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柔詮釋暴力的深度
導演張作驥在一九九○年代後期是國際影展常勝軍，作品《忠仔》、《黑暗之光》、《美麗時光》不僅迭獲大獎，其締造的票房成績，在低迷的國片院線市場更屬罕見，所以能順利發掘、培植現今影視明星李康宜與范植偉。
二○○二年推出《美麗時光》之後，張作驥暌違影壇五年，終於○七年完成最新長片作品《蝴蝶》。
該片延續張作驥過往對底層生活的關注，沿襲其獨特的暴力美學，講述成長於南方澳的一哲，其祖父來自日本，母親是來自蘭嶼的原住民，身世恰為南方澳地方歷史的縮影。一哲父親年輕時與南方澳幫派結怨，拋家棄子回日本闖江湖，與家人關係並不親近；一哲弟弟阿仁與在地幫派亦有糾紛，導致一哲為其頂罪坐牢，出獄後回到故鄉，依舊陷入複雜的人際牽絆，關於自我身分認同，於是派生許多矛盾的情緒。
張作驥原初的創作構想相當宏大，既牽涉南方澳地方史，也納入魁儡戲表演等本土文化掌故，更試圖結合動畫效果，進一步發展、強化其於過往影片經常採用的「魔幻寫實」手法。可惜影片製作過程意外頻生，未能全然實現最初的規劃。
《蝴蝶》○七年底於金馬影展首映，○八年入圍台北電影節，期間並陸續受邀參與國際影展。過去五年飽經現實焠鍊、嘗盡創作之苦的張作驥亦隨即投入新片的籌備工作，預計啟動的計劃包括題獻給已故父親的〈爸，你好嗎？〉系列短片，以及長片《暑假作業之夏日的夢》，該片將以兒童角度探看繁複糾結的生活記憶，與光怪陸離的社會現實。
《蝴蝶》正式上映前夕，《放映週報》專訪張作驥，談該片構思與創作歷程，以及後續的影片拍攝計劃。
您過去的作品多聚焦凝視「現下」的台灣低層生活，《蝴蝶》卻從片頭字幕便開始訴說地方歷史，以南方澳歷史作為台灣史的縮影，日人與台灣原住民婚配所生的男主角一哲也是某部分台灣史（人）的隱喻，這是您製作此片的企圖之一？
張作驥：《蝴蝶》的故事背景最早設在旗津，可惜旗津的發展實在太觀光化了，教我失去了感覺。有天我看一本叫《再見南方澳》的書，一見封面就覺得：唉唷，這正是我喜歡的地方。才決定以南方澳的故事為藍本。當時還未多想日據歷史，後來在南方澳認識了「三剛鐵工廠文物館」館長，他講了一段日本歷史，我一聽覺得太棒了！
簡單地講，日本鎖國時期不讓所有人進出，但有個諸侯底下豢養許多大將，其中一位名叫西鄉隆盛，諸侯主故意讓他犯法、將他放逐，事實上要他充當間諜，駕漁船出海打探台灣附近的軍情。西鄉的船先到基隆，該地駐有清兵他不敢上岸，於是跑到南方澳，不巧遇上颱風，被迫上了岸，也為當地漁民所救。早期南方澳住的都是平埔族原住民，西鄉被救之後，在當地滯留一年，因為答應諸侯蒐集完軍情就要回去，便跟救命的漁民道再見，搭著漁船走了，走了才發現漁民的女兒懷了西鄉的骨肉。西鄉隆盛回到日本頗受諸侯賞識，媒合他與一位日本女子結婚，生下兒子西鄉菊次郎。甲午戰後台灣割讓給日本，西鄉菊次郎做了第一屆宜蘭縣長；他原來對南方澳沒有感覺，而且非常討厭原住民，覺得原住民狡詐，所以制定一項政策，把南方澳建成漁港，當地漢人留下，平埔族則往後山驅趕。民國七十二年，一位研究西鄉隆盛的日本學者提出質疑，說，沒有一個日本人的大兒子會取名菊「次」郎，其中一定有隱情。學者到台灣找當年營救西鄉隆盛的漁民，發現西鄉另有一個兒子，是跟台灣原住民所生，住在台東。他趕到台東沒有見到西鄉的大兒子，但是查到了戶籍資料，立刻拍電報回日本。這段歷史也被三剛鐵工廠文物館館長寫出來。
三剛原來是個鋼鐵廠。過去南方澳船運發達，也許是日本在亞洲投資、建設的第一個漁港，連帶地引擎、鋼鐵業也發達。當時的南方澳非常繁榮，妓女戶特別多。廖館長跟我講這段歷史的時候，我正在發展「秋刀魚的故事」，計劃拍攝基隆地區日本後裔的故事，我想，不如把兩個故事結合起來。但我不敢碰觸西鄉隆盛的歷史，所以象徵性地以一哲的爺爺替代他。
