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漫長的真愛旅程
《霓虹心》（Miss Kicki）是導演劉漢威的首部劇情長片，內容講述一位瑞典母親奇奇，與兒子維特關係疏離。一天，奇奇決定邀約維特一同至台灣旅行，藉此彌合兩人之間的距離感。孰料，抵台後不久，維特旋即發現母親到台灣的目的竟是為了與一位網路情人會面，他無法諒解母親的舉措，兩人的關係落入冰點。然隨著一場危機的迸發，維特終於得以直視母親對他的愛……
本片為瑞典Rookie Film電影基金重點培植的電影計畫。為獎勵電影新秀，2007年瑞典公共電視（SVT）、區域性電影中心（Film i Väst 與Filmpool Nord）以及瑞典電影學會（Swedish Film Institute）共同創立Rookie Film電影基金，盼能鼓舞年輕導演的創意能量，開發新世代獨特的電影語言及表現風格，打造具高度原創性的獨立電影。該計畫主要獎勵對象為初次拍攝劇情長片的新銳導演，資金上限為140萬美金，Rookie Film電影基金將補助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支出。
導演劉漢威出生於1975年，為台灣、挪威混血兒，自小生長於台灣，直到十七歲才遠赴北歐。青春期無以名狀的渴望與熱烈情愫是他主要的創作泉源，前作兩部短片《Ka"r i natten》（2005）、《Lucky Blue》（2007），以及第一部劇情長片《霓虹心》，皆是描摹青少年對於愛的試探，及其確認的過程。《霓虹心》的故事構想來自劉漢威本人，他表示：「這是我截至目前為止篇幅最長、最重要的故事。」
劉漢威坦承，故事中的角色身上都流淌著他個人的色彩，他把部分私密經驗與想法注入電影裡頭，企盼能為他長久以來的迷惑尋獲解答。劉漢威在青春正盛的階段離開台灣，與原生的社會環境徹底斷裂，展開漂流，重新學習新語言、適應異國文化，生活上經驗了前所未有的轉變。此一文化衝擊，加上自小擺盪於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無形中刺激了劉漢威的創作靈感。
《霓虹心》透過一對瑞典母子的眼光審視台北這座陌異城市，閃閃霓光，反射出各自的心事，以及導演對於這座島嶼的深情獨白。屢屢被問及本片敘事觀點的劉漢威，表示他從未預設拍攝觀點，只在乎是否將故事講得真切。
本片為瑞典、台灣首度跨國製作，百分之九十的場景皆在台拍攝，工作團隊中除了攝影師、攝影大助以及潘妮拉奧古斯特（Pernilla August）、路威帕莫 （Ludwig Palmell）兩位主力演員外，其餘皆為台灣人。演員的部分，還網羅了以《危險心靈》走紅的金鐘影帝黃河、資深演員曾志偉、蔡振南，以及活躍於綜藝界的阿KEN。瑞典名導柏格曼御用女主角、坎城影后潘妮拉奧古斯特在片中細膩地詮釋一位母親內心的婉轉與掙扎。
本期【放映頭條】專訪導演劉漢威，除了談述《霓虹心》的創作核心，也分享他在瑞典哥德堡電影學院的求學經歷以及當地的電影環境。
本片劇本是由Alex Haridi撰述，請問劇本的構想起源為何？據聞當中不少橋段和情感經驗都是源自您過往親身的體會？
劉：當初故事是我構思的，那時候我一直想跟潘妮拉奧古斯特合作，不過一開始想不出什麼故事，後來是我電影學校的教授告訴我，要不要把她送到台灣去，我一開始覺得這主意不好，之後故事就跑到我腦海裡。我自己沒有太多耐性寫故事，所以把劇情大綱寫好之後，就請編劇幫我把劇本寫出來，之後的合作情況是他寫一段、我寫一段。
在還沒進入電影學校之前，我的創作題材一直都是類似的主題，談的是一個人尋找愛的過程。我對這個主題很感興趣，因為我自己好像也不知道答案在哪裡。我拍片比較喜歡其中有一部份是我自己還不懂的事情，我可以利用這部片子去尋找答案。尋找快樂、尋找愛是全世界的人類共通的經驗與渴求，有共同的情感語言，《霓虹心》片中有兩個瑞典人跑到地球的另外一面去尋找愛情，我蠻喜歡這樣的對比。女主角潘妮拉奧古斯特飾演的母親奇奇透過這趟遙遠的旅程，找到一個其實是離她最近的答案。
