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岔口》到《怒火》：談陳木勝的轉變

編按：放眼香港商業片名導之林，陳木勝不是最響亮的那幾個名字（如吳宇森、徐克、杜琪峯等），但他拍過的電影，不無擲地有聲之作，港片影迷應都識得幾步。他擅長陽剛路線的警匪題材動作片，五度獲得香港金像獎最佳導演提名，執行能力備受肯定。然而去年（2020）他以尚在創作生涯高峰的58歲壯齡離世，留下最後作品《怒火》（目前台灣定檔10月22日）。

本文由影評人湯以豪執筆，從陳木勝入行的三個時期、三位貴人寫起，再到自《三岔口》起躍入的「什麼是正義？」道德難題，如何一路與他糾纏16年，至遺作《怒火》方覓得解法。全文旁徵博引，細細梳理作者風格與核心關懷，為讀者開啟一道認識這位出色電影工作者的門。

《怒火》最出眾之處，在於陳木勝這次終於解決了自己在《新警察故事》（2004）後整整16年，一直無從解決的故事難題——道德辯證與敘事結構的脫軌。

在說明此事前，得先簡述一下陳木勝個人的創作軌跡。

陳木勝自己曾在香港訪談中言，自己入行有三個時期。每一段時期都伴隨一位貴人的名字。

第一位，是杜琪峯。

1990年，陳木勝應這位TVB入行時代的恩師之邀，加入替王天林退休送風之片《天若有情》的劇組，擔綱導演。

儘管陳木勝事後皆稱，《天若有情》是自己的電影處女作，然實際上，這並非陳木勝各種意義上的第一次：其一，是他早以副導演身分拍片，其二，則是他之所以掛牌導演，乃是因為王家班的杜琪峯與林嶺東分身乏術（兩人此時早已在電影圈接案連連），只能掛名監製；同樣也在TVB視轉影的主演劉德華甚至說，他在片廠一度以為杜琪峯才是導演，因為這位「監製」實在管太多了。

《天若有情》因而可直觀的看出，陳木勝與前輩杜琪峯早年創作的種種趨同。陳木勝為此片貢獻了主角的原型靈感：酷愛飆車的他在西貢聽聞過的一位賽車高手華仔（是的，當事人真的就叫華仔），也在片中開啟了他之後30年不變的作者元素：
飛車追逐（佔據動作戲大比例，甚至在古裝片《新少林寺》都還要來一場馬車追逐）、
都會側寫（只在都會發生的敘事人時地）、
極端弱勢的女性、
極端克制的閃回運用⋯⋯
等等。

接下來5年，陳木勝連拍7部電影，從都會喜劇到徐克武俠，什麼都拍，包括繼續導演1993年的《天若有情2》（此片光影風格頗有《PTU》原型的味道），其間還能不落電視台囑咐，完成甄子丹主演《精武門》以降的諸多劇集。

杜琪峯稱，Benny（陳木勝）是他見過執行力最強的副導演。陳木勝在導《歡樂時光》（1995）時，還真的本尊出鏡飾演一位片廠副導演，自我戲謔了一番。

第二位貴人，是麥可貝（Michael Bay）。

1995年，麥克貝的警匪動作電影《絕地戰警》（Bad Boys）上映，對香港造成了各方面的衝擊。就市場上，好萊塢電影已逐漸擠壓香港本土電影的票房（王晶在明報刊自傳時認為這是杜琪峯與周星馳的《濟公》在台灣失利砸了台灣市場導致）；就作品上，好萊塢式的警匪電影作風，也與香港此時已流行6年逐漸制式的警匪形成強烈對比。

面對內憂（即將回歸）與外患（外片衝擊）的包夾，1996年，兩部港片為此作出了回應與選擇。

第一部，是選擇「接地氣」的《古惑仔》三部曲。

古惑仔的主人公們，保留了徐克式與吳宇森那般「拿著手槍的武俠片」，沒有特定時空的普世浪漫主義似的兄弟情，然而他們面對的敵人與困境，卻是只有香港1990年代當代真實存在的問題：逃課流氓、跨國毒品、以及無所不在的政治影射——《古惑仔4》蔣天養指著海的西端告訴陳浩南「以後要向那裏兒看」（對比原作裏的蔣天養是徹頭徹尾的武俠角色）、《勝者為王》日本台灣黑幫混戰，台灣黑幫與政府互通（對比原作裏的台灣毒蛇幫雖影射竹聯幫但很快就成為純粹的虛構背景）、《古惑仔5》裏透過兩個浩南的鬥爭主線一再強調銅鑼灣只能有一個浩南（對比原作裏的東星五虎連袂且是幫對幫的對立）；到了香港回歸隔年拍的《少年古惑仔》，藉由原作根本不存在的前傳時間點，安排了一場少年在1989年6月4日血灑街頭「可悲犧牲」的蒙太奇，其主旨，昭然若掀。這種強調服務香港在地地緣的港片路線，直到劉偉強再拍《無間道》系列，依舊延續。

另一部回應之作，正是陳木勝的《衝鋒隊：怒火街頭》（1996）。

相較於劉偉強的接地氣，陳木勝選擇的是「接洋氣」，全面吸收麥克貝《絕地戰警》的內核。《絕地戰警》裏，出現了頻繁的物件場地爆破、更長更久的車道追逐、以及《絕地戰警》主人公麥克（威爾史密斯飾演）與其搭檔那種比匪徒更粗暴更引起市容破壞的作風，與故事內核的善惡二元對立，形成了極大反差；鑑賞好警察以犯罪級暴力逮匪，既滿足了觀眾代入執行現實中辦不到的肆意犯罪的快感，又能免除觀眾代入惡人的負罪感。