南方澳現在還住有日本人，他們隱姓埋名，不大願意曝光。過去全台日本人最多的地方不是金瓜石，是南方澳，有將近一千五百多戶，日本戰敗後，很多人都不撤走，他們喜歡這個地方。這就變成爺爺的背景。
影片與日本相關的篇幅本來長達一百五十八分鐘，非常充分；這部分對一哲爺爺的描述非常多，包括他的日本家庭。日據時代構建的南方澳港跟日本的伊豆港一模一樣；爺爺是倒數幾批來南方澳拍照、施工的日本工程人員，他喜歡南方澳所以留了下來。有天家鄉的鄰居女兒來，問他：聽說這地方是你們建的，跟伊豆好像；你為什麼不回去啊？你家旁邊的大樹還在啊！爺爺回答說：那裡是我的故鄉，這裡是我的家，我喜歡這裡。
《蝴蝶》攝製過程飽經波折，末期，新的合作單位希望我以合理片長講完這個故事，使我必須忍痛把所有關乎日本的脈絡切斷，我個人覺得非常可惜。○七年金馬影展首映前幾天，我想，作品是一輩子的事，決定還是把故事的歷史背景以字幕形式說明，雖然不是很好的補救方法，我自己也不喜歡這樣說故事，寧願透過戲劇方式呈現背景，但目前也只能先這樣做。
由歷史衍生的身分認同問題，片中的處理也很曖昧、複雜。一哲對日籍父親又愛又恨，最後甚至因為爸爸不肯說中文而殺了他；他到原住民母親的故鄉蘭嶼尋根，卻也沒有找到自己的歷史。請問您創作當時怎麼設想？
張作驥：有人說一哲是我的化身，代表外省第二代在台灣經驗的「無根」狀態；我覺得這有些過度解讀了。其實我從未進入我的電影，黑道、八家將都不是我的故事。
殺父那場戲，一哲是去找爸爸爭一個道理，一個不存在的道理，核心問題是：你為什麼離開我？種種疑惑背後的道理，其實是每個人都在追求自我，他的父親是如此，他自己也是。因為疼愛弟弟，一哲可以幫弟弟頂罪去坐三年牢，但那是他的決定，不是弟弟的決定，弟弟不一定滿意。以男性觀點來看，這類安排可以說是某種程度的自私，但他卻希望別人懂得。
有些人一輩子追求自由，事實上卻最不自由。電影裡，蝴蝶與魁儡是一組對照，指涉一哲、阿仁兩個兄弟：這兩人究竟誰是魁儡、誰是自由？阿仁覺得自己的生活一直被他人決定，是個魁儡，事實上他很自由；一哲覺得他是自由的，可以選擇為人承擔，事實上卻又不是如此。
去蘭嶼是因為稍早拍攝《美麗時光》去過蘭嶼。
一哲到蘭嶼找自己的過程我希望不要處理得太做作，所以把他的自我追尋設計成「尋人」，沒有人知道他正在找自己，觀眾跟他一樣身在「尋找」或解謎的處境，到旅程末段才淡淡交代：我找的人就是我。沒有這句話，遊蘭嶼的過程沒有意義。
有篇評論說，我片中的母親角色永遠不在，我原來想在這部片子裡超越這個觀察，讓母親存在。劇本最早的設定，是一哲在蘭嶼遇見的、騎摩托車路經山洞，並停下來與一哲對話的原住民婦女便是一哲母親，後來此段落因故重拍，我還是做了修改，讓媽媽消失不見，回到我的「本性」。
《蝴蝶》可以說是「男人」的故事，但您卻以一哲女友阿佩的旁白來貫串整部影片，用女性聲音訴說男性的歷史；更有意思的是，片中的阿佩失去了聲音、不能說話，必須以文字記錄一哲。為什麼這麼處理？
張作驥：我本來希望旁白由一哲自己來講，後來發現由他來說，某些段落變得蠻「噁心」，所以做了修正。
設計上，阿佩是啞巴，但她不是配角。我講男人的故事，卻希望女人不要當配角，份量甚至可能超過男人，男人只是做了魁儡去表演而已。所以，一哲在蘭嶼咬了蛇之後說，「我媽不喜歡蛇」，阿佩卻接著以旁白說出：其實他也不喜歡蛇。她一直進到一哲心裡面。
很多男人希望女人沉默，我於是在阿佩的旁白裡加進一句話：男人是喜歡女人安靜的。這句話要從女性的角度來講，表示：OK，我看穿你了，你只是希望我安靜而已。旁白呈現這個女人怎麼看這個男人、怎麼看南方澳這個地方。
我一直希望從女性的角度訴說這個故事，用柔和的方式詮釋暴力的內容；觀眾眼裡看到血腥，但聽到的聲音內容不那麼血腥，就能中和視覺和聽覺的差距。影片結尾，一把刀慢慢從一哲身後退出來的時候，觀眾聽見一個溫柔的女生慢慢在說話，我喜歡追求這樣的落差。
