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當代生活的一首情歌 －《美滿人生》
新加坡影片《美滿人生》（Singapore Dreaming）描繪一個新加坡家庭裡，六個個人的夢想與掙扎：爸爸是律師樓小職員，面對生活，態度現實又尖刻，最後的願望是成為高級俱樂部會員；媽媽是傳統的家庭主婦，生活以丈夫、兒女為重心，幾乎忘了自己是誰；姐姐為維持生計在職場上飽受剝削，眼下的夢想是有足夠的錢讓將出生的孩子過更好的生活；姐夫想當搖滾樂手，但為現實所迫，從軍中退伍後只能轉業賣保險；弟弟在求學、就業競爭上節節敗退，但還想著功成名就的可能性；弟弟的女友愛拍照，為了愛情願意無私奉獻。在高速現代化、全球化、物質化的新加坡，他們身邊繞著卑微的外籍幫傭與高傲的中小企業主；因為一場突發的變故，六個人中，有人希望破滅，有人獲得實踐夢想的機會‥‥‥
儘管內容探觸階級差異、女權甦醒、文化記憶與身分認同等嚴肅議題，《美滿人生》故事幽默、情感動人，在一年至多生產八部國產影片的新加坡上映後，馬上成為賣座電影，青年老幼俱為其收服。
此片由胡恩恩、吳榮平共同編劇、製片、導演；胡是美國大學的教育學教授，吳曾為律師，兩人俱出生、成長於新加坡，而今旅居紐約，既是夫妻，也是合作無間的工作夥伴。二○○○年創立諷喻時事的幽默網站「講鳥話」（Talking Cock）後，他們在新加坡大出鋒頭，不但於當地國會引爆爭議，也獲得《時代雜誌》、《Wired》雜誌、《經濟學人》等國際媒體報導。葷腥不忌、使用語言既多樣且複雜的「講鳥話」，至今仍保有批判新國語言政策、捍衛言論自由的前衛精神，胡、吳二人不僅將網站內容以字典形式出版成為暢銷書，更從該網站獲得拍攝第一部劇情長片《講鳥話》的靈感。
十月，《美滿人生》獲邀成為○七年女性影展閉幕片，胡恩恩與吳榮平造訪台北，放映週報與其相約訪談，聊及兩人踏上電影創作路的經歷，亦分享拍攝《美滿人生》的緣起與過程。
恩恩是大學助理教授，榮平從前是律師，您們兩位從未受過專業電影訓練，是怎麼開始拍電影的呢？
吳榮平：二○○一年，有次從紐約放假回新加坡，一個朋友說他新買了部攝影機，剛好有個短片比賽，問我們要不要試試，我們就試了，花了一星期寫劇本，在兩天內拍了一部短片，後來居然得了獎。我們從未嚴肅思考電影，就只是單純地想玩，我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對拍電影有興趣，直到我們真的拍了一部電影。
在那部短片之後，我們用很低的預算拍了一部取材自網路笑話的喜劇，算是個長片練習，而那次製作過程就成了我們的電影課。一開始，我們不懂拍攝現場的行話、不知道劇本怎麼寫、不知道片怎麼拍，一切都得學，而且得學得很快。拍電影不該犯的錯我們在那部片裡全犯上了，但它也成了天下最棒的電影學院，因為它，我們實際參與拍片的所有環節，雖然辛苦也學到很多。
除了做中學，是否也受到某些導演的啟發或影響？
胡恩恩：我們受英國導演Mike Lee和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的影響很深。在小津的《東京物語》中，鏡頭進到某個人家裡，我們就看見那整個空間還有人們在房間裡移動的狀況，非關情節，那就是他們在生活中使用那個空間的方式。我們的電影也關乎社會變遷，這類日常活動因此成為我們很重要的紀錄標的。我們也很喜歡台灣導演楊德昌，還有他的電影《一一》。
吳榮平：我看了英國導演Michael Winterbottom的《奇異果夢遊仙境》之後，也想拍一部新加坡版的《奇異果夢遊仙境》，那是獻給一個城市（或國家）的情歌，片子裡的人物生活很辛苦，但我們仍忍不住愛上他們。
