避的機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金馬影展已累積十年成為眾人引頸企盼的年度盛會，不只影迷、電影工作者，也是館員期待的風光盛事。
而才上任第二年，井迎瑞即表明不願再接辦金馬影展。他表示，舉辦影展不只使正常館務停頓，而且他認為必須釐清電資館的「權責定位」在蒐集保存影片上。所以他在金馬獎將設立常設機構的時勢所趨下，決定將已籌辦十年的國際影展一併交予未來的「金馬執委會」辦理。
此一表態，立刻引起一片嘩然。畢竟十年來，金馬國際觀摩影展已可說是電資館的光榮傳統，亦是影迷文藝青年們每年一度的期待盛會，但井迎瑞卻如同吃了秤砣鐵了心，直到1990年6月仍未遴選該年底影展的策展人，且遽然宣告喊停的舉動，令媒體及觀眾強烈反彈！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影展說穿了才是真正令未來主辦單位名利雙收的「金雞母」，因此1990年7月「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正式成立後，自然確立金馬獎、金馬國際觀摩影展全部移交該會執行。
由外而看，井迎瑞狀似堅持己見，認為電資館有限的經費、人力，必須專心執行他認為最重要的搶救國片工作，所以才無法一同負擔大規模的年度影展。但仔細觀察分析，如此決定並非毫無理念支持的個人意志行動。
無論電影資料館的章程宗旨，或FIAF明文規定的入會資格裡，均已明確揭示「保存電影」才是一座電資館最核心任務，舉辦影展或出版書籍雖有必要，但影片保存才是最基礎的工作本務。因此即使舉辦影展，也多以國台語片為主題，例如：「正宗台語片露天影展」、「我愛國片」、「原影展」等放映活動。文字出版品也朝同樣方向，包括《電影歲月縱橫談》（1994）、《台語片時代》（1994）、《歷史的腳蹤──台影五十年》（1996）等。
當外借影片時，電資館也開始採取清楚強烈立場──通常不借！依照FIAF的國際標準作法：「保存第一，然後再外借」（註4）！也就是說，當電資館典藏的國片若只有底片、單一拷貝，或老舊破損、年代久遠，都列入國家重要文化資產，不能外借；除非是外片或有備份的國片，才可在取得原著作權人同意，支付版權費及維護費後外借（註5）。
此刻電資館所有行動，均明確宣揚執行「電影是文化資產」的概念，甚至讓井迎瑞毫不猶豫放棄金馬影展！有趣的是，追溯最初邵玉銘局長會選擇他，正是期待擴辦「台北金馬國際影展」，未料，井迎瑞對電資館的想像與企圖根本不在金馬獎或影展。他始終擁有堅強的「理念」──蒐集保存我國電影文化資產，才是他認為電影資料館此階段應該從事的要緊工作。
當然也許其性格本就不擅長、也不喜歡大規模舉辦影展活動，再者，辦理影展必須面對處理更形複雜的人事行政瑣事，溝通工作。說好聽井迎瑞不願繼續從事嘩眾取寵、光鮮台前的影展活動，但實際上其學者本性作風，既不適應官場文化，也不若前任館長徐立功具備熟稔公務，處事圓融的協調能力。因此這也是為何，他可以那麼輕易地決定將光鮮亮麗、名利雙收的金馬影展揚棄，選擇既不主流又辛苦的蒐集影片工作。
階段性而言，此舉確有其重要宣示意義。井迎瑞清楚指出電資館的方向任務，一個領導人所應具備擔負的理想及責任。只是如此轉變，讓電影資料館再也無法回到眾所矚目的媒體舞台，讓一座原本凝聚影迷的核心處，頓時變成陌生冷靜的環境。
然而，若此為轉型必要代價，倒也無可厚非，畢竟預算人力侷限，電資館的確必須專致相對重要性的工作。所以說穿了，問題並不是影迷遠離的失落可惜，而是缺乏人氣的電資館，當曝光力降低，媒體降低關注興趣，官方如果同時不再大力支持，會造成毫無法律地位保障的電資館，彷彿籠罩一股莫名悲觀惆悵，在外無強力奧援，內卻有成堆影片望眼欲穿等待修復的情況下，於是根本地對社會及民眾的影響力迅速動搖縮減。
