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城市影像紀事」只有一百五十萬，所以不太夠，也沒有申請輔導金，因為拿輔導金有交片等其他壓力，所以乾脆只用自己可以負擔的方式。「佳映娛樂」的老闆很喜歡這部片的構想，於是就決定靠自己的力量，所以它沒有拿任何輔導金。

林：如果要這樣說的話，應該是《翻滾吧！男孩》中小樂透、然後《海角七號》中大樂透吧！當初，沒有人認為可以，因為國片都做不起來了，紀錄片憑什麼？後來去借錢、轉拷貝、回到院線、成立電影公司，一切都很荒謬。很多人都說「翻滾男孩電影公司」是假的，其實到底什麼是真的我也不清楚，不過既然電影推出去了，就要稱職地扮演好一個角色。我今天看了《魔幻時刻》，裡面有一句台詞說：「每天黃昏都會出現短暫的魔幻時刻，如果你沒有抓到不要難過，因為明天又會有一個魔幻時刻，只要繼續往前走就好。」

林：這部電影最近被很多看過的朋友笑說是「靈媒電影」，因為故事是預測的。當初在跟編劇討論時，我們設想了田中千繪的狀況：來台灣學中文、意外當上一部電影(就是《海角七號》)的女主角後忽然間爆紅，然後她承受不起壓力，所以跑到高雄散心一個下午的故事。如果《海角七號》沒有爆紅，這個故事是不成立的。這個劇本在撰寫時《海角七號》剛拍完。那時候，我跟編劇在猶豫到底要不要這樣寫，那時候只是賭一把，因為最壞的後果頂多是沒有上院線，可是三個月後《海角七號》真的成立了。今年九月的時候我很開心，我們都在等那個浪，而它真的成立了、爆紅得不可思議，於是更讓這部電影成立。因為故事的假設符合田中千繪現在的心境，你可以說《海角七號》是演的，但這一部卻不一定是，因為裡面完全是她當時剛演完《海角七號》的心情，她不知道未來會如何、該不該往前走等等，她缺乏一種勇氣，也許像她現在的心情。演自己其實是最難的，拍片時我會告訴她：「我要妳演出來的、在這部電影裡的田中千繪。」

吳懷中這個男生也很有趣，他十六歲時演過我的第一部學生電影，那時候他演完我心想：你一輩子都不會變成演員的，因為你演得太爛了(笑)。不過那時候我也很爛，我還記得我的第一部學生電影是僞紀錄片，故事是一個晚上兩個街頭少年在街頭撒野、到處毀壞東西，然後有一個拍攝者在記錄他們，他們一開始願意接受訪談，結果到最後那個青少年不爽，就把那個拍攝者殺了，順便把攝影機砸毀、畫面中斷，故事就結束。那時我覺得他演得太爛了，十年後他打電話給我，他說他變成一個演員了，因為那時他剛演完曹瑞源導演的電視劇《孽子》，我看了覺得他改變很多。那時候我也剛拍完《翻滾吧！男孩》，成為一個導演，所以我們私下承諾請他有機會來演我的電影。剛好這部電影也希望由一個知名度比較不高的演員來扮演、增加寫實度，我覺得他非常適合，加上他皮膚黑黑的、很愛笑，好多高雄男生都有這種特質，所以我就找了他。我一直安慰他：雖然海報沒有你，但是觀眾看完電影會記住的是你。

為什麼安排吳懷中不斷地在錄音？

林：我們想要營造的是他好像在期待某個人，大家可能會覺得他在對千繪說話，或者是過去的情傷，可是後來他把這個秘密在摩天輪上告訴千繪，錄音機裡的所有東西都在對他的父親講，因為他爸爸不想要繼承打鐵這個行業，所以就去跑船，後來就沒有回來了。很多高雄小孩的爸爸好像都這樣，因此做了這個設定，他其實是在對父親陳述自己的心情。

