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導演、獨立品牌
專訪《消失的王國-拱樂社》李香秀導演
李香秀導演的兩部紀錄片創作《消失的王國-拱樂社》和《南方澳海洋紀事》,即將發行收藏版DVD,《消失的王國-拱樂社》花了六年的時間拍攝後製,等了七年才正式發行。獲得2004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南方澳海洋紀事》則是耗時三年拍攝製作,DVD也直到今年才正式出版。李導演抱著既然要做,就用心做到最好的心。內文的印製、包裝和文宣風格,導演幾乎一手包辦,細心用心的她,包括文案的選擇、印製廠商都親自溝通,可謂一人導演、獨立品牌,這兩部DVD除了完整保留《消》和《南》兩部紀錄片的電影版內容,還有增加DVD版特別收錄內容。《南方澳海洋紀事》DVD版特別收錄了在當年片子完成在南方澳第三漁港首映的現場實況,《消失的王國-拱樂社》則特別收錄了紀念台語片五十週年短片,讓兩部片更增添了典藏價值。導演也透露,近日將在誠品端點上架。
對於筆者來說,李香秀導演的創作,一直有很深的文化思考,藉由她的作品,觀眾可以更進一步的了解台灣本土的庶民娛樂、百姓眾生相,她亦是少數用影像建構台灣文化版圖的紀錄片工作者之一,2005年完成的《南方澳海洋紀事》以科學性的方式,長期田野追蹤的方式,跟隨著漁夫們出海捕魚。在寬敞無邊的海景,徐徐微風吹來鹹鹹的海味裡,漁船回港,一家人團聚,展現討海人豁達樂天的個性,本片也企圖對於過往捕魚業的興盛和現今傳統漁業的凋零與失傳作一對照。而《消失的王國拱樂社》談的是台灣正宗的歌仔戲文化發展,以史的脈絡貫穿談歌仔戲的繁華興衰,影音對照的是昔日的繁華和今日的衰沒,導演用影像,建構並重現消失的王國「拱樂社」。本片導演以黑卡字幕表述,她對歌仔戲曲文化了解和自我認同的過程。不管是歷經六年的調查研究、檔案蒐集編織出《消失王國-拱樂社》三十年王國歷史;或是出海遠征拍攝的《南方澳海洋紀事》,導演在此訪問透露了她拍片生涯的辛酸血淚史及其甘苦談,精采內容,詳見本篇訪問稿。
Q: 能否請導演跟讀者分別介紹近日即將發行DVD的兩部紀錄片《消失的王國─拱樂社》和《南方澳海洋紀事》。
李:《消失的王國─拱樂社》這部片主要是紀錄一段光復後的歌仔戲史,也是一段談台語片開創史的影像作品;《南方澳海洋紀事》談的則是有關海洋、有關漁民的故事。我常這樣界定《拱》,這部片用一個比較眾生的角度,去看一段曾經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歷史,尤其著重在庶民娛樂上,也是一則關於拱樂社負責人陳澄三的傳奇史。《南》基本上我會將它看成是處理空間的,一部橫看台灣的一種空間記述,尤其著重在海洋這方面。歌仔戲和台語片在當時的那個年代,解嚴之前是比較壓抑的,但在民間卻是相當具有活力的主流娛樂,回頭來看這彷彿是台灣一部分的歷史軌跡,我其實蠻好奇我的父字輩,他們那個年代是怎樣的娛樂方式;在決定拍這部片之前,當時我在美國費城天普大學唸電影研究所,將近有兩年的時間沒有回來台灣, 這段期間,我對台灣的一切念念不忘;我是學影像的,往往可以很實質的在腦海中,建塑一個影像親近它、感受它,但是對台灣歷史影像卻是一片空白,尤其在美國看了當地公共電視台一系列美國經驗的紀錄片,拍有關美國歷史的東西,像甘迺迪刺殺事件、曾經有的石油危機、經濟恐慌…等等,他們都很用心在紀錄這些,而且他們會去收納一些獨立製片拍的影像作品,和美國歷史有關的經驗談;我開始反問自己為什麼在我的腦海,對於台灣的歷史是一片空白,沒有任何影像存在,記憶中的歷史類紀錄片也寥寥可數,其實這是跟整個大環境、政治是有關係的,於是我選擇在戒嚴的那個時代,禁忌的主題和題材。在《南》中我處理的也是一個禁忌的題材,有關海洋的議題,那是一個海禁的年代,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台灣是海島國家,我們被海包圍,但也同時被海灘上的國防軍人所包圍,就連只是拍個海灘的影像(沒有出海)都必須通過國防部的公文才被允許,當然還有生活在海洋周圍、島嶼邊緣的那些人,更能親身體會海禁的這部分,而漁民在我的經驗當中也是一個很陌生的族群;前後做了這兩部片子對我來說是有開創性的意義存在。
Q: 《消失的王國─拱樂社》和《南方澳海洋紀事》這兩部片在去年都曾上過院線,為什麼又想發行DVD?
