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辛基的小人物悲喜劇
無人的街道，冷冽的海風，殘破的貨櫃屋裡住著一貧如洗但溫暖樂觀的中下階層人民，熱心地救助因遭受莫名襲擊而失去記憶的無名男主角，而救世軍社福女士使他重拾戀愛心情，這是《沒有過去的男人》的簡單故事，但其中充滿了悲慘小人物對刻苦環境的自嘲式幽默，以及人性中最單純無私的喜樂光芒，加上男主角表面看似毫無情感波動的演技以及荒謬突梯的對白，此片在台灣獨立影片觀眾群間的口碑相傳，大大開展了阿基‧郭利斯馬基導演（Aki Kaurismaki）甚至芬蘭電影在台灣的知名度。暌違五年，台灣觀眾終於能夠再次觀賞到郭利斯馬基導演的新作，並且是對芬蘭社會現況以及導演作品歷史都極具代表性的”勞工階級”三部曲的最終章。《薄幕之光》講述一個擔任購物中心大樓的夜班警衛，毫無緣由地受到一位美貌女子的青睞，原來只是幫派組織想利用他犯案；接下來一連串悲慘的遭遇，他也都默默地承受下來，但這回老天爺似乎連一點希望都不打算留給他？
郭利斯馬基導演目前可謂是芬蘭電影在國際間的最佳代言人與親善大使，芬蘭目前約有五百萬餘人口數，正如當今全球電影市場遭到美國好萊塢電影寡佔，芬蘭的國產影片數量與觀影人次遠不如外來的好萊塢影片。芬蘭的電影工業發展始終與西方世界的國際潮流緊緊相扣，1950年代因電視與錄影帶的衝擊，芬蘭電影市場遭受第一波的重挫，政府很快地意識到必須由官方政策的擬定與介入才能夠維持芬蘭本國電影工業，隨著1960年代大型製片公司的倒閉，國家主持的芬蘭電影基金會（Finnish Film Foundation）正式以資金挹注以及借貸的方式扶持國產電影工業。伴隨著美國好萊塢影片的流行與大量出口，1960年代歐洲影壇同時還掀起一股”新”電影浪潮，芬蘭也不例外，以獨立製片或導演個人為號召所拍攝完成的影片蔚為風潮，但也僅有少數導演可以延續創作生命。郭利斯馬基導演則是在1980年代新崛起的年輕導演之一，這群年輕導演以拍攝當時主流社會以外的漂流年輕人為主要題材，成功引起當時大多數國產影片觀眾的共鳴，但也僅有少數導演持續活躍至今，郭利斯馬基導演即為一例。
郭利斯馬基的電影事業原先是與哥哥米卡‧郭利斯馬基（Mika Kaurismaki）共同開創的，兩人合作編導的許多部影片可謂引領80年代芬蘭電影風潮。90年代哥哥米卡轉往美國發展，拍攝多部美國與國際合資電影。阿基則是延續了獨立製片、小組團隊的拍片方式，逐漸發展出獨特鮮明的個人風格。本期【放映週報】透過《薄幕之光》發行公司聯影的協助，完成台灣媒體中首度與郭利斯馬基導演的越洋訪談，郭利斯馬基導演的回應雖簡短但不時透出自嘲的幽默，正如同他的電影一般，具有嚴肅的社會關懷，卻又讓人忍俊不住而心領神會其中希望。
問：首先，可否請您為對芬蘭不甚熟悉的台灣觀眾介紹一下芬蘭的電影工業現況？
答：芬蘭是個小國家，所以沒有政府支持的話，電影工業是無法維持的。芬蘭每年大概生產十部劇情長片，品質則像世界各地的電影工業一樣，有好有壞，其餘的則不上不下。目前最重要的，也還活躍的幾個導演是Timo Linnasalo，Matti Ijs，Veikko Aaltonen，Pirjo Honkasalo，Markku Lehmuskallio以及Markku Plnen。
問：從您在台灣上映過的作品《浮雲逝事》、《沒有過去的男人》，以及即將上映的《薄幕之光》來看，您似乎特別喜愛描繪勞工階級的男性邊緣人，為什麼呢？有特別鎖定芬蘭的哪些觀眾群嗎？
答：我的電影總共大概有17部劇情長片，可以分成三種類型。改編經典文學作品：《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王子復仇新記》（Hamlet Goes Business），《波希米亞生活》（La Vie de Bohme）。搖滾喜劇：《法蘭兄弟》（Calamari Union），《列寧格勒牛仔征美記》（Leningrad Cowboys Go America），《小心你的圍巾》（Take Care of Yours Scarf），《塔提安娜》（Tatjana），以及我們剛才所提到的社會悲喜劇。我覺得最後一類特別重要—如果說我的電影有任何重要性的話—因為當我在拍攝這些電影的同時，也就是在拍攝現實與生活狀態的原貌，這些電影同時也紀錄了過去二十年來（芬蘭）社會的變遷。