《美滿人生》是您們拍攝的第二部劇情長片，怎麼開始創作的構想？
吳榮平：這部電影的內容與情節建構在我們認識的人（包括我們自己）和真實發生的事件上。二○○一年，我們剛搬到紐約，有人邀請我們寫一篇文章，談紐約與新加坡生活的不同，那篇文章後來被轉載到網路上，我們收到幾百封讀者來信，覺得非常奇怪，因為我們原來以為根本不會有人讀。一般對新加坡人的印象是不那麼多話、非常保守的，但這些回信都很長，而且充滿生活細節的描寫，我們覺得需要做一些回應，把它拍成電影是個不錯的方法，如果再寫十篇文章，我想效果不會差太多。於是我們結合這些讀者與我們分享的故事，開始創作劇本，這可以說明，何以這故事必須是寫實的。我在姐夫和弟弟這兩個角色中都看到部份的自己。很奇怪，我們原本以為沒人會理解弟弟這個角色，他幾乎可以說是這部電影裡的「反派」了，但我們持續收到一些來信，告訴我們他們覺得自己活得就像弟弟，我想這角色確實有點代表性，而創造有代表性的人物正是我們希望做到的。
電影開場運用許多空鏡頭來呈現新加坡的生活狀態，從現代化建設一直深入到市井攤販，這些鏡頭一方面交代了故事發生的場景，另一方面，也似乎透露您們對新加坡生活的感想，可以先談談這部份？
胡恩恩：新加坡確實改變得很快。電影開始的時候，鏡頭帶我們站在外面看，現代都市和摩天大樓的景觀呈現新加坡較觀光、外在的形象，然後我們將外在觀點轉移到內部的日常生活，像一趟旅程。
吳榮平：你在電影裡看到的捷運、市場，是新加坡人每天都會看到的景色，此外，我們也想傳遞「這家人並不孤單的」的想法，這一家人是大社群的一部份，他們的生活裡，有許多人圍繞著他們。
電影中段有一景，全家人聚在一起晚餐，幾個角色之間對話的語言相當複雜，做為台灣觀眾，我不是非常了解那之中牽涉的語言關係，似乎與新加坡的語言政策和歷史背景有關，能說明這部份嗎？
胡恩恩：在新加坡，年紀較大的世代說廣東話和福佬話，因為新加坡華人都移民自中國南部。在我們成長的年代，政府開始推行說國語和說英語運動，「方言」不許再說，所以福佬話跟廣東話漸漸從電視和廣播中消失；這一代人，像我，還能說一點方言，但我弟弟就完全不會說福佬話了，我猜在台灣也有類似的發展。
寫劇本的時候，我們想像，媽媽講福佬話而且通一點國話；爸爸上過英語學校所以會講一點英文；兩個小孩主要講英語跟國話，不太講福佬話，跟父母也講國語，但有時候會跟爸爸講英文，爸爸也會試著跟孩子講英文，因為他認為英文比較高級。姐夫不會說國語，因為他是「娘惹人」，也就是東南亞華人，只會說馬來話和英語。
影片中，姐姐和弟弟彼此用國話溝通，和各自的丈夫、女友則用英語溝通，這在新加坡是很常見的現象？
胡恩恩：很常見呀。因為姐姐和姐夫是在工作的時後認識的，她工作的時候說英文，所以和姐夫也以英語溝通。弟弟和女友是在學校裡認識的，在學校也是說英語。
吳榮平：多數新加坡人根本不會去想什麼時候該說哪一種語言，就自然而然脫口而出了，交錯、混雜的語言習慣就存在我們腦中。電影裡的場景反映一個大家庭的實況，跟恩恩的家人同桌吃飯，情況差不多就像那樣。
胡恩恩：我祖母不會講英文，全家人一起吃飯的時候，孫子們用英語相互溝通，她完全聽不懂，當然孫子之間也講點國話，就像電影裡那樣。
吳榮平：當所有人都為不同理由交錯著使用不同的語言溝通，而有個人就是不懂某個語言（多半是英語），他就會錯過很多事情。電影裡的媽媽就是這樣的人，我們呈現她不能真正參與家庭溝通的狀況，也是對官方語言政策的批評。沒必要把所有方言都禁掉的，能說這些語言我們才能和上一代好好溝通。
胡恩恩：不僅聽不懂其他人的話，當媽媽不能真正參與家人間的對話，我們也沒機會聽見她的故事，所以她的故事她從沒跟人講過，因為說不出來。
