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比如Bruce Conner，最早在1940年代就開始以舊膠捲加工、拼貼既有膠卷來做實驗片了，他的作品全部都是利用現有的影像去創作，他一直在探討「主流媒體中如何製造習慣」這件事情。他的第一部電影就叫做《一部電影》（A Movie, 1958），這部十二分鐘的片子中，觀眾不斷看到一直倒數的數字膠卷畫面，然後跑出一段電影，接著再次倒數，又一段電影。這部片讓觀眾一直看到倒數畫面，但基本上我們不會在戲院中看到這些倒數。Bruce Conner 卻讓你看到倒數、一段電影、THE END，結束了，然後又重複再重複這個過程。而其中的片段，都是好萊塢跟紀錄片中令人驚駭的自然景觀、大地震，或戰爭片場景，西部片的片段、美國人西進的侵略，還有跨種族的、非洲的狩獵場景…。他把這些東西都放進去，告訴你一部電影是怎麼產生的。

這些東西對我的影響、讓我很感興趣的是，你在呈現電影影像的同時，你也去呈現、揭露影像背後的「結構」、也就是「電影是怎麼形成的」。所以我說我的作品其實是關於我作品如何形成，以及作品背後的那個結構性，是一個揭露的過程。可是我們進商業電影院去看電影的時候，它是要給你夢幻，你只要進去它的夢幻就好了，它不想要驚醒你，一驚醒你就不想消費了。但實驗電影的特質跟企圖就是不一樣的。所以這也是為何大家都不是很喜歡或擁戴實驗電影，因為大家對於電影的觀念是想要進入那個夢幻。

吳：我早期大部份的作品都是無聲的，我喜歡選擇無聲。我一路走來都還是以視覺為主，我常常覺得我的作品可以不要有音樂。在西方的電影脈絡中，無聲的實驗電影是可以被接受的、習以為常的。我回來台灣之後，因為我片子中的沉默無聲，所以常常聽到一種疑問：你作品是不是沒有完成，是不是未完成？我覺得這是整個觀影經驗的差異所造成的。畢竟西方的實驗電影發展，已經累積成一個很大的傳統，在那個脈絡裡面，其實不太有這種「無聲似乎暗示了作品未完成」疑慮。而我回台灣之後，在影展中或參加競賽時，觀眾或評審常常覺得我的作品未完成。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經驗。所以，後來我就開始嘗試加入聲音。我第二階段創作中的作品，大部份的影像都來自「取樣」，挪用別人的影像、或把一些既有的、現成的、或被廢棄不用的東西，拿回來重新使用和開發。所以這一階段中所嘗試加入的聲音，在選擇上也是大量使用現場的、或既有的聲音。大概有四五個不同的音樂工作者和我合作過，因為此階段我的影像多半是取樣重組，所以他們也是用取樣的方式來編曲。

所以說，我第一個階段的作品大多是無聲的；第二個階段時，則有好幾個音樂工作者幫我編排取樣的音樂。到了第三個階段的時候，我所合作的一位作曲家，突然提出一個想法，他說，要幫我作曲子很容易，就是看著我的影像來作曲子，可是他就問我，想不想去錄一些聲音給他？於是他就把他所有的器材儀器借給我，所以這一個階段的作品，觀眾所聽到的聲音，就是當時圍繞在我生活周遭的聲音。他所提出的建議，和當代藝術裡的「聲音藝術」，其實有一些延伸關係。當時，我設計了一個「地景聲音」的錄製計畫。我從聯合報附近的住處啟程，走一條路徑，經過那附近的籃球場，經過國父紀念館，那邊有很多媽媽在跳舞，然後走著走著、再走到饒河夜市，經過高速公路底下。我一路上把經過的環境聲音收回去。那位音樂工作者就把我錄回的聲音和他的配樂混在一起。從這幾個作品之後，聲音在我的作品中就變得還蠻重要了。除了蒐集的環境聲音、地景聲音這類生活中的聲音之外，甚至也開始嘗試加入了人聲、交談聲等等。