李:發行DVD是必經之路,之前幾部上過戲院的紀錄片都有發DVD,唯獨《南方澳海洋紀事》一直沒有發行,在討論版和官方網站上引起很多人詢問並關切這部片,但因在尋找代理商和繁複的製片過程,讓DVD的發行日期一再延遲,加上之前《拱樂社》就已經讓支持我的人等了七年,也讓我愧疚七年,兩部片子下來,我之前也曾在網站上承諾《南》這部片一旦做出來不會讓支持的人失望,是一部值得珍藏的好片。
Q: 這兩支DVD發行對妳的意義是什麼?妳如何去看待發行推廣和紀錄片工作者之間的關係?
李:去年《南方澳海洋紀事》上映的時候我單槍匹馬上陣做宣傳,以前曾在中影的宣傳部門待過,所以很清楚其實做一個宣傳工作,需要很龐大的資源、金錢和人力;而去年上映《南》時我其實沒有什麼人力和錢,銀行借來的資金有限,很多錢不敢花,當時剛好賣座的票房有跨過新聞局補助的門檻,上院線那種經歷很恐怖,不只是錢、能力的問題還有壓力,《南》去年的上映讓我覺得好像突然「轉大人」,過去在國片的經驗,面臨到一個問題—當妳在拍攝當中如何去面對觀眾,每個導演都會在上映期有這種焦慮,我其實是第一次去學習如何面對經歷,這一連串從拍攝到面對觀眾,經歷這些事後,宛如瞬間有所成長,因為過去都是自己拍自己看,有少數人觀看但是小眾,第一次去面對這些彷彿是一個成人禮的過程,雖然過程很苦痛,但是有所成長。回到DVD對我的發行意義,這部片子本來就應該要被推廣的(南方澳海洋紀事),而我在等待另一部片子:《拱樂社》,我在和發行商談這兩部片子時,大多人對《拱樂社》不熟,很難發行,於是這部片子一直延遲,延到最後我覺得《拱樂社》這部片一定要拿出來巡迴,讓大家認識它。今年我在提《拱樂社》映演計畫時,正巧遇上台語片五十週年,我在推《南方澳海洋紀事》的時候朋友告訴我那段期間剛好是海洋年。這兩部片前後的都剛好因應了年代性的意義,而《拱樂社》DVD的發行已經等了七年,在意義上我希望大家手上都能有一片,也是一種除了戲院、巡迴之外的推廣模式,這是我一直想做的,只是過去一直沒有能力去做,我的片子是文化性很強,在這方面商業性質是不足的,但通常這種片子都是國家單位製作比較多,而這部片子的發行對我的意義是非凡的,不僅對我的影片受訪人物和幕後工作人員都有一種交代,對自己也有一種交代,將來甚至可以將片子擴及到大眾做推廣,這種意義是相當重大的。
Q: 在身為創作者又要負責宣傳推廣,這兩個工作和思維是很不一樣的,彼此其實有很深的矛盾,妳如何看待電影創作者又要執行映演統籌的問題?
李:我沒有自己開公司,後來又教書,長期以來我一直是獨立製片工作者,我一直堅持獨立製片的型態,其實也是希望讓自己能保有獨立製片的自由,我不希望我所拍的東西還要經過編審,受人限制,還要符合他人的時間、規格甚至是他們的語言,我個人是非常堅持獨立製片這型態中,一種創作自由和作者觀點。也因為我一直是獨立製片,所以當我跨到一個屬於要去推廣上映這件事的時候,沒有一種共識型態去運作,做起來就也點薄弱;而且我們獨立製片往往花很多時間在做片子,也投資很多金錢、當然也借了很多,如果我找一家公司,或許它可以推的不錯,也可以有些營利,然而導演卻無法實質在金錢上有相對的回饋,仍無法解決我的債務問題,也使我無法確定是不是有能力再拍第三部作品,所以我常常在找一個對大家都有利的一個空間,我也曾試圖去接案子,希望能找到一個作者該有的創作空間,可是我失敗了,於是我堅決,既然失敗過就不要再走同樣的路,於是堅持獨立製片;但獨立製片的條件是,至少要能養活自己,也不能老是在欠錢。
Q: 《消失的王國─拱樂社》跟《南方澳海洋紀事》這兩部片是不同的走向,妳如何看待兩者之間的創作風格與題材選擇的問題?