1996年，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的那一年，館長井迎瑞以「人生階段性目標」告一段落，告別了電影資料館，新職是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所所長。同年資深影評人黃建業，走馬上任為電影資料館的第三任館長。
蒐藏輾轉移徙，適宜片庫難尋
黃建業畢業於文化大學中文系，後轉入藝術研究所攻讀戲劇。不過因長年對電影的興趣，與藝文界人士交遊頗深；又曾擔任《影響》雜誌主編，撰寫大量影評文章，著作包括《轉動中的電影世界》（1980）、《潮流與光影》（1990）、《楊德昌電影研究》（1995）等。他不僅電影經歷豐厚，與電資館亦淵源長久，從電圖推動成立之初，他便熱心參與，且多次擔任金馬影展策展人，可說無論電影專業背景、對電資館熟稔度均是館長的一時之選。
電影資料館歷任館長（左起）分別為井迎瑞、李天礢、黃建業、徐立功
黃建業性格機智幽默，待人處事圓融，當時任教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的他，在新聞局長蘇起的徵詢下，立刻答應這項挑戰工作！不過，當他正式上任，先去查看了新店片庫，就「頓時傻眼」──他突然能理解前館長井迎瑞為何總流露出鬱悶難解之神態，卻又坐困愁城的關鍵因素了。任何一個愛電影的人約莫都無法忍受眼前現況，那絕不是電資館裡少了影迷，少了會員的表象失落感，而是那麼龐大的搜集努力，一批一批運回的影片，因缺乏經費人力，擱置在一個沒有溫溼度適當調節的片庫裡，只能隨著時間一點一滴流逝，任由它們逐步在你眼前凋零毀敗，卻又一籌莫展的無力感。而且若不馬上解決，這些影片就將變成一堆廢物！
片庫是電影資料館的核心，但擁有適合片庫，包括地點位置，恆溫恆濕，防水防火等基礎設備，都是需要高額經費、人力、技術各方環節相扣的艱辛任務。井迎瑞時期，1991年先在中和的自強游泳池的地下室租了約100坪的空間，但環境太過潮溼；後又於新店民權路的遠東工業區，租下約173 坪空間，未料1996年房東因財務問題急於將房舍變賣脫手，因此新店片庫勢必得搬遷，問題是搬去哪裡？預算在哪裡？
幸而黃建業生性樂觀，一方面開始尋求立法委員協助，爭取預算經費，迅速透過「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在立委王拓、周荃、范巽綠、翁金珠、朱惠良等人的協助支持下，先動用行政院第二預備金執行台語片的搶救複製工作；另一方面則積極尋覓片庫，終於在1997年於樹林新加坡工業區，利用部分購買、部分租賃的方式，取得兩層共約640 坪面積的廠房（註6）。至此，電影資料館總算是擁有屬於自己的片庫了。
但問題絕不會因此結束。1999年九二一地震，一舉把台中霧峰「台影」的房舍、片廠、電影院等震得滿目瘡痍，造成300多萬呎的落難珍貴影片、器材設備、圖文資料及錄影帶等，全大批運入樹林片庫。再來，隸屬國防部的「中製廠」，2000年也突然結束營業，約200萬呎的影片資料，全委託電資館保存。時至2009年最後一座老牌的公營片廠──中影，亦將其所出品、購置的總計947部影片，交予電資館永久典藏。
大量湧入的影片資料，令電資館至今仍時時刻刻必須與經費、人力、片庫空間來回爭取，精神交戰，形同一種輪迴宿命。無人可否認，電影資料館是現今台灣唯一專業的影片保存機構，不僅擁有恆溫恆溼，防火防水設備，還有專業技術修復人員，然而這座以保存為唯一要務的電資館，似乎終得面對如此景況──等待更多的經費挹注，更多的人力協助，期待爭取更高的位階，法令認可，或者是未來可能成立的「國家電影文化中心」，或者是一個更強大的文化部，再來克服所有經費人力、組織位階的矛盾問題。