在巴黎拍攝這次展覽作品的時候，我在旅途中也不斷的採集跟收音。所以這次作品中的聲音，其實都有我從當時生活裡面採集出來的聲音，有那種旅遊過程、流浪、移動的感覺在這裡面。

吳：實驗電影的企劃案，往往保留了很大的實驗空間在裡面，一種開放的空間；所以很多評審在看一份實驗電影企劃的時候，通常不確定你到底要說什麼、也難以想像最後成品的樣貌。所以，我長久以來一直都很難得到任何官方的補助（笑）。所以當初如果我有拿到補助的話，本來想要把這個系列、也就是這兩三年來的構想全部都做完；所以原本這部作品的構想和影像規模是很龐大的。

這是一件關於我一個死去朋友的作品。他也是一個導演，他留下了一卷未完成的遺作膠捲給我。我很喜歡他的作品。這次的計劃，是把他遺留下來的膠卷重新拼貼，把他的作品、我的作品、以及正在成形中的作品給交錯在一起。

這一個作品系列，是從「久遠的記憶」這一個點上面開始去想去做的。不管是影像本身，或是我所使用的素材，都是一些我覺得在生活中蠻被遺忘、被遺棄的東西，包括小時候的一些舊照片，一些用過的膠卷、我過去10年以來拍攝所留下來的膠卷。在創作的過程中我都使用了很多膠卷，很多最後用不上了，但是我都把這些東西給保留下來；這些東西，感覺上就是一些已經要被遺棄的東西，我都沒有遺棄它們，而是保存下來。這些東西和素材就構成了我【歐洲甦醒】最主要的視覺元素，我想要把這些已經被遺忘、遺棄的影像素材，透過我的手工方式，重新去加工、去再創造。這個系列的最後一部作品，出發點就是我這位死去朋友所留給我的一個拷貝。我想把這個拷貝重新拼貼在一個新的形式裡面，讓這個創作的精神可以轉換、延續下去，或者說重生、再活過來。這個概念其實跟我之前的【(男孩)轉世】(2003)很像，「轉世」、「輪迴」對我來講都是一種隱喻：就是把一些舊的東西、一些我們已經不要的東西、對我而言也就是舊的、廢棄的電影膠卷，把這些舊的事物轉換成新的形式。

答：其實「人文關懷」一直都是台灣紀錄片的主流。從吳乙峰的全景到現在台南藝術大學的音像所，都還是以人文關懷為主嘛。但是，人道關懷其實還是很重要啊，因為它很重視拍攝者跟被拍者之間的倫常，對，這個東西是很被動，但這是情感之間的建立與交流，其實就是博感情。

其實因為台灣的影展生態也很有趣，因為其實你看整個國際的影展的運作模式，其實影展裡面的「節目總監」或「選片人」，其實是一位「節目策劃」。大約在2000年初，台灣受到整個當代藝術的「策展」概念影響太大了，所以開始把影展的節目策劃人都改成「策展人」。事實上「策展」這個概念、這個辭彙的運用，其實是當代藝術的，台灣影展這幾年就援用了這個東西。那麼我們忽然覺得策展人比節目策劃似乎有更強的主導性、對節目的規劃也更專業、更具有獨立思考的地位；選片人跟節目策劃，就顯得比較像是行政上的工作的感覺。可是，事實上不然。整個西方國際影展還是只有「選片」，沒有「策展」這個字眼，可是我們卻用了策展這個字眼。這是台灣電影圈特有的一種生態。亞洲其他國家，也沒有在影展中引入策展人這一個詞。但是我覺得沿用美術的概念也很好啊，前幾年我和王派璋在辦影展時，這個字眼就已經出現了，2002時這個字眼就已經被廣泛運用到影展上了。大家開始有一種印象：整個影展、節目的取向、影展整體的取向，都是被這個策展人所決定的。所以這幾年影展的新樣貌，或者是新取向，我覺得和「策展人」的觀念的引入有關。這是整個策展人的思維、規劃。但不可否認影展跟官方的政策跟運作脫不了關係，當然，近年影展還包括了不少政治宣傳跟官方形象的東西，這幾年這種現象特別凸顯，我覺得很驚訝。

