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我自己在前三屆兒童影展是每個國小都有去，共去了三十個國小，至少去一趟，跟著他們一起拍。一面在看，同時也一面去瞭解以及修正一些看法。初衷會是希望小朋友能夠透過這種新的媒材去表達，我很好奇他們看到的世界到底是什麼、他們想要說什麼話，因為我看到太多的片子是大人要告訴小孩的。一開始會希望小朋友透過影像去表達、去創作，可是後來在跟他們拍片的過程裡頭，你發現還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創不創作這件事其實有時候反而是其次，因為他們只是利用一個工具「共同」完成，可貴的反而是全班一起面對一件事、並共同完成的團隊合作精神。

跟著他們拍攝的過程，我也發現其實老師對於拍片也是不熟的，這些老師在其他領域都表現得像一個老師，可是在這樣的狀態裡頭，可以看見老師自身的開放性，他用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怎麼去跟小朋友共同完成一件大家都一起在學習的事情，這部份也非常有趣。有的時候會發現有些老師因為不明白拍片這件事，反而變得更緊繃，我們要怎麼去鬆綁這種情緒就顯得很重要。對我來說，這一切假如是讓孩子覺得又多了一項功課，那就糟了，我是希望這個短片創作的大前提一定是要讓小朋友覺得是好玩的，他們透過一種像遊戲般的團隊合作，共同完成一件事，我覺得這件事本身比較重要。

王：這十部作品中有四部是和家人有關，《蚵換一生》拍攝地點為金門，記錄小朋友跟著阿公阿嬤進行了採蚵、賣蚵的一日體驗營，從片中看起來這些小朋友似乎以前也從來沒有幫過阿公阿嬤做這些事情，但有這麼第一次也很好，他們至少去瞭解大人的生活。《爸爸的功課表》這部真的太讚了！很有意思，我覺得是一個好棒的題型。其實大部分的大人並不太知道要怎麼當爸爸媽媽，當爸爸媽媽也是要學習的。片子裡頭有一個畫面是，老師問說：「希望爸爸不要看太多電視的請舉手」，結果每個人都舉手（笑）。這是現代社會普遍的一種狀態，它已經形成了，但透過這部片子倒是真的看到小朋友的想法，而且片中並非採用控訴的語言，而是用一種既輕鬆卻又看到小朋友心中的寂寞。另外一部《我的家人》拍攝團隊來自台北縣，其中有一個小朋友的媽媽是越南人，也有一個爸爸身體有疾病，可以看到不同地緣、不同家庭環境和整個社會的關聯性。《弟弟不見了？》是一部很可愛的實體動畫，這部片在發展企劃案腳本的時候比較沈重，老師提到他們班接二連三有小朋友生病，班上籠罩著死亡的陰影，他就在想要如何跟小孩溝通生死的議題，便以此為主題。本片監製張淑滿是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專任講師，用一種比較輕鬆的方式帶他們做，雖談了死亡，但沒有很沈重。

有三部是跟同儕彼此共同學習、成長有關，像是《我的羽球夢》、《愛表演的Kids Class》、《一起跳吧》。這類題材其實比較像是一種活動紀錄，但是在監製的引領下，可以看到從平面腳本變成立體影像時的一些調整和討論。另外三部則是和公共議題相關，比如《小螃蟹上高塔》觸及了環保議題；《僑，好了沒》記錄小朋友一起去跟廣愛教養院的唐寶寶相處；《大樹腳73號》則是聚焦在校園內一棵的百年老樹。

楊力州（以下簡稱楊）：其實就是媒體識讀，我覺得教小孩子影片是如何攝製的，不管是紀錄片、劇情片或動畫片，對於小孩子之後去閱讀他們現在接觸的大眾媒體是有助益的，他們知道電視或電影這類戲劇影像怎麼被呈現出來，具有影像的判斷能力。我個人覺得如果小孩子不具有這樣的能力，他們對於媒體只會百分百接收，而沒有任何思考、反省、甚至質疑的習慣，透過小孩子自己去執行拍片，可以培養解讀影像的能力。尤其在這個時代，器材愈來愈便宜，門檻愈來愈低，讓孩子認知影像是如何被製作出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為接下來絕對不是文字的時代，顯然已經變成影像的時代，當父母不見得有能力為孩子篩選內容、判斷其好壞，孩子具備這樣的免疫能力是最棒的！

除判斷外在影像能力的養成外，教小孩子拍電影可以作為他們創作的展現，以前我們總是教孩子可以透過寫作文、繪畫、演講、肢體表演等各種方式產生屬於自己的創作，他們不見得知道「創作」二字實質的意義，只是想要去發洩自己、想要去傳達意思。當孩子可以拿起攝影機、相機或手機來拍，對他們來說也是增添了一種媒材展現的方法。

