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鄭文堂導演
由行政院新聞局主辦、國家電影資料館承辦，創立於民國67年的金穗獎，在台灣電影默默扮演了三十年國片推手的角色，與其他影展相比，乍看之下金穗獎不僅規模小，「星光」也不甚亮。但仔細端詳金穗獎的歷屆得獎名單，會發現過去獲得金穗獎肯定的導演們不少已經在電影界多有成就，他們持續創作的影片也大大豐富了台灣電影的多元性與內涵。其中，除了李安與蔡明亮已經是國際知名的導演外，像是王菊金、萬仁、柯一正、鄭文堂、鐘孟宏、林靖傑、周美玲、魏德聖、林書宇等導演也都是台灣或資深或新銳的重要電影導演。
金穗獎三十年一路走來，或許所留下的軌跡深度不若金馬獎與台北電影節如此光芒耀眼，受到媒體矚目。然而，從今年「金穗三十同學會」幾乎是人山人海的大合照裡，我們才驚覺這個歷史悠久的金穗獎可以說是台灣電影的搖籃！今年正逢金穗獎三十週年，放映週報將一連兩週為讀者提供深入的專訪與報導。本期首先為讀者專訪本屆金穗獎的評審團召集人鄭文堂導演，請他以金穗獎得主以及兩屆評審的身分來談談本屆入圍的影片，以及對於這個影展的觀察與未來發展的建議。下期週報將進一步訪問多位金穗人，請他們談談金穗獎對他們的意義以及對後來持續在電影創作或是相關領域的影響。
金穗獎將自7月18日(五)至31日(四)分別在誠品敦南店B2視聽室（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45號）、信義店6F視聽室（台北市松高路11號）及國家電影資料館4F電影教室（台北市青島東路7號）三個場地展出。除了影展放映外，還有規劃週邊講座活動，影展及週邊活動全面免費入場，坐滿為止，歡迎週報讀者踴躍參與！
鄭文堂導演您好，今年是第三十屆金穗獎，去年您也擔任評審，可是今年不只擔任評審，還是評審團的召集人，可否請您就這個身份談談對金穗獎的想法。
當召集人是小事情，就是幫忙主持會議。我在06年有做過ㄧ次評審的巡禮，幾乎有邀請的話我都會答應，包括金馬獎和其他的影展。我後來確定了一件事情，我覺得金穗獎對我來說是最想參與的，當然不是說對其他影展有不好的意見，而是我發現我對年輕創作者的拍片會有一種期待，會想要看年輕人拍的片。所以金穗獎對我來說收穫非常大，也很有感覺，年輕人的影片會刺激我。
這也是我這次馬上就答應當評審的原因，我真的有想過這件事！金穗獎真的很不錯，看片是個很好的過程，對我的創作也很有幫助，也藉此更清楚現況。金穗獎的入圍作品很準確地反映了台灣電影目前的狀況。
金穗獎的意義和位置剛好是年輕世代創作者做嘗試、天馬行空的園地，就這方面而言，我覺得精神和主旨掌握得很好，充滿活力和創意的片子都會在這裡出現。
連續兩屆擔任金穗獎評審，您感覺如何？
整體來說，就這兩次評審的經驗，我會覺得金穗獎是目前台灣電影環境裡面非常重要的影展。不是因為高額的獎金，而是有點像「資格賽」。從入圍到得獎，對很多創作者來說是很重要的指標。以棒球來說，會有進階感，得到很高的榮耀感，會有好像跨進專業的感覺。
您認為金穗獎的定位上，比起金馬獎和台北電影節，有甚麼不同？
我覺得這兩個比較像，台北電影節蠻注重國片的，金馬則比較開放一點。年輕的電影工作者比較難在台北電影節和金馬獎獲得注目，特別是金馬獎。不只是參與的片子比較多，金馬的品味比較朝商業、類型電影的方向，台北電影節因為開放給更多的資深導演參與，短片很難受到很高的注目，競爭很激烈。就年輕影像工作者來說，金穗獎是可以給予比較多的關注，所以我一直覺得金穗獎對年輕創作者而言，是重要而且可以持續耕耘的園地。
那麼這兩次評審經驗裡，有沒有認為特別突出的類別，或是讓人眼睛為之ㄧ亮的作品？
我覺得有個傾向。看起來紀錄片像是一個主流，兩屆看下來，紀錄片不只量多，創作水平也很平均，大部份的紀錄片作品都不差，不像劇情片，落差會比較大。台灣的學生作品以及新導演的內涵，掌握紀錄片的能力很強，這塊領域上看起來耕耘出了很強的一群人。
因為今年入圍作品的水準都蠻高的，這些影片從報名到入圍，身為評審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在評每個類型都困難，因為本來影展的比賽就是很自由心證的東西，每個評審可能會這樣認為。除了基本說故事的方法、影像的品質、影音之間的連結、導演觀點的強弱之外，如果每個片子、單元能達到一定的水準，最後的決斷點就都是「主觀的感覺」。