問：可不可以舉幾個例子？

吳：首先，近年的許多電影節，影展裡面的節目並不好，觀影品質或行政面向的工作，其實也做不好。可是，我們逐漸有一種「這是台北市政府辦的影展」的總體印象，這件事已經被凸顯出來了，有一種「台北電影節是一個官方品牌」的印象。有一個現象值得觀察：過去八年台北市是藍的、台北縣是綠的，所以台北縣是綠的時候，你從來沒看過台北電影節有「市縣合作」、台北市跟台北縣合作。並不是像以前國民黨那樣以政治主導電影內容，而是在運作層次上、形象品牌上有了官方印記。

其實我覺得當今所謂的文化產業、把經費投入文化的資產，我覺得很好；可是若太凸顯官方的東西，就是一個帶有政治宣傳的東西。另外一個更明顯的例子：紀錄片雙年展移至台中舉辦，影展裡出現【大台中紀事】單元的企劃。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政治宣傳。我並不覺得它限制了參加導演的思維和創意，但我覺得這整個背後還是有一個政治運作。

不過，政治運作本來也就一直都是台灣電影史的命脈。我的青春期是在80年代初、新電影出現的時候。那時我是高中生，我們遭遇的直接衝擊就是：我高中之前的台灣電影經驗，完全是一個「政策電影」的時代。我們在成長過程中，無論是看電影也好，欣賞電影也好，或是瞭解電影、認識台灣電影也好，全部都是在一個官方思維架構底下、由官方所掌控的一個電影史觀之中。所以，我覺得要當一個電影人、要做電影創作，你自己要有非常高度的自覺。

答：城市游牧影展我很喜歡，也長期有跟他們合作。我覺得，城市游牧雖然是兩個外國人在辦的，擺脫了既有影展的一些限制，因為它不拿官方的錢，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個異國觀點（笑），兩個外國人，白人的觀點。所以，城市游牧非常巧妙地補足了現有台灣影展生態中所沒有的東西。它很大膽，敢放那些地下的、另類的、不受影展體制或官方管理的東西，所以其中有很多充滿實驗性質的片子。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對於整個亞洲的社會政治發展，很感興趣，所以他們做了很多關於很多亞洲國家政治、文化、經濟議題的片子。

而國內的本土實驗片管道，基本上只剩下一個金穗獎。縱然金穗獎有很多爭議，某種程度上我還是很肯定金穗獎，它多年來一直有所變化，但是它能夠仍然把實驗片這個單元保留了起來，這就讓實驗片的展演管道迄今還能夠存在的一個地方。

城市游牧基本上是一種補強功能，但除此之外實驗片幾乎就沒有管道了嘛。雖然女性影展固定有實驗片單元，金馬影展有時候也會選入一些實驗片，但都是觀摩性質而非競賽性質。影展的競賽單元，基本上就是一種鼓勵年輕創作者的機制，讓年輕人被肯定、進入這個創作領域。我曾經做過金馬【數位短片競賽】的評審，但今年這個單元改成了【數位動畫短片】，以前範圍比較大，但今年範圍卻縮限了。

我覺得，在「節目選片」上，一個影展有適度的偏見是好的，因為你必須要品味、要有自己一個特殊的品味和取向。但是，「創作形式」上的排除，這種偏見，是很深的偏見，這是我個人的看法（笑）。並不是因為我在做實驗電影才如此呼籲，我自己也一直看很多很多的劇情片、紀錄片，我到現在每個禮拜都還是進戲院看好萊塢電影，看很多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