當然，創業維艱，守成不易，何況傳承之中仍須有所貢獻與創新。四年後，館長黃建業即以借調任期屆滿，決定返回國立藝術學院任教，2000年9月1日由擔任副館長多年的李天礢升任為館長。
興辦動畫影展仍無力回天
李天礢雖毫無電影專業背景，但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後，1979年即進入新聞局電影處任職，其後並擔任電影基金會業務組組長及執行秘書、中影總經理機要秘書，1993年在井迎瑞徵詢下成為電資館的副館長，直到2000年。長期公務體系歷練使他極度熟稔電影行政業務，對於電資館的方向任務，乃至經歷困境，皆可說十分清楚了解，因此當館長一職空缺，董事會立即通過升任李天礢為電資館第四任館長。
新官上任起初也是意氣風發，意圖一番作為。李天礢甚至親自披掛上陣，在報上撰文力抗外界對電資館「安靜而消極」的負面評價（註7），強調電影資料館的資源有限──辦公空間是向電影基金會租用，擁擠狹窄，放映廳設計不甚理想，片庫更是須要大筆預算支付恆溫恆溼的水電費用，在如此「空間侷促」、「經費拮据」狀況下，電資館工作人員仍努力整理、保存、修復、建檔影片資料的工作；同時也不遺餘力推廣電影藝術，不僅舉辦館內的講座、放映活動，也持續協助參與「台北電影節」、「紀錄片雙年展」、「我愛國片」等巡迴影展（註8）。
兩者雖無形成大篇幅筆戰，也無力衝撞任何改善之法，但很可見的電資館與一般觀眾距離遙遠卻已是不爭事實，這多少刺激了李天礢大力思索如何再讓電資館躍上焦點舞台，畢竟它曾經擁有十分耀眼輝煌的影展經歷，而且主辦影展不僅可以增加曝光率，若經營良好還可另生一筆財源，突破電資館總是鬧窮的窘境。
李天礢館長當然也理解電資館的侷限，但不同於黃建業的小心翼翼，2003年他決心大刀闊斧，奮力一搏，主動向新聞局提案「動畫影展」的企劃構想，爭取經費與主辦權。
2003年4月4日創辦第一屆的「台灣國際動畫影展」，正式登場，這可說是繼金馬國際觀摩影展後，電資館再度披掛上陣「主辦」的大型影展。當時正值SARS期間，許多外賓不克前來，卻仍吸引許多影迷熱情捧場，好評不斷，新鮮有趣的專題也攻佔不少媒體版面，雖說毫無利潤可言，但出乎意料的成功促使動畫影展成為電資館每年主辦業務的重頭大戲。
然而，這一時的欣喜興奮，卻也預示了電資館即將跌入更深的無窮困境。早在井迎瑞轉型之時，電資館便以有限預算人力之考量，決心放棄金馬影展，定位影片保存任務；即使鍾情影展的黃建業也只始終維持「協辦」之名，未敢投入全館人力物力主辦大型影展。李天礢館長下這一招險棋，的確大加增添電資館曝光機會，躍上媒體焦點，但終究因虧損連連，後繼無力，共舉辦五屆後，2008年起決定停辦。
放映與保存工作兼顧並重，顯然對於現階段的電資館而言，似乎困難重重。當然影展活動很重要，它是吸引影迷、展現保存成果、乃至再次打開電影論述的機會，但當經費人力一直處於侷限的電資館，卻主辦與獨特館藏品無關的動畫影展時，是很容易產生資源失衡，人力窘迫的狀況；而且長久來說，其與保存電影文化資產的本業任務，並不具備長期累積的效益與意義，導致最終只是熱鬧喧嘩的一場表演秀，贏了面子卻輸了裡子。
而本應最專注提升的館內放映活動，卻因為經費不足與版權問題，逐漸淪為放映「公播版」DVD，或沒有版權爭議的舊拷貝，連文字宣傳資料後來也省略不印了（註9），自然更無法吸引會員或影迷前來捧場。至此，電資館已完全失去策展的獨立性與主導權，更遑論透過節目策畫來書寫電影史，作為領導電影學術的前瞻者了。
