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新光單廳的座位數就大概是四百多，它有三個廳都是中型的場地。場地是金馬影展一個很大的困境。我很深的感受到台灣沒有一個常設的，適宜辦影展的場地。無法比較威秀比較好還是新光好，因為我覺得都不好。首先，新光座位數雖然說是將近五百，感覺好像比威秀多，但還是不夠，因為我們有很多場次是觀眾仍然一直在抱怨說他們買不到票。顯然大的、比較熱門的場次其實可能需要開到八百或一千人，需要有這種大型的放映廳才夠。但是我覺得也還是需要有中型跟小型的廳，因為像以前在威秀有一些一百、兩百人的廳，可以放華語入圍影片、台灣影片，甚至是一些比較冷門的東南亞片，都可以被看見。但是今年當我一確定是在新光影城舉辦的時候，其實我有割捨掉很多我們覺得很值得推薦的影片，因為觀眾沒有那麼多，就算再怎麼樣促銷，觀眾都可能只有五成。我覺得金馬其實不太應該被賦予那麼龐大的票房壓力，而且又有場地限制，會變成一個完全是在放主流影片的影展，會失去他本來的功能。

陳： 我的策展自由度很大，尤其是選片，上面的要求就是不要賠錢。但是我覺得做的非常累，原因是金馬跟我所看到其他的影展做法很不一樣。其他的影展會有一個策展人，負責很專心的在做節目上面、或做宣傳等等。但我這個位子有很多的行政工作，雖然我們也有行政組，可是他們大部分都是在做頒獎典禮(競賽組)的行政工作，像是要對新聞局、小巨蛋等等的業務實在太龐雜了，所以到最後，比如說對戲院對票務之類的我們就自己一手來。

剛接這個位子的時候應該也覺得壓力滿大的吧？整個組有多少工作人員？

陳： 非常可怕!覺得一切都是從做中學，雖然我自己大概在影展組待了五年，但是我覺得我可能都只有參與到其中的一部份，第一次知道說原來金馬影展的業務是這麼龐大。影展組最多的時候工作人員大概是七個人。上半年只有兩個，一個總監跟一個國際聯絡人負責找片子，然後再陸續的進來一些人，有些像管理放映的其實只有進來一個月。

陳：我要講回戲院場地的部分。我剛剛講說我覺得一個好的戲院應該是各種廳型都要有，要有大的廳，還要有中型廳大概四五百人，然後還要有小型廳大概一百多人，以符合各種狀況跟放映各種影片。如果有一個八百到一千人的廳，就可以改變我們的購票方式，其實以前也是按照和這次一樣的售票方式，但今年又被攻擊得很嚴重。因為本來以前想看影展的人數可能有十萬人次好了，但今年又提高到十二到十五萬，可能那五萬人就是買不到票，然後他們就會開始詬病。如果座位數是多的，然後買票的困難度沒有那麼高的時候，這整個事情可以變的比較簡單。因為像以前，最早我自己當學生的時候就是直接去排隊，那時候可能有七萬八萬人同時在那一瞬間進入年代售票系統劃位。大概五年前，就有預售票，套票這樣的方式出現。我們對上面的說法是說，這是一個鞏固基本票房的方法，但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功能是在於，它先疏散掉一些購票第一波的熱潮，這一波最急著想買好位子的人先劃掉之後，再來另外一波人再慢慢的劃，讓每個人都可以劃到他們自己想要的位子，是一個這樣子的疏散方法。但今年我就覺得套票好像沒有便利到很多人，因為很多人為了搶那個套票反而有更多的災難產生。

陳： 目前都還是戲院原本的機師。這對今年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災難，因為今年是跟新光戲院第一次合作。後來我回想起來，在華納威秀影城做的第一年也是災難重重，變成每次在跟一個戲院第一次合作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很長的磨合期。今年跟新光也是，大概各種可怕的狀況都出現了，可能第二年會比較好，但就覺得這樣下去真的不是辦法，如果有一個常設的場地，那些曾經放映過影展片的機師就可以被留下來。我自己的一個很天真的想法是說，比如說像是香港電影節或是其他國外影展，他們其實都會有一個固定的戲院，他們在自己的影展以外的期間接其他的活動或其他影展，其實台北很有這樣辦理的資格，因為我們上半年有台北電影節，中間又有女性影展，紀錄片雙年展，動畫影展，然後下半年有金馬影展。其實每個月幾乎都有一些大小影展在進行，沒有影展的月份其實可以辦一些戲劇表演等等，這樣一個場地的需求度是有的。如果說這樣的制度可以形成的話，常設的工作人員也是需要的，就可以有經驗的傳承。除了經驗之外，設備的添購就會變的有意義，我們前幾年有一度很想要買鏡頭，因為每年都一直在租鏡頭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後來打消這念頭是因為我們發現沒有辦法固定場地，如果今年買了鏡頭，也許明年口徑什麼的又會不一樣，所以買鏡頭沒有意義，而且整個執委會的流動率那麼大，那個鏡頭的保管就沒有人可以負責。