電影後段，試圖逃避家庭和工作的姐夫和一個來自中國的女孩有場對話，從而得到了一些啟示，這女孩來自中國是個有意的設計嗎？為什麼呢？
吳榮平：因為姐夫跟我一樣，中文很爛（笑）。
我們想探索全球化，也反省新加坡的內在問題。我們覺得自己是廣義的「中國人」，但事實並非如此，新加坡華人不是真正的「中國人」。我們拿來自中國的女孩和新加坡人對比，呈現兩種人在態度上的差異：姐夫基本上被社會擊垮了，根本放棄了夢想；與他對話的中國女孩面對更多困難，卻沒一點屈服的想法。那女孩做的可能是世上最糟的工作，但她卻比姐夫樂觀——這也部份再現了我們對姐夫生活和夢想的評價。他代表某些我認識的人，我自己真的接過軍中同袍打來的電話，問我要不要買保險，我常想，這不是很叫人難過嗎？他們過的是怎樣的生活？有些什麼感覺？但我們過的日子並不是最糟的，這是我們決定拍這部電影的理由。
胡恩恩：一九九七年的亞洲經濟危機讓新加坡人深刻感受到亞洲經濟佈局徹底改變了，突然間，新加坡、台灣、南韓等過去的「亞洲四小龍」不再是經濟領導者，來自印度和中國的競爭增加了，外部的力量造成一種恐懼感，所以，姐夫與中國女孩對話的場景也多少在暗示這類感受上的變化。另一個類似的處理，是在弟弟去求職的片段，電影裡，以旁白方式告誡他這社會非常現實的聲音，也就是面試弟弟的主管的聲音，我們讓它帶有一點印度口音，背後的設定，就是這主管是個印度人、一個享有跨國資源的菁英階級，他可能上過最頂尖的大學，然後到海外工作，這些最終都會指向新加坡人的「不穩定」感受，因為很多來自外部的競爭都來到我們的門前了。
全球化及其效應顯然是您們非常關心的議題。透過《美滿人生》，我們看見了部份現代化及全球化的缺點，比方外籍幫傭、市井小民與城市中產菁英階級的分化，以及對物質的盲目追求，然而在您們看來，全球化是不是也可能給我們帶來一些好處？
吳榮平：我想全球化非關好壞，而關於變化，人們怎麼處理變化才是最重要的。例如很多人說，電影最後媽媽給了爸爸的情婦一筆錢，這是不是表示她原諒了那個情婦？也許是吧，但藉由這個小插曲，我們延展了這部電影的主題，就是人們在某個程度上都需要克服個人的牢騷與痛苦，放下某些東西繼續在生命裡前進，不在小事上鑽牛角尖，這也是我們對全球化的看法，全球化有好有壞，問題是我們如何面對它，而不只把它當作生活的困難，單純反抗它。
胡恩恩：全球化使身分認同的穩定性不再。過去我們有一套傳統的身分認同基準，比方職業，我們透過這些基準來定義「我是誰」；這些基礎的鬆動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去想，「在這些定義基準之外，我到底是誰？」，這是個有趣的挑戰。此外，全球化潮流下，國家也必須思考「什麼是新加坡？」、「什麼是台灣？」儘管美國電影不斷輸入新加坡，但全球化其實非關時尚或飲食的跨國流通，它是在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是誰？
這部電影同時提出兩種回應全球化的方式：一是全然接受它，讓全球化全面掌控你的生活；二是對抗它，依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定義它。我覺得第一種方式很可怕，那就像，現在貧富差距很大，而我們全面接受這個情況，認為自己不可能改變它或質疑它；我覺得更積極的面對方式是去想像我們手邊有沒有更具創意的方法、對於廣義的社會關係我們可不可能發展出不同的想法，是而共同形塑於我們有意義的全球化現實。