我沒有主要訴諸的目標觀眾，但似乎是學生和老太太們對拙作特別感興趣。
問：《沒有過去的男人》在台灣藝術電影觀眾群中大受歡迎，片中荒涼的赫爾辛基景色，一貧如洗但卻善良熱心的工人們，帶有黑色幽默的對話，講述了一個苦楚但又充滿希望的故事。《薄幕之光》的故事與風格與《沒》片在基調上頗為相似，您會如何描述自己的電影風格？這種形式風格如何幫助您表達呈現你影片的主題？
答：這世界就已經夠悲慘了，不需要我再去強調。這也就是我，以及已故的傳奇芬蘭演員Matti Pellonp，之所以還讓片中人物保有一些尊嚴的原因。他們愈是遭受群眾、社會、或任何人的踐踏，他們也就愈反諷式地去應付這些情況；以這種方式他們能夠超越那些折磨他們的人，也讓他們以及觀眾（我希望），還有能力去嘲笑自己的悲慘。
我總是在我拍攝的過程中，慢慢開始喜歡我片中的人物。所以最後我就會送他們一個美好的結局，或者至少給他們一點希望，就像《薄暮之光》的結局。不過這部片其實比起之前那二部都來得更陰暗一點。我總共拍了兩組的三部曲，被人稱為「勞工階級三部曲」或「失敗者三部曲」。我在1980s拍的那套，包括了《天堂的陰影》（Shadows in Paradise）、《瞪羚》（Ariel）、《火柴廠的女孩》（The Match Factory Girl）。至於這部《薄暮之光》，則是和《浮雲世事》、《沒有過去的男人》成為一組。
問：這是您大部分作品一貫的風格嗎？您如何決定作品的表現形式？
答：之前我提過我有三種或四種風格。拍完一部所謂的「戲劇」（drama)之後，為了讓我可憐的腦袋通風、涼快一下，我通常都要拍一部比較輕快的、往往也是比較荒謬的喜劇，帶有一種陰暗但是不痛苦的幽默。
問：《薄幕之光》即將在台上映，劇本寫作起源為何？片名是否帶有對人生的暗示？
答：《薄暮之光》幾乎沒有喜感之光，而且它絕對是三部曲當中最悲傷的一部。但是沒辦法，它就是必須拍成這樣。我所有的電影都只是一部“大作”的其中一部份，或者說是一幅拼圖的一部份──你們別太把我的話當一回事，因為我自己是沒有那麼當真！──總之希望它們能在歷史上留下一點些許貢獻就好了。我很久以前就知道我拍不出什麼大師之作，所以我就決定拍一些小品，說不定全部湊合起來就能變出什麼名堂。片名原文很難翻譯，總之是取材自卓別林的《城市之光》（City Lights）。在這部片中，我想把卓別林和布列松二人放在一起，結果就是你看到的這部片了：沒希望的流浪漢。
問：片中的男主角似乎不是個能夠引起觀眾同情的角色，您期待觀眾如何看待他？
答：這個角色不求憐憫。對他這樣一個努力在不友善環境中求生的人來說，憐憫他等於是在羞辱他。很奇怪，每個學校或工廠裡，總會有一個人是大家都喜歡欺負的。在這部片中，他之所以一直被欺侮，大概是因為他完全缺乏社會交際的基本技能。
問：就敘事結構而言，《薄幕之光》帶點黑色電影的味道，有個美艷的神秘女子突然出現使得男主角步入陷阱與危險當中。這部片是否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赫爾辛基目前的社會狀況？
答：直接反映。（編按：郭利斯馬基導演的確簡潔地只用一個字來回答︰Directly。）
問：台灣名導演侯孝賢對您上一部作品《沒有過去的男人》有很高的評價。您對台灣電影熟悉嗎？對台灣電影有什麼看法?
答：恐怕是不太熟悉。我看過四、五部台灣電影。不過我現在每年只看兩、三部電影，所以這可以當藉口嗎？我年輕的時候，也是個熱血的影痴──沒錯，我也曾經年輕過──70年代那時候在芬蘭電影院還沒有太多台灣電影上映。
問：芬蘭對台灣觀眾來說芬蘭是個既遙遠又陌生的國家，您可以給台灣觀眾一些觀賞《薄幕之光》的建議嗎？
答：別期待這部影片是《沒有過去的男人》的翻版，這是一部完全不同的電影，而且不是容易看的片子！祝福大家平安順利！
＊本次訪談翻譯由中央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室協助完成。郭利斯馬基導演的影片，在台灣未代理進口者，其譯名為譯者選擇之暫訂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