李:這兩部片當然不一樣,一個是歷史類的、一個是觀察式的,在拍攝過程也是很不一樣的操作,《消失的王國─拱樂社》它必須是一個有完整計劃的,拍攝完畢之後要花很多時間做後製,後製的時間其實更冗長,因為它處理的是一個歷史的題材,也非常地嚴謹,不能太偏離話語,一個三十年的歷史要如何放、如何結構,整部影片我幾乎都用口述歷史來結構,我個人覺得口述歷史對這部片來說是生動的,很多人物現身說自己的故事,他們的神情語調自有其魅力;當初決定拍這部片的,因為知道歷史類的東西給人感覺有些枯燥,我一直試圖找出一些路將它活化,並讓它生動的呈現這歷史又不偏離歷史的軌跡,讓它有一種嚴謹性;另外,我的素材運用很多元,還有舊景回顧—台灣第一部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中飾演女主角的吳碧玉,重新粉墨登台,在一個破落的戲院裡,這是一個段落,我們尋回一些當年的紀錄檔案片,包括當時台語片,我一直思考如何去運用它,也因為這樣,我們所花的時間更長,加上它(拱樂社)已經有三十年的歷史了,拱樂社的負責人陳澄三所做的事情也很多,他不僅跨越歌仔戲,也跨越電影和歌舞團。《南方澳海洋紀事》就不一樣了,我是去觀察南方澳一個特定取向「大型圍網」這個即將沒落的產業,它會面臨什麼樣的未來,有一個另外的漁法即將要取代它,可是這般的變遷在南方澳其實是不斷翻演的;過去最原先的補魚方式可能是用釣的,後來又經過很多種漁法(補魚的方式)不斷變遷,包括南方澳的外移人口,當時有很多來自琉球、澎湖和台灣本島的人為了生活來此打拼,南方澳在鼎盛時期曾經有過幾坪大的地方住很多戶人家;現在卻不一樣了,現在是聯合國,以前的南方澳外移來此的人就會定居,但現在的外移可能三五年就回去了,像菲律賓、越南和大陸漁工,整個的景況已經改變了,我當下觀察現在它所發生的事情,然後勾勒出一個可能在未來會發生的一個悲觀的遠景,也紀錄了漁民的一些夢想—為生活打拼和他們的想法—如,不要再讓下一代繼續做這樣的工作,也透過了一個已經退休的漁撈業者,描述一段人與海的故事,帶出背後漁民和海不可分割的感情,(他在退休之後,在夢中還是會常常出現海的場景),同時也呈現出漁民本身一種比較豪邁的、粗獷的特有性格;《南方澳海洋紀事》是比較觀察式的,但兩部片仍有一樣的堅持,就是讓人物自己說故事,我覺得讓他們來說故事會比較精彩一點,而不是我這個局外人幫他們表述描述他們的生活。
Q: 這兩部片都是用十六釐米(底片)拍攝,因緣際會還是本來就這樣設定?在這個走向數位的時代,如果以後有機會,會不會用DV創作?
李:我其實並不排斥用DV的方式拍片,但是要看題材是什麼,像《消失的王國─拱樂社》和《南方澳海洋紀事》用影片來拍絕對是最佳規格選擇;從我學生時期看VIDEO是一直在變化,從VHS、SUPER VHS到V8甚到DV,我在拍攝《拱樂社》時還是一個使用HIGH 8的年代,我們學電影的,當然會學到如何使用VIDEO ,但從長久保存的概念來講,我會覺得用影片( FILM)來拍絕對會有它的價值存在,拍這部片六年的期間數位變遷很快,像非線性剪接在我後面剪接期的那兩年已經出來,可是我已經來不及更換整個拍攝系統,那會花更多的錢。在這裡我必須先說一個故事,那時候當我在麥寮找到何基明導演當年為了拍台灣第一部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所拍攝的試鏡畫面,畫面中的人物都是當時拱樂社的團員,看到這個畫面我個人是蠻感動的,就因為它是16釐米(底片拍攝的),所以可以從民國四十四年保存到當時我找到這部片子的時間,(當時我是民國八十五年找到),中間跨越四十多年;其實當時我在拍片遇到很多困難,但是當我拿到那部16釐米片子的時候,我其實非常感動,我覺得我當初規格的選擇走是對的。至於《南方澳海洋紀事》它是一部關於海洋的、大自然的,我覺得用影片來呈現會有一個它該有的價值,本片我用超16厘米拍攝,轉成HD,放映時又掃成35釐米,當時幫我處理影像的友人告訴我《南方澳海洋紀事》從超16厘米轉成35釐米是蠻成功的例子,轉得很漂亮。雖然它是紀錄片,但在35釐米銀幕上所呈現出來的海洋視野是很開闊的,能將整個映像打入你的腦海裡去。其實最後的拷貝是可以照原本用16厘米,可是我拍的第一批片子在台北沖印廠過TC的時候,我先選擇看35釐米的規格,我一看當下就決定要用35釐米,可是當時的決定就注定要多花一百多萬,我的直覺、創作判斷告訴我,不管是從海洋概念來講,或是從大型圍網來看,用35厘米看很雄偉,如果用16厘米它就會被縮小,加上種種因素,勢必是要用35釐米來放映。
Q: 妳目前於世新大學電影系教授影像製作等相關課程,對於提攜、培育台灣影像新人才上,有無看法和教學上的感想?