吳榮平：我想我們不可能停止全球化，也不可能以任何形式阻止跨國連繫、經濟貿易，我們能做的，是理解自己，並在外部挑戰出現的時候讓自己更堅強。我想《美滿人生》反映出習以為常的外在環境改變時候，人們經歷的心理過程，也帶出一種思考：當一切你可夢想、可享受的都在一瞬間改變了，就像電影裡的爸爸去世，一個家庭的中心改變了，這是好還是壞呢？基本上當然是壞的，但人都難免一死，這家人終究必須處理重新建立秩序的問題。
《美滿人生》省思新加坡人懷抱的夢想。影片中，父親的死亡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象徵既有社會價值的崩塌，以此為契機，家庭權力關係重組，受壓抑的女性角色有機會去實現個人的夢想。以「個人」選擇替代固有價值，這是你們對「夢想」的註解嗎？
胡恩恩：我想它反映的是我們自己的「幻想」，我們希望相信自己可以和夢想有所連結。但我們完全意識到這是個「幻想」，畢竟，電影最後，決定去學攝影的弟弟女友可能落得根本無法以拍照維生，而姐姐，雖然經濟的問題得到紓解，她的脾氣可能還是一樣地壞。對我來說，媽媽的轉變最清楚，她重新找到了與過去生活的連結；但處理弟弟這個角色，我們就有很多掙扎，到底他最後會變怎樣？也許他會開始了解自己得用不同的方式去過生活吧。電影的結局是我們自己的夢想和希望，但我們實在不知道現實是不是真有這麼好。
吳榮平：父親代表一個較老的世代，也多少反映我們對自己國家的看法。他帶來穩定也帶來不滿，這與他是好人或壞人無關，他就是這樣；我們不是想把家庭裡所有的問題指向他，彷彿有他在一切都不可能變好，沒必要這樣想，對於這個角色，我們有寬恕也有領悟，所謂領悟，不僅是認識他的好，也認識到他帶來的痛苦。我們不覺得眼下該做的，是埋葬過去、宣稱過往盡是不美好的回憶，反而該是寬恕過往、接納過往，然後繼續往前走。
我們陸續談到了文化記憶留失、階級與性別差異，及全球化等議題，影片的主題是嚴肅的，但您們說故事的方式很輕鬆、幽默，這是您們有意營造的氛圍？
吳榮平：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很有自覺地在創造幽默，但我們一直是這樣的，即使想法嚴肅，我們不想直接「告訴」觀眾那些重要的訊息。電影中的角色都是平凡無奇的小人物，在現實裡，他們的生活即便面對重大轉折，依然不時出現幽默的片刻，而類似的寫實感是我們嘗試去表達、捕捉的。
胡恩恩：電影中很多角色都取材自我們周圍的人，他們並不是每天想著生活的意義，沒有這麼沉重；每天都有開心、輕鬆的事情發生，而我們希望補捉這樣的「現實感」。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作品《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講一群孩子被母親拋棄了，獨自生活著，既沒錢也沒東西吃，但他們仍然歡笑著、在生活裡製造快樂——日子雖苦悶、淒慘，人的靈魂裡永遠藏著幽默，我想我們也是這樣想。我們喜歡《美滿人生》中的每一個角色，因他們就是我們身邊的人。
幽默的情調怎麼掌握呢？
胡恩恩：我們試圖營造的不是「爆笑」場面，而是「會心一笑」的感覺。生活中的幽默就是那些經常看得見的日常動作，只要我們瞭解一個角色，能掌握到一種「他又來了！」的感覺，就會顯得好笑了。
吳榮平：拿電影裡的爸爸來說，他從報上剪來很多毫宅的資訊，然後把收集到的資料整合在一起、貼在看板上，好向家人做報告；我以前做律師的時候也常需要這樣做：把剪報資料整理在一起，好告訴當事人家屬他們的家人惹了什麼麻煩，這些事情都是真實生活的經驗，透過呈現這些經驗，我們也可以檢視自己的生活有多麼荒謬。
是否談談《美滿人生》的影像美學與畫面構想。