您在拍攝第一部劇情長片《霓虹心》之前，另有兩部短片，分別是《Ka"r i natten》（2005）、《Lucky Blue》（2007），前者曾獲Czech Gay and Lesbian Film Festival的學生評審獎最佳短片（Student Jury Award for Best Short Film），後者則獲得2007年哥德堡國際影展最佳短片。能否請您概述一下這兩部片的內容？
劉：《Ka"r i natten》其實是我就讀電影學校時的畢業作品，內容講兩個朋友，在一個很小的鄉下發展出一段戀情，他們的感情被人看不起，其中一個願意為愛犧牲，希望對方和他一起逃離那個地方，但另外一個人卻沒有勇氣這麼做。《Lucky Blue》的內容有一點台（笑），故事是講一個小男生，很喜歡唱卡拉OK，但在瑞典是有一點丟臉的行為，一般人不太敢這麼做，通常是年紀比較大的人在做的事。然而這個小男生很喜歡唱卡拉OK，他愛上一個人，但對方覺得唱卡拉OK很丟臉，於是他不知道究竟該選擇愛還是卡拉OK，幸而最後兩者兼得。
您從小在台灣生長，直到十七歲才離台，遠赴北歐。《霓虹心》這部片有點像是您個人的自我追尋，回來尋找自己的生命起源或某種鄉愁。針對這點，請否請您再稍加闡述？
劉：我寫故事時常常都會回到我自己的小時候，因為我覺得我小時候或是青少年階段的感情很豐富，世界比較黑白分明，傷心時就極度傷心，彷彿永遠都不會好，愛上對方後就以為一輩子只會愛上這一個人。寫日記時，裡頭的感情是非常濃烈的。長大後，才慢慢知道事情沒有這麼嚴重。但也因為當時的感受比較強烈，所以後來我寫故事時往往會去回溯那個階段的心情。我這些年住瑞典，但每年還是會回台灣一兩次，我有不少朋友在台北，每次回來都會注意到這裡的一些小事情、小地方，寫故事的時候，這些場景或過去碰過的人都可能成為劇中元素。
根據您個人的觀察，您覺得台灣這十幾年來比較大的變化是什麼？您有試圖透過影片去呈現這些變化嗎？在拍攝場景的選擇上，同時納入台北101以及位於萬華的老旅館，為何會希望凸顯這樣的對比？
劉：我是在屏東長大的，我小時候，屏東是非常鄉下的。對我來說，小時候印象中的台北是一個非常大、非常國際化的大都市，後來搬到外國後，就發現外國和台灣也不大相同。我發現台灣年輕人愈來愈西化，很多人開始講英文，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穿著打扮也有所改變，但台灣還是有它獨特的味道，我覺得我在這部片中應該有抓到。
這些場景的選擇一方面是我覺得新舊之間的對比才是真實的台北，台北什麼都有，包羅萬象，這是我非常喜愛的特色。另一方面，劇情中的故事和不同的情緒，不光是透過戲劇本身和演員表演來表達，也可以運用場景來形成對比，強化張力。比方說，華西街的古山園小旅館在台灣人眼中是比較落後的旅社，觀眾會疑惑為什麼他們不去住好一點的旅館，但我覺得這間小旅館很有個性，也很適合作為奇奇和維特這對母子的中繼站，每當他們在台北遭遇了一些事，回到旅館時，可在那裡消化，然後再次出去。這間旅館的色調和層次很多，所以每次我都會用不同的燈光、角度去表達他們回來台灣這個落腳處的感覺。我把這個小旅館弄得很溫暖。
片中呈現出多重的家庭結構和親疏關係，包括奇奇和維特這對母子、弟弟的破碎家庭、張先生看似美滿卻又帶點詭譎的家庭互動，甚至旅館本身都可以視為一個大家庭。請您談談「家」在片中的呈現？
劉：我懂你的意思，但我可能不會用家庭去貫串，我的主題是尋找愛，所以旅館工作人員和奇奇、維特、張先生等人尋求的東西其實都是一樣的，只是他們透過不同的方式去尋找。我這次拍片的一個挑戰在於，我敢不敢將故事編排得更有戲劇張力？我可以把張先生形塑成一個很壞的角色、把旅館弄得比較陌生，這樣故事比較能夠呈顯出一種好萊塢式的精彩，但我對這個沒興趣。我比較喜歡的是，這麼多來自不同背景的家庭成員，但他們尋找的都是一樣的。
能否請您再進一步說明奇奇和維特這對母子之間微妙的情感與互動關係？