如果你付的租金很低，那專門做影展的戲院也撐不下去，是否應該要政府單位來做這樣的規劃　

所以我覺得要變成像香港電影節那樣，是一個文化中心。後來我受到一點點刺激，是因為鹿特丹影展，那時候我跟他們的選片人聊天，因為他們的戲院是在百代，是一個商業系統的戲院，我就說：你們國內的戲院放映技術好好，我看片幾乎都沒有遇到什麼問題。他就說：才怪，百代戲院的機師在影展期間都是去放假的。他們聘了一群專門的影展機師，那群機師就很像是我們影展的遊牧民族，比如說一月去放鹿特丹影展，到幾月的時候就去放阿姆斯特丹紀錄片雙年展等等，他們也跟著影展在流浪。台灣目前是只有影展籌辦行政人員在游牧，放映的那一部分其實一直還是很陽春，這樣其實很忽略觀眾的權益。有時候策展前期辛辛苦苦邀來的影片，然後最後放映因技術而呈現很爛的效果，就會覺得很傷心

觀眾也有反應映後座談的設備不好的問題。

對，就是麥克風什麼的，那個戲院從來沒有經歷過三支麥克風同時一起使用的時候，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用過麥克風。

陳: 我先講片商的部份好了，因為我自己也曾經做過片商，我知道有些片子看片型就知道參加影展的話，總票房就差不多就是在影展期間。所以我們會選擇性的去找影片代理公司，也會跟影片公司講好，今天參展狀況是這樣，那你自己要評估好，也許這一場先消耗掉的票房，其實就是當作影片的宣傳費，如果覺得你的片子有這麼大的capacity的話，可能就可以。可是如果片商覺得他們的片子可能真的是很小眾的影片，那我也不會勉強，希望是雙贏的局面啦!我覺得今年做的比較好的就是《巴黎我愛你》跟《玩美女人》，片商片今年在金馬都只放一場，用意也是在這邊，一方面希望可以幫他們做到宣傳，一方面也是增加影展的聲勢。但有幾部就真的做的不太好，像《吹動大麥的風》跟《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票房悽慘到不行，其實也讓我們感到很意外。這個部分我們還要再檢討，可能這些片在上片前就沒有聽到聲音或是他們沒有下廣告等，可能也是一個問題。我們是覺得影展方面都還滿盡力的，但也是會覺得有點遺憾，也許之後的片商考量就會更多，評估也要更多。我們有一種合作的方式，就是最起碼我們可以幫忙邀請影人來，這個部份如果說你排片上院線時間排的好的話，就會有幫助。

陳：台北電影節的部份其實我還滿樂觀其成的。譬如說以上半年的國際影展開始分，像鹿特丹，柏林，香港電影節等的精華，就可以在台北電影節看到。那金馬的話，就可以看到坎城，或其實更往後一點的威尼斯以及多倫多影展。只是因為一些內部制度的問題，我們一直去不了多倫多跟威尼斯，因為在八月底的時候，一個總監是走不了的。不是經費問題，是工作量的問題。其實應該是可以去爭取增加一個策展人。一個影展的策展人很重要，因為即使在影展期間或影展前期，他都有可能到國外，把國外重要的影人帶來台灣。可是像我們在影展的前三個月，可能連台北都離開不了。

陳：對阿，我覺得這個工作的分工在制度上其實是有點問題的，造成每一個人都做不久。我覺得太累是主要的原因。不是說未來怎麼樣，而是目前在這工作上有很多的限制是突破不了的。

大概是哪一些限制？

一個是像我之前講的大環境的場地問題。當我覺得我看不到一個常設的好場地，我會覺得我們前期的努力都在最後的兩個禮拜白費了。雖然外界說的一千三百萬，好像是很成功的，但我自己聽到的是有連續二三十場影片都被放壞了，我覺得非常對不起那些影片。如果是那樣的狀況，會覺得很氣人，不如不要做，會有這種感覺。另外一個是，先不要談台北電影節，他們是屬於不同類型的影展，金馬影展與金馬獎之間的糾結太深了，會受到很多的影響，包括今年最大的衝突，《黑眼圈》、《吳清源》跟《好奇害死貓》撤片的問題。

陳：我覺得比較簡單的作法就是把兩者的舉辦時程完全分開來，也許影展直接移到十月，金馬獎的入圍名單怎麼樣都不會干擾到金馬影展的部份，影展中台灣片或華語片的選擇或呈現就可以有一套影展自己的標準。

那它裡面還會有競賽嗎？

就不會有了，若有可能的話就是保留數位短片競賽這一塊。還有一點，今年的台灣製造雖然有用世界首映的方式去宣傳，也邀請一些國際影人來，這是一個初步的作法，但其實我自己是想做一個類似年度台灣電影總回顧的東西，從年初到年尾的台灣片都可以被看到會比較理想，然後真的要用政府的資源去邀請一些重要的外國影人來看台灣電影。只是因為制度上的關係，我們完全不可能做到像柏林或坎城影展那樣的規模與型態。主要是體制的問題，因為金馬獎是一個像美國奧斯卡，香港金像獎那樣的頒獎典禮。那樣的頒獎典禮其實是沒有影展的，它們不需要去放映那些影片，典禮的目的主要是要彰顯電影工業的各個環節；而柏林與坎城影展的作法是要彰顯影片，在體制上就不一樣了。以前我們當然也是很天真的認為可以這麼做，畢竟我們都是同一個工作團隊，但發現像今年的衝突性就是最明顯的。還有包括金馬獎入圍影片影展這個部份，可能也是內部分工的問題，我們也很困惑這個部份到底應該讓誰負責。競賽組認為他們的功能只是找評審，接受報名，把競賽完成，最後以頒獎典禮來呈現，所以他們覺得入圍影展跟他們沒有關係。但就我們這邊來說，我們沒有親自去選擇那些影片，沒有跟那些影人接觸，也不熟悉那些影片， 所以入圍影展常常會被人詬病，就是因為這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