楊：這兩屆執行的經驗，我面對的比較多是帶一群孩子的老師，老師再去教小朋友。在跟老師接觸的過程當中，老師會安排幾次課程讓我直接接觸小朋友。這次我負責監製的作品〈爸爸的功課表〉，是由台北市立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廖順約老師所帶領的團隊，我去帶小朋友的時候，就說：「小朋友拿攝影機回去拍的時候一定要很穩定喔！不然我會看到暈船、會想要吐。」只能用這種非常淺顯的語言告訴小朋友一些拍攝上基本該注意的事情。至於很複雜的分鏡概念對於這群小孩而言是有點太過於生硬，畢竟我們不是學兒童教育，不曉得怎麼跟小孩子做影像教育溝通，但是我們中間有一個聯繫，就是他們的老師，他們本來就在教育現場，非常理解小朋友的思考，也知道用什麼樣的語言跟小朋友溝通。我這兩次的操作方式說，會跟老師比較密集地接觸，告訴他電影是怎麼回事、拍攝是怎麼進行的，他再轉換成小朋友可以理解的語言去跟小朋友溝通。不過我個人覺得這並不是最棒的狀況，最棒的狀況應該是由我們這些監製直接面對老師、也同時面對小朋友，一起跟他們說明電影的拍攝，但對我個人而言還不具有直接跟如此年幼的孩子溝通的能力。

楊：當然他們的訓練方式不能和大人一樣，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反而不是理論上的操作，而是直接從做中學，這是最快也是最能夠直接引起小朋友興趣的方式。做中學有一個要件，我們交給小朋友的攝影機必須讓技術門檻降到最低，器材只要有動態的紀錄能力就可以了，至於光圈、快門則不在訓練範疇內。首先，先讓他們認識器材或這個媒材的某些特色。其次，讓他們觀看自己拍出來的東西，接著再看一下別人拍出來的東西，別人當然是稍微專業一點的，讓他們進行差異性的比較，意識到原來怎麼樣會比較好，而不是由大人來教導。如果涉及更困難的技術層面，可以詢問老師或監製。我覺得尤其對小朋友而言，所有的學習最好的方式就是由他自己心裡長出想要理解的欲望。

當他看完什麼是好的，比較自己有所缺失的部份，再讓他自己去拍。屢次不爽，小朋友其實非常具有學習能力，立即就可以改善過去忽略的地方，很快就達到一個基本的品質。以〈爸爸的功課表〉為例，當小朋友將影像拍回來之後，指導老師或監製就會和小朋友一起看影片，並問一些問題，如：「你當時站在哪裡拍？這時候你問了什麼問題？你問的這問題很好，但你太早問了，應該晚點問，因為你可能打攪了你爸爸說話，應該先別插嘴讓他把話說完。」透過做中學，拍攝了第二次、第三次，拍出來的品質是非常不錯的。

帶領小朋友觀看他們拍攝的影片時，應如何引導他們去分析？

楊：讓小朋友全面理解還是有點困難，讓他們理解拍攝當下所有準備的拍攝內容是為了作為剪輯的材料，對他們而言是有困難的。所以在跟小朋友討論他們的內容時，比較是站在拍攝過程、拍攝方式及方法論上是不是好的、恰當的，或比較容易取得好的構圖、好的光影變化，這可能牽涉到拍攝者站的位置，比如有小朋友第一次回家拍爸爸，把爸爸請到窗戶邊講話，拍出來的畫面就全部逆光，小朋友可能無法理解箇中原因，我們就只能在跟他們溝通的過程中提出改善方式。

楊：其實感到最困難的是老師耶，小朋友不知道有困難，他們拍片都非常開心，拿起攝影機就拍。在拍攝期間通常不會有太多困難，因為拍攝門檻降低，困難通常都在於後期剪接，以我這兩屆輔導的例子而言，在剪接上的確讓小朋友參與的部份是有限的，一來是技術的門檻，二來牽涉到說故事的邏輯，就我這兩次的參與，原則上剪輯都是老師主導，小朋友只是配合參與而已。但在拍攝階段，這兩次輔導的團隊都是師生各參與一半，攝影機會同時存在兩個觀點，包括老師的觀點和小朋友的觀點。以〈爸爸的功課表〉為例，會有一個鏡頭角度是在學校裡面，說明老師出了一個作業給小朋友，其發想源自老師認為每次都是大人決定小朋友的功課表，要求他們週一到週五要做什麼，那麼，小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思考爸爸和媽媽是不是也該有功課表？這一整段的敘事完全是老師的觀點。可當小朋友回到家裡，自行用攝影機拍攝，就是小朋友的觀點。目前在拍攝上會有這兩種不同層次的觀點同時並置在影片中。

楊：的確非常大量都是紀錄片，再來就是動畫。過往一般人會認為動畫門檻比較高，現在因為數位相機非常方便，多半具有單拍功能，加上剪輯軟體都可以去處理大量的單拍影像，我覺得動畫量會愈來愈多。另外，以前對於動畫那種高門檻、高技術的刻板觀念其實有一點被打破了，可能歸諸於這幾屆的兒童影展，加上學校教育的多樣化，動畫數量有增加。紀錄片仍是大宗，主要是紀錄片來自真實的故事，對於老師或學生而言會想要透過真實的事件去呈現、去表達。劇情片可能有些門檻，比如演員、故事內容等，比較缺乏電影教育的師生較不會將劇情片當作他們要投這個計畫或創作的第一選項。這剛好帶出台灣這幾年來紀錄片發展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相較於劇情片有那麼複雜的分工，紀錄片的門檻稍低，可執行性高，人員編制較少，取材也更接近生活面。這種狀態也同樣發生在小導演大夢想的徵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