劉：這對母子關係吸引我的地方是，奇奇去台灣的動機是尋找她的網路情人張先生，她以為找到他之後，從此就有了寄託，生活各方面的問題都能解決。找到這份愛後她也會有勇氣靠近她的兒子，因為她自認過去做錯太多事，所以不值得被愛，她這種媽媽不值得贏得兒子的愛。奇奇到這麼遙遠的地方尋找愛情，透過這件事，我想釐清的是，有時候迷路是一件好事，只要最終能找到家。事實上，奇奇要尋找的愛這麼靠近她，只是她一直不敢正視。我想呈現的是一位受過傷害的媽媽，不敢讓兒子看到她的內在，所以才刻意保持距離感，這個情感張力是我在故事中特別想強調的。
黃河在本片中飾演弟弟一角，這個角色本身有其功能性，透過他無形的牽引，維特和他的母親最終終於破除長久以來的隔閡，彼此靠近；另外，弟弟和維特也發展出一段微妙的情感。請您談談這個角色的塑造。
劉：一開始的設定是希望弟弟這個角色和維特之間的對比很大，這樣可能會比較精彩，後來我逐漸對他們彼此的一致性比較感興趣。因為根據我自己出國的經驗，路上會碰到語言不通或是雙方溝通不是很流暢的人，儘管如此，互動後還是可能會發現兩人擁有同樣的故事，彼此好像認識好久了，就算實際上才第一天碰面。後來試鏡的時候，這個角色找了好久，直到最後一天，黃河一進辦公室，我當下就覺得這就是我在找的人，一種無法形容的氣質，我可以預見他和路威帕莫之間具有共同的特質，卻又屬於相當不同的人物。開始排戲之後，他們也各自加入他們的想法，劇本有做了一點修改。
您之前拍攝的短片以及這部長片《霓虹心》刻劃的都是處於青春期的青少年，為何會特別鍾情於描繪這個階段的角色狀態？
劉：對呀，其實我拍的很多東西都是青少年，下一部也是（笑）。可能是我自己青少年時期感情蠻豐富的，而且還有一些沒有找到的答案，我希望透過這些片子去尋找。我下一部的主角還是年輕人，我覺得可能這題材就拍完了，屆時我就會知道我要找的答案，但答案是什麼目前我也還不知道。我想探討的是年輕人渴望著什麼的感覺，但又不知道到底渴望什麼，但是這份活力很令人感動，我相信在這部片中，維特和弟弟這兩個男生也同樣擁有一種活力，譬如在那一場船戲中，他們幻想漂流到小島，這也是我個人的體驗。
您畢業於挪威奧斯陸國立藝術學院，後來又到瑞典哥德堡大學導演系就讀，並於2005年取得學位。為何後來會選擇走上導演之路？
劉：我高中畢業後想當一名藝術家，所以去念藝術學院，學了快五年才發現當藝術家好寂寞喔，我的主修是美術，畫抽象畫，此外，也有拍照等等。其實我蠻喜歡社交，我身邊的朋友有演戲的、做音樂的，我自己有拍照，所以就借了一台攝影機來嘗試拍片。我小時候不是很迷電影，而是看八點檔連續劇長大。我拍著拍著才發現拍片可以匯聚我全部的興趣，也不寂寞，可以跟其他很有天分的人合作，後來就申請上瑞典哥德堡大學，瑞典的電影歷史與文化是非常好的。
能否請您概要說明一下瑞典哥德堡大學導演系的學程？其特殊之處在於？
劉：第一，要申請哥德堡大學導演系必須有一定年紀和執導短片的經驗，高中應屆畢業的學生不可能直接入學，我當初申請上該系的時候，雖然已經擁有一個美術系的大學學位，但我的經驗是班上同學之中最少的。導演系的入學考試必須經過五關，每兩年會收4-6個學生，學制是三年半。學校很早就會要求學生提出他們打算發展的方向、攻讀的內容，也要很清楚自己哪一部分的表現是比較弱的，需要自行負責，擔保你可以學成，系上也有很好的教授可以從旁指導。系上教我們用攝影機作為筆記的工具，不要在腦中空想，而是要實際拍出來，所以我就學期間拍了四十幾部短片，重點是去發展你的個人風格、想要說什麼樣的故事，以及要再學習哪些東西才能說出心裡的話。學校很注重實務訓練，常常一群人一起看片、討論片子，也會有一些比較有名的導演或編劇等線上電影工作者會來授課，並且指派一些作業，然後在課堂上批評討論，這是一件蠻恐怖的事情（笑）。
我的畢製請了兩個教授和潘妮拉奧古斯特擔任審查委員，這是我和潘妮拉奧古斯特初次見面，當初我對她印象不是很深刻，因為我在台灣長大，所以不清楚她原來是瑞典非常有水準的演員。後來我幾乎是迷上她、愛上她了，她的氣質真的很特別。潘妮拉奧古斯特在螢幕上的角色多半是比較穩重、比較冷冽的性情，但她個人其實非常活潑、可愛，像一個小孩子。後來她有告訴我，當時她還蠻欣賞我的片子。這齣劇本可以說是為潘妮拉量身打造的，我希望我的第一部長片一定要由她擔任主角。