胡恩恩：Michael Winterbottom的《奇異果夢遊仙境》是用十六釐米攝影機拍的，畫面粒子比較粗，看起來質感有點老舊，我們看了很喜歡，也想製造類似的效果。此外，電影裡幾乎從未出現天空，只有在最後一景，媽媽處理完家裡的事情，決定離開的時候才在背景裡露出一點天空，基本上，整部電影在空間上試圖營造一種封閉的氣氛。
吳榮平：新加坡是個帶有歐洲傳統的亞洲國家，於是在電影美學上，我們也試圖去達成一種融合的效果。很多亞洲電影習慣使用長鏡頭、鏡位移動非常緩慢，但我們的電影裡有些構圖「很歐洲」，當然這跟攝影師是住在紐約的歐洲人也有關係。但我們儘量克制自己不讓畫面看來太過美侖美奐，畢竟影像美學也必須與故事、角色相搭配。
《美滿人生》在新加坡、紐約、西班牙都做過放映，三地觀眾的反應有什麼不同？
吳榮平：大體來說，這部電影在新加坡獲得蠻好的迴響，是過去八年來最賣座的獨立製片，一九九八年之後，新加坡的國片市場一直相當低靡，《美滿人生》是近年第一部跨越某個票房門檻的電影，超出我們的預期。至於紐約，我們在國際亞裔美人影展獲得觀眾票選獎，也已相當滿足。
很多新加坡觀眾喜歡這部片因為它很真實，很多人寫信告訴我，電影裡的人物讓他們感覺似曾相識。
胡恩恩：有人說，看完電影之後好幾天都忘不了。我有個朋友甚至跟我說，她的父母是基督徒，看完電影之後，他們開始用聖經觀點解讀這部片，思考變老的意義和物質主義等問題。最教我們開心的，是很多人告訴我們，他們帶父母和孩子一起去看這部片，電影院成了家人間互相溝通、了解的場合，我們很高興這部片能牽動跨世代對話。
在西班牙聖賽巴斯汀國際影展放映後，有個觀眾的反應很有趣，他說他過去對亞洲的印象就是「禪」，以為亞洲人總是很安靜、愛沉思，所以看到我們在電影裡和他們一樣地談論著資本主義的問題，讓他感到相當驚訝。
您們成立的「講鳥話」（Talking Cock）幽默網站在新加坡相當有影響力，也引來國際媒體的報導，甚至成為您們第一部劇情長片的靈感來源，是否談談這個網站的緣起與經營幾年下來得到的收穫？
吳榮平：因為我們很無聊啊！有個朋友說，新加坡沒有男人雜誌網站也沒有笑話網站，我們就想，那我們趕快去申請一個吧！一開始它只是朋友間分享笑話的私人空間，後來透過搜尋引擎，其他網友找到了我們，忽然間，我們發現我們有很多讀者，這情況有點危險，因為不知道何時會觸怒政府，我們一直覺得網站有天會突然被關閉。
收穫的話，我想就是很多人因此認識了我們吧，我們開始拍電影之後，知名度確實帶來一些好處。
胡恩恩：不過現在環境不一樣了，在新加坡，我們曾是嘲諷性笑話網站的先鋒，在我們之後，人們更勇敢了，現在類似的笑話網站很普遍。也許我們應該再想點別的事來做做。
據說在《美滿人生》之後，您們又完成了三個長片劇本，已經開始籌拍下一部影片了嗎？
胡恩恩：是啊，下一個故事也關於全球化和移民，背景設在紐約，形式則是「超自然驚悚片」。
您們對類型影片感興趣？
胡恩恩：其實《美滿人生》也運用了大量類型語法，比方家庭肥皂劇。我們對大眾熟悉的形式語言很感興趣，嘗試從不同角度看待、運用它們。因為熟悉，人們面對類型語言自然感到自在，而我們能不能借用這樣的語法去引介深刻的想法、不同的觀點，使觀眾在舒服的狀態下跟這些思想產生連結？如果能做到，會很有意思。
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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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英文內容由中央大學英文系碩士班曾芷筠翻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