林：一開始，我也不知道會在哪些地方拍，因為高雄很大，於是我就帶著編劇、演員、攝影師整組人，在劇本完成前下去了三次、到處亂繞，然後開始捕捉畫面和感覺，再去整理到底我們要呈現怎樣的高雄。過去大家對高雄的印象就是港口，充滿藍領勞工階級，生活可能比較辛苦一點；其實現在高雄這個城市不斷在改變，我們問了很多年輕人，發現他們有種矛盾的心態：大家雖然嚮往都市更新，同時也把很多舊有美好的事物銷毀了，比如說，舊的商圈、市場，一夜之間變成平地，因為世運主場館的興建等緣由。於是，鹽埕區的舊商圈是我們想要捕捉的，那裡因為港口曾經是高雄最早開發的地方，充滿舶來品、日式的街道，現在都沒落了，又因為阿雪阿嬤這個人，她跟千繪提到：她在這個地方做了五十多年了，她覺得一輩子可以專心做一件事情是很幸福。這種想法很像日劇，可是卻活生生地在我們面前發生。千繪對於鹽埕區和阿雪阿嬤特別有感覺，這個契機、或說觸動的點，成為這部片裡的重要精神。千繪十六歲在日本出道，爸爸是很知名的彩妝師，她其實在日本可以當千金小姐，可是這個女生為什麼要來台灣奮鬥？她到底在尋找什麼呢？也許她尋找的只是一種力量，讓她回到台北後有勇氣繼續挑戰她的人生。

至於吳懷中，我們最後給他的身分是打鐵街的小孩。打鐵街是高雄非常重要的一個行業、存在著很多老師傅，在我們電影拍完三個月後，那裡被夷為平地。因為世運，那邊要蓋一個公園美化。吳懷中的角色象徵著在一個城市進步過程中，停下來去看看身邊原本美好事物的那雙眼睛。透過一個外來的日本女孩帶著這個當地男孩重新走一遍他成長的環境，雖然最後愛情沒有留下，他卻重新回顧了他身邊這些事情，也許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等著他。這是為什麼選擇鹽埕區、以及他們的身份背景的原因。高雄電影節時我回去那條打鐵街，它真的變成公園了，我很慶幸這個過程都被記錄在這部電影裡。

林：我跟攝影師都認為這個電影是向已經去世的攝影師篠田昇致敬，他是岩井俊二的御用攝影師，從《情書》、《燕尾蝶》，到《花與愛麗絲》，現在他過世了。我很喜歡他的攝影。另一方面，我們稱這次的方法叫「LOMO隨機攝影法」，LOMO相機不適合看觀景窗，所以就是憑感覺去拍，會拍到什麼都沒關係。大概是這個精神，我們很堅持不能回頭，因為一回頭就會猶豫。我們不遵循一般電影正反拍的方式，一個鏡頭從一人講話開始，但是另一人講話時鏡頭不會回來，可能順著手、咖啡杯、旁邊的環境等等。我還催眠攝影師要他把觀景窗關起來，總之盡量不要看，然後順著現場的感覺，鏡頭要往哪裡就往那裡去。所以，燈的打法是一次全都打好，攝影機才能夠三百六十度到處走，唯有這樣子我才能在有限的時間爭取拍攝的定位的角度。剪接法也很LOMO，順著感覺去剪。整個拍攝的時間很短，大概十五個工作天。

林：故事發展到那裡覺得應該要這樣，如果搭電梯後就立刻各自離開了總覺得不太對。也可以說，那是一個想像，這個遊戲是女生發起的，可能因為她很捨不得，唯有透過這樣的方式她才能哭泣釋放情緒，你有沒有注意到女生說「我們一人坐一台電梯」的時候嘴巴並沒有動，這句話可以是內心獨白，但搭電梯下樓的一切都是想像。

林：我們討論過台灣的東部或是南部，好像變成很多都會人療傷、補充能量的地方，可是我比較不是這樣看這些事情。因為我不是台北人，我是宜蘭人，這部電影比較不是從療傷的角度看高雄，而是在講一個生命的共同經驗：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兩個陌生人突然相遇，一聊聊了三個小時覺得非常投緣，好像把畢生的祕密都跟對方講了。原本以為時間過後分手了、一輩子不會再見面，可是當要分手那一刻，竟然發現有些事情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我們好像總是在不對的時候遇到對的人，那該怎麼辦？這部電影比較是關於這些，只是它發生在高雄，所以我沒有把它想成去高雄療傷。我反而認為是因為這個外地人千繪，她帶這個在地的高雄男孩療傷。因為，對於我們長期生活的周遭總覺得一成不變，它總是退步的、不開心的，可是透過這樣一個女孩帶你重新走過一遍，你平常無感的地方突然都充滿著故事。因為有了故事，才會開始對那些地方有了眷戀和回憶，也許這是更重要的事。這個女孩子始終會離開，那剩下來的不就是當地的人嗎？我們應該逃離這個地方嗎？我不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