除了基本的素養，我想這個每個評審都有，我也很自豪這部分我絕對有。如果有兩部片子故事說得很好，表演也很好，影片該暗的地方暗，品質都不錯，那麼要入圍十部影片，只剩下兩個名額的時候，最後衡量的點，就要看哪個感覺比較對。這就是真實的情況，我想絕對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才說，以評審的角度講，都會有很多困難，都不是那麼容易的，最後都是非常斤斤計較的。不只要重看，甚至有時候嚴肅一點，在夜深人靜時還要關起門來，質問自己為什麼是這片入圍而不是其他影片，是完完全全主觀的。
您之前得過金穗獎兩次，分別是《明信片》（2000第23屆最佳劇情短片）和《風中的小米田》（2003第26屆最佳劇情短片），當時心情如何？而且我記得當時的特刊裡，還會公佈評審會議的內容，入圍者都可以知道評審是怎麼評論影片的。
對啊，那時候媒體還會討論把「評審會議」公佈是好的做法嗎？印象很深的情況是，拍《明信片》的時候我還是菜鳥，完全不懂這些頒獎典禮的遊戲規則，因為太早去會場了，就花很多時間在看特刊。所以雖然有通知要來參加頒獎典禮，但我不知道自己得獎了。所以我第一次得金穗獎，是非常雀躍興奮的！
印象中是我好久沒有拍電影了，都在做社會運動，結果入圍就讓我有種回到電影圈的感覺，帶著這樣的心情到了會場，好像重新回到「球場」，而且有個門為你開了，可以跟一群人一起打球。有點像二軍或是小聯盟，而不是只在河濱公園打球而已，開始有一群觀眾了，但最終目標還是要進大聯盟。我一直用棒球做比喻，是因為我很喜歡棒球。（笑）
坦白說也是從《明信片》開始，我才開始去了解這整個競爭過程，開始有一點往前走的動力。如果《明信片》沒有得獎，我可能不會有現在。對我來說，記憶雖然很遙遠，但意義卻是很深刻的。
常有人說現在影展的獎項太多了，金穗獎可能對現代的新導演來說，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您的想法是什麼？
我很難去想像現在的年輕人對金穗獎的想法，當然因為現在創作的機會多，影展也很多。我年輕的時候，當時只有金馬獎和金穗獎。金馬對我們來說，是遙不可及的，光是當觀眾就很開心了，於是金穗獎就很重要，對當時的我們學電影的學生來說簡直就是「桂冠」。開玩笑！多羨幕同學可以得到金穗獎呀！記得以前的獎金好像是15萬，真是忌妒。得到金穗獎是有光環的，不得了的榮耀！
現在的金穗獎有很多分類，早期分成8釐米、16釐米，現在分成劇情、紀錄、動畫、實驗、學生團體…等等，規模比較完整，您對這部份有什麼看法呢？
以前的感覺比較好，現在的獎項太多了。尤其是這兩屆又增加了不少個人獎項，我個人很深的感覺是，現在的獎太多了，會有通通有獎的感覺，直接一點地說，會感覺「錢」太多了。
你會記不起去年得什麼獎的那些人，除了最高的獎項。當然，用記憶當作標準是不公平的。雖然說要去想到去年得獎的人已經很難了，但我還記得第一屆王菊金拍的《風車》（1978）得過金穗獎，還有金士傑拍的《那個破的樓梯怎麼辦？》（1980），到現在20年了我還記得那個影像，因為得獎實在很難得。即便我現在當評審，我都不太容易記住那些作品和作者的名字。
就這些問題來說，您認為金穗獎以後該怎麼調整呢？
我會覺得獎項少一點，獎金相對提高，回到以前的調子，門檻高一點，得獎可以集中在七、八部片子，塑造成未來明星的感覺。就是說得獎是非常厲害的，可以回去學校被眾人拱抬的。獎金提高或許可以再說，但獎本身的榮耀感要增強。「難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除了獎項少，預算多的話，評審人數應該多一點，將權力分散。譬如說現在有七個，之後變成二十個，有眾星拱月的感覺。
獎項少，珍貴性一定相對增加。以前得金穗獎在校園巡迴是英雄，都是排隊爆滿的。當然時代在變，所以和現在不能相提並論啦！獎金當然幫助很大，但這只是一時之間的，一下子就沒了，補貼拍片或還債，維繫不久。所以金穗獎的定位和地位一定要找回來，這是我認為最關鍵的。
（編按：本文感謝林木材協力整理。文中圖片由金穗獎提供，依序為金穗獎海報、金穗三十同學會大合照、金穗三十紀念主題短片劇照：鄭文堂的《兒子》、楊力洲的《活著》與王耿瑜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