您的每部作品都談及黑道，也經常牽涉暴力與死亡的呈現，其中可能展現出男性極重道義或很英勇的特質，卻也不可避免導向主人翁的悲劇及死亡。為什麼喜歡處理黑道、暴力和悲劇這類主題？
張作驥：我最初希望在《蝴蝶》裡融入更多動畫，就因為想呈現暴力，非常非常極端的暴力。我覺得台灣充斥著潛在暴力，雖然每個人看來都很安全，砂石車卻隨時可能壓死人，每天都有母親哭泣，台灣就是這個樣子！
問題是，暴力的效果是什麼呢？一哲運用暴力手段殺了仇敵，有沒有感到喜悅？沒有，他做了暴力的事情卻沒有喜悅，純粹為了憤怒去做，若是如此，他是被激出來的，是環境逼迫他這樣子做。當然這樣處理暴力題材有點不負責任，比較為所欲為。
對我來說，暴力或黑道某種程度是我作品的商業賣點，也可能潛藏許多對社會的不滿，若要談其中具備的教育意義，也許是主角的下場都很慘，除了忠仔回到家庭、母親的懷抱，《黑暗之光》裡的范植偉、《美麗時光》的兩個主角最後都死了，一哲也死了。死蠻有趣，主角的死亡究竟造成什麼戲劇性的改變？在《蝴蝶》這個例子裡，礙於篇幅，許多南方澳的地域、歷史背景都犧牲掉了，也許更突顯出黑道、暴力和死亡的重量。
《忠仔》裡頭有句經典台詞，說：我們這種人特別容易遇到倒楣事。底層、暴力、死亡等元素相加一起，似乎使您的故事人物多少變成環境的受害者、宿命的產物？
張作驥：我非常相信宿命，覺得在宿命的前提下，可以調節的只有人的心態。我們從出生就上了一班火車，這火車往懸崖開去，無論掉落懸崖的時間早晚，人終究要走；以懸崖作為人生的終點，這就是宿命。但是，火車遇站停止的時候，要下車逛逛還是留在火車上，便要看自己了。我想，重要的，還是去欣賞、參與途中的風景；能有悲觀的人生卻保有樂觀的心情，那是最好了，因為人生本來就是悲觀、不如意的，快樂都很短暫。
回到電影裡談，我作品裡的人生感覺特別宿命，也許因為題材暴力，且很中下階級；不能說底層人生格外宿命，但我關切他們怎麼求生存。生活不順利，過程中倒楣事一件接一件，人生很多時候就是這樣，所以不碰見壞事倒變成了好事。
《蝴蝶》的宿命氣質尤其嚴重。《黑暗之光》、《美麗時光》都在悲劇之後、結尾之前，運用「魔幻寫實」手法把人生的明亮處提點出來，《蝴蝶》則完全沒有，為什麼？
張作驥：也許因為過去五年我自己也經歷許多紛擾。比方我父親去世了；戲裡我讓一哲殺了父親，象徵意義上，或許是想告訴自己，是我害了父親。我父親生病的時候，我的經濟狀況最差。他一輩子不曾看懂我拍的電影，因為他是廣東人，客家話、台語都不懂；他跟我說，可不可以拍一部講國語的電影，我卻來不及在他生前完成。
其實黑幫電影也可以做得很有趣，完全不必談及宿命、非常有意思地結束，但拍攝《蝴蝶》遭遇很多困難，動畫沒能如預期做成，魁儡戲也沒有拍成，連有大量蝴蝶飛舞的畫面也拍不成；雖然我一路獨立製片，經常感覺累，也時有挫折感，但《蝴蝶》帶來的種種波折才真的差點把我打敗。這部電影很忠實地反映我這兩、三年的心理狀態，成為某個創作階段的句點，也可能代表階段性的結論。
是不是已經開始準備後續的創作計劃？
張作驥：下一部片將會非常不一樣，片名是「暑假作業之夏日的夢」，主角是八歲小朋友。
這個小朋友跟一般小朋友一樣。學期最後一天，老師在黑板上記下暑假作業，其中一個作業題目叫「夢」，他很緊張，因為他每天做夢但都記不得，所以他很努力向人請教。後來他的爺爺生病了，暑假期間，全家搬到石碇眷村照顧爺爺。爺爺是打過仗的人，家裡有長槍。爺爺跟他說，夢是一種感覺，會痛苦，有時可以選擇黑白畫面，有時候選擇別的，小朋友不相信。小孩另有個伯伯，剛從緬甸來台送瓦斯，談起緬甸軍政府就說：嘩！手榴彈會闖紅燈！還告訴孩子要多做壞事，壞事越多夢越精采……
劇本組織了我以前看過、聽過的東西，另外加入部分我小時候的經驗，內容有些迷幻，也帶有荒謬、恐怖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