李:一路走下來,其實我知道做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所該有的、具備的一些特質。如果你缺乏這些特質,最好不要走這條路,因為會走的很辛苦,不然就是走沒多久就停下來。吃苦耐勞是絕對要的,意志力也相當重要,紀錄片本身就是在跟時間賽跑,急不得;還有就是在金錢上也有很大的壓力,往往一開始可能就不是那麼順利。其實我在教書的時候是蠻矛盾、掙扎的,本來應該是鼓勵、培養一些優秀的紀錄片工作者,但因為這條路真的不好走,想到他們可能會面臨的考驗,心中就很矛盾,教授他們是造就人材還是讓他們去面臨更大的考驗?坦白說,在這方面真正有興趣的人自然會突顯出來,所以在課堂上我不會強迫學生去做什麼,他們來修課,我把該教的都教給他們但從來不會刻意渲染「紀錄片有多美好」這種觀念,更不會刻意建構在這條路上的美好遠景。其實不只是我,今天在檯面上有所成就的紀錄片工作者,大家都是在經過金錢、時間……等等壓迫的磨練下才可以站的出來,尤其我又是用底片拍攝,負擔壓力更遠勝用DV拍攝,因為DV的普及,一卷一小時的帶子才一百多塊,底片就不一樣了,拍下去動輒幾萬塊,一天拍下去幾萬塊就這麼沒了。在教學方面我其實蠻順其自然的,好的學生,真正有所企圖的,我對他們都會比較嚴厲一點。但說真的,學生來這裡學習的目的很多元,不一定是將來要當一個有成就的紀錄片工作者,他可以只是一個很好的紀錄片觀賞者,他可以將所學運用在拍攝活動,甚至是拍攝一些社區的東西,服務社區,只要他懂得如何去運用、如何去引導,影響周遭的人都是好的。對我而言,紀錄片是一本很好的、巨大的、動態的書,雖然少了文字,卻可以給人很直接的感動,在影片的時間裡很快的知道內容面,有興趣的可以再私下深入研究。
Q: 導演經過了兩部比較長的紀錄片拍攝和映演,之後有沒有考慮朝劇情片發展?未來的計劃又是什麼?
李:我會繼續拍紀錄片,但需要時間蘊釀,像《拱樂社》和《南方澳》之間隔了兩三年,下一部片現在還在蘊釀當中,而且我們常喜歡說三部曲,我一直想再做一部,自己覺得值得的、有價值的而且是當務之急的,或許是冷門的也沒有關係。至於劇情片方面,我最早是受劇情片的訓練,後來反而去拍紀錄片,一些老師也對我在劇情片上有些期待,可是整體來講,台灣的環境並不好,因此在這方面我是順其自然的;我一向喜歡去選擇困難度很高的、極具挑戰的,然而我現在會覺得劇情片對我的困難度和挑戰性很高,無論在資金的籌措或是人事的面對都是很大的壓力,因為以前一向是自己面對自己,需要工作組時自己去組合一個工作組,很多時候是一個人可以做決定的,但劇情片往往不是一個人可以自己做決定的,它有更複雜的人事互動要面對,還有在商業機制底下如何生存。像紀錄片是一個長久的思考,是永恆的,它的價值不用急於一時呈現,可以隨著年份的增長去展現的;但劇情片除了那些大師級的片子可以歷久不衰、去影響大眾之外,其實有更多的片子是在瞬間就消失了。雖然劇情片在製作過程上可以面對不同的挑戰,但是面對未來,尤其在觀眾的壓力上是遠超過紀錄片的。因此在劇情片方面我就順其自然,如果有機會也不會排斥,而在經過這麼多年的紀錄片拍攝,到底給了我什麼歷練和生活經驗,所以我其實蠻期待和好奇,如果我有機會做劇情片,這幾年所累積下來的東西加諸在劇情片當中,會有什麼火花什麼成長,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大問號,而我很想去替這個大問號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