同時，也由於第五屆動畫影展虧損約三百萬台幣，造成電資館與新聞局原已岌岌可危的不平衡關係，更顯形勢難堪；電資館幾乎等同電影處轄下單位，自主性與獨立性愈顯疲弱。因此，電資館並沒有因為動畫影展，從此跳脫「安靜而消極」的魔咒困境，反而更顯保守沈默，一種彷彿跌入深淵的無能為力。
台北縣政府新莊副都心市地重劃-國家電影文化中心建案模擬圖
傳說中的國家電影文化中心
當然，若僅就動畫影展評價電資館的能力與成果，未免有失公允。畢竟，李天礢館長仍持續進行整建片庫設備、國台語片活動，網路上開設「台灣電影筆記」、「台灣電影資料數位典藏中心」，甚至定期發送「電子報」，明顯企圖不僅在影片實體上進行保存修復工作，更開拓虛擬數位化的應用。
然而，這些緩慢累積的成果並沒有獲得新聞局、甚至董事會的強烈認同與支持。由於館長李天礢長年擔任副手工作，雖然執行力極強，卻不若前幾任館長具備強烈領導魅力，能夠周旋在政府機關、電影界、學界及影迷之間，開創出清楚的電資館願景。導致模糊遊走在「保存修復」及「影展放映」之間，反而逐漸失去自主力量去捍衛立場，慢慢成為一座妥協執行上級指示的公務機關了。
不過，李天礢上任「時機」確實不若以往，單就與電資館最密切相關的新聞局長而言，從2000年起至今（2010），在不過11年內已換了11任局長，平均每位任期竟一年不到！這明顯酬庸過水之職，充其量僅短暫扮演行政院化妝師角色，但對電影文化政策顯無長期規劃，造成不僅經常出現允諾電影產業界的空頭支票或外行話，對於電資館保存電影文化資產的核心任務，也遑論有深入理解的可能。
而電資館每年經費是劃歸新聞局的電影處項下支應。但此全名「電影事業發展處」的「電影處」，所思所慮當然全力以推升電影產業為主，對只顧揚著文化保存大旗的電資館，自然視之如同化外之民。美好時機不再有了，那個新聞局長、電影處長與電資館館長惺惺相惜、攜手合作的過往經歷已成往事，即使電資館力圖振作主辦的動畫影展卻只徒得一時燦爛火花，巨額虧損成為壓垮電資館自信的最後一根稻草，人微言輕，逐漸連說話表達的聲音，也愈漸微弱稀薄。
於是，電資館只能將未來的希望願景，寄託在從1990年政府提出的「電影大樓」，1992年改稱「國家電影文化中心」的美夢上。
早在井迎瑞時期，新聞局即預計斥資數十億元，在台北士林廢河道興建這座如同烏托邦般的電影中心，擁有三座設備一流的大銀幕電影院、地下三層底片庫、地上兩層拷貝庫、電影書籍資料館、電影剪輯修護室、學術講座與培訓中心、片廠實驗室，以及電影團體辦公室等。不料，1994年該計劃案雖已在國民黨蕭萬長主持的行政院會議中審議通過，後卻因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以民進黨「不可無償」奉送土地為由，使該計畫只能黯然喊停。中間數度或因可能成立「文化部」再展露曙光，但結局都是捕風捉影，空穴來風的傳聞而已。
2004年本案再度死灰復燃。因為台北縣政府有意積極爭取，願意無償提供新莊副都心2.7公頃的土地，興建電影文化中心，包括電影博物館、資料館、產業資料交流中心，以及提供民眾休憩的公共設施。而其時任內的新聞局長林佳龍也迅速允諾支持，2005年決議報院核定，預計2008年設立。無奈事與願違，新聞局長林佳龍因決定參選台中市長而離職，原本十拿九穩的大案再度落得搖擺未定，繼任新聞局長姚文智與林佳龍雖同屬民進黨，但內裡兩派鬥爭戲碼，讓電影文化中心再度成為一個懸而未決的美夢（註10）。
日後每位過水的新聞局長，或順勢上台喊喊興建口號，或最多視察走訪預訂土地，但通常都在毫無作為下就已告別局長職務。去年（2009）因政黨輪替，國民黨計劃將故事編寫成「影視文化中心」，地點甚至出現台北南港台鐵調度場的版本……；今年再度翻寫計畫，回頭聚焦「電影」文化中心，主館座落北縣新莊副都心，南館在高雄內惟埤文化園區，不過現在這場美夢案還躺在經建會、行政院會等待審議中。