除電影創作外，您目前也任教於音樂戲劇學院和哥德堡大學導演系，專司表演指導，因此想請您談談這部片的演員指導。潘妮拉奧古斯特本身就是一位相當優異的演員，在拍戲的過程中，您如何與她溝通？另外，又是如何指導路威帕莫、黃河這兩位年輕演員演出？
劉：跟潘妮拉的互動，我一開始有點緊張，因為她是一個很有經驗的演員，所以我特別勤於做功課。我們起先互動的感覺就很好，開拍後，我們說的話愈來愈少，到最後可能只需要一個眼光、或是我碰她一下，她就能意會。更誇張的是，有兩次我要過去跟她說什麼，都還沒開口，她就說她知道了，我們慢慢培養出一種談戀愛般的默契，知道彼此的想法。導戲時，我跟潘妮拉的溝通常常是透過講一個小故事、分享一個想法、或是看她一眼。潘妮拉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她可以讓一個這麼沒經驗的新導演非常有安全感，讓我這個新導演相信我自己。
和路威帕莫、黃河的溝通方式就比較不一樣，他們兩個都有蠻豐富的演出經驗，包括潘妮拉，我很佩服他們的一點在於，他們加入這個拍攝計畫後，是抱持著重新學習的心態，出來的語言才會是獨特的、具有原創性的。跟每一個演員溝通的方式都不同，和路威帕莫、黃河講話時可能要用年輕人的語言，講我自己年輕時代的故事給他們聽。跟潘妮拉溝通時，我通常會透過提問，要她思考假如是她碰到這個情形會怎麼處理。
您曾提及過去較少看電影，直到進入哥德堡大學導演系後，才大量看片。請問對您影響比較深刻的導演有哪些？
劉：我想分成兩塊，一個是就全世界而言，另一個則是台灣導演的部分。演戲方面，我特別注意到約翰卡薩維蒂（John Cassavetes），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部片重點在戲上面。至於台灣導演，包括蔡明亮、李安、張作驥、侯孝賢這些導演對我來說都很重要，因為從他們的眼光看台灣，我可以學到很多，我希望我慢慢也可以找到台灣的認同，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台灣。
台灣導演的作品中，有哪幾部對您別具意義？
劉：李安《飲食男女》、張作驥《美麗時光》和楊德昌《一一》，可能是這三部片子讓我覺得我是台灣人。這三部片特別凸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而且以很真實的方式表現出來，讓我意識到原來別人的感受跟我是一樣的。《飲食男女》講的是一個大家庭，這個題材是很難處理的；《美麗時光》很自然地呈現日常生活中的戲劇張力；《一一》則是將一個台灣故事的情感層面詮釋得很好。
台灣方面普遍對於瑞典的電影環境比較陌生，能否請您分享一下您在瑞典的觀察？
劉：跟台灣一樣，瑞典的電影環境也是有它的起落，瑞典的《海角七號》盛況已經是好幾年前了，突然間這一兩年，好幾個年輕導演在媒體、票房或國際影展上受到重視。我覺得現在瑞典的電影創作環境非常好，這些導演我們都互相認識，更重要的是，我們會互相幫忙，互相討論我們這個時代要說什麼樣的故事。我們也會把這些話題丟給媒體和影評人，希望他們跟我們一起探討，作為說故事的導演，我們會希望知道外界的觀點。另外，這兩年瑞典新銳導演各自擁有很不一樣的風格，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現象。政府部門近年也開始注意到這些年輕導演，像是Rookie Film電影基金，儘管他們知道這部片不會賣，不過一旦認定這個故事一定要說，就會願意大膽投資。
最後，請推薦《放映週報》的讀者一個非看本片不可的理由。
劉：這部片非常好看，如果你已經好久沒有在電影院深受感動，你就要去看這部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