總之，這場說不完的故事與美夢，台上台下，舞台流轉，換了一批政治人物，呼喊不同的願景大夢，快二十年了，依舊只是紙上談兵。而電影資料館也始終參與這場陳年夢境裡，陪伴歷任新聞局長、台北縣市長，數度簡報，數度改朝換代，然後，再數度落空，隱忍失望。
當然，這並不是一個簡單容易的計畫。除去龐大預算不談，它勢必與台灣電影文化的未來，有絕對密切的發展關係，因此從組織定位到核心任務，都引發各方不同想像。
國家電影文化中心預定地
徐立功認為，「國家電影中心，應是所有電影政策的核心，而真正須要設計的，是放映廳及收藏」；井迎瑞也表示，電資館和電影文化中心應該分開談，「電資館就規矩做保存；文化、政策、推廣給另一批人去做」；黃建業更非常清楚表明：「『電影文化中心』不是為了解救電資館，那不是它的第一任務，因為若真如此，直接把電資館變成國家層級就好了。現在拉鋸的是，很多人期待文化中心具備產業意義。」而現任館長李天礢雖未具體表明是否支持產業傾向，但卻明確表達，這座館未來「絕不會是蚊子館，因為電資館已收集一大堆電影、DVD、劇照、海報、手稿、道具、器材……」。
如果綜合四位館長的意見，顯然他們對電影文化中心的思索更加切合實際。一方面讓電影資料館能安靜專致保存修復，並提供完善空間設備從事基礎建置工作；另一方面，電影文化中心就可以定位電影教育推廣，一座如同故宮般的電影博物館，讓孩子們能從小接觸認識電影是藝術，是歷史，是可以陶冶心靈的生活一部分。再多點要求的話，蓋設至少一間國家級的電影院，可供現在的許多影展有一個比較設備完善、規格充足的場地，也就夠了。
馬克思曾說：「哲學家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釋世界，而重點是，改變世界。」三十多年前，一間辦公室型態的電影圖書館、電影資料館，就已一次又一次地超越了電檢束縛、影迷期待，改變了我們對電影的詮釋與想像，成為領導台灣電影文化的舵手。也許，歷史早已訴說了一切，我們誤以為一座擁有超級多功能的建築物就能解決所有問題；但事實上，硬體或許根本不複雜。因為重點是「人」，人的理念意志，人的熱情投注，一種視保存文化資產為生活一部分的自然態度，一種理應投入龐大文化資源的集體共識，才是改變未來的關鍵。
註釋
1、胡幼鳳（1989.03.19a）。〈一群人選他出列，井迎瑞實力取勝〉。《民生報》，影劇新聞版。
2、羅樹南（2002）。〈我國電影文化資產的保存現況〉。《電影年鑑》，頁70。
3、井迎瑞（1991.03.09）。〈從龔稼農談到影片保存〉。《聯合報》副刊。
4、張靚蓓訪問（1996.1）。〈保存影片、邁向國際舞台──井迎瑞談電資館進入FIAF的心路歷程〉。《電影欣賞雙月刊》，第79期，頁74。
5、國家電影資料館（2002）。〈資料使用規定〉。《認識國家電影資料館》，頁10。
6、李天礢（2008）。〈電影資料館的國際經驗分享〉。2008年「檔案典藏與圖文數位工作坊」網站：http://www.ctfa.org.tw/workshop/08/08.pdf（2009.9.1瀏覽）
7、游惠貞（2001.07.30）。〈離開台北看電影〉。《聯合報》。娛樂視窗版。
8、李天礢（2001.08.06）。〈推動保存電影文化，電影資料館不遺餘力〉。《聯合報》。娛樂視窗版。
10、黃樹德、蔡慧貞（2005.08.25）。〈林規姚不隨，國家電影中心難產 〉。《中國時報》。Hinet新聞網：
http://times.hinet.net/news/20050825/polity/f9599f4a1d07.htm
（2005.10.01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