《衝鋒隊：怒火街頭》在《絕地戰警》的基礎上，還進一步增幅了反派的存在感。余榮光飾演的匪徒唱著戲腔從容不迫，與劉青雲飾演的警探衝動粗暴成了對比，讓匪徒與警察的對峙在戲劇表現上也達到了平等的對峙。

這套模式確立了陳木勝之後二十餘年的警匪電影風格：
威爾史密斯式的暴力警官、
余榮光式的老謀反派、
與暴力警官搭檔的潤滑劑夥伴、
與老謀反派同進同出但戲份臉譜的三到五位跟班⋯⋯
男人對男人，警察對匪徒，正義對邪惡，正義必然勝利，邪惡也必然會遭到懲罰，不會因為魅力或智慧就得到道德豁免。

在這套模式下，地緣性被徹底拔除，尖沙嘴不過是舞台背景，也無視警察制度在現實中的任何更動，單純透過警匪對立製造視聽快感，才是重中之重。

《衝鋒隊：怒火街頭》的叫好叫座，更給了陳木勝信心與決心，繼續發展這條路線下去。他離開了杜琪峯《天若有情3》，也離開了電視圈，專心朝向警匪電影的題材前進。

陳木勝的第三位貴人，是成龍。

成龍對陳木勝的影響不同於杜琪峯與麥克貝。倆人合作的《我是誰》（1997）裏，在荷蘭的驚天一跳，讓成龍跳進好萊塢的懷抱，也讓陳木勝跳進了賣座導演的行列。

成龍對陳木勝的大力賞識，促成了他日後拍攝《特警新人類》、《特警新人類2》以及之後一系列電影的機緣，成家班武師李忠信更是成為他2000年代的御用武術指導。甚至到了現在，成龍都會親自捧場陳木勝每一部電影的首映，即使自己沒有參演。

這個事實讓陳木勝困擾許久，甚至困擾到停止拍片整整2年，專心找尋答案。

直到2002年，陳木勝才帶著《雙雄》回歸。2004年，成龍再次雇用陳木勝，拍攝他要在香港浴火重生的關鍵作品《新警察故事》。

就像陳木勝在《衝鋒隊：怒火街頭》回應了麥克貝與好萊塢電影，《新警察故事》是他對成龍與動作電影當年質問的答覆——他要拍攝具有文藝氣息的動作片，賦予動作以作者性。

成龍飾演的陳警官是個自信滿滿破案連連的老警察，一反《警察故事》系列的憨直主人公，而更接近現實中的成龍自己，他卻被五位留學美國的富二代年輕人（成龍那5年前往美國發展）以電腦與電腦演算的新路數（美國電影的特效）給打敗，一蹶不振。整個警局都不再相信他（香港對成龍神話進入21世紀後的質疑），唯獨一位不是警察的二十歲青年仍然相信他，因為他童年時被成龍拯救（2004年倒推二十來年就是成龍第一次去好萊塢失敗後靠《警察故事》第一集重生），成龍與青年組成拍檔，這位青年由謝霆鋒飾演（成龍當年點名的香港動作片接班人），一老一少探案，當成龍逐漸找回自信時，他不需要學習年輕人的電腦與術語（反諷《燕尾服》），只靠堅持老派作風，就重新再度戰勝了敵人（成龍與李小龍的銀幕形象差異正是打不倒與打倒後永遠能再站起來）；反倒是曾經打敗成龍的年輕人們，只因真面目被父母知曉就慌張失措（影射成龍多年電影經驗的擔當），曾經最拿手的組槍遊戲還在成龍第二次挑戰的機智下被反將一軍（影射成龍永遠能吸收經驗進步）；最後，成龍再次重現《我是誰》的跳躍，這次卻是與謝霆鋒一起（香港電影交棒）⋯⋯再再都是一場寓言。

吳彥祖飾演的留美五人組形象，是《特警新人類》第一集裏吳彥祖飾演的兩面倒反派的再造；成龍與謝霆鋒搭檔不守警局規則大鬧尖沙嘴，是《衝鋒隊：怒火街頭》乃至《絕地戰警》的重組；《衝鋒隊：怒火街頭》模式的雙重暴力內核；取消了《警察故事》系列美女主演傳統轉為陳木勝電影的削弱女性路線，還有諸多成龍電影罕有的構圖，例如吳彥祖的父以遠景之姿包夾於吳彥祖與成龍水平對峙的槍口縫隙，暗示他才是該被一槍打死的罪魁禍首（非人道教育）⋯⋯

《新警察故事》的「新」，既是成龍第二次從好萊塢回歸後把過去成就如《警察故事》歸零，亦是陳木勝摸索6年後對自己的電影風格乃至港片未來的新展望，新期許。

但是，《新警察故事》後開始，陳木勝的電影就又陷入新的難題，而且這一次為難就為難了16年。

那個難題，便是陳木勝開始想探討更複雜的道德問題——「什麼是正義？」

首當其衝的，便是《新警察故事》隔年的《三岔口》（2005）。

這部電影在陳木勝的創作系譜中獨樹一格，它沒有陳木勝在2000年代後合作最多的編劇袁錦麟，反倒加入了張叔平，配上大量的都會側寫，以及菜市場殺人那段琥珀色的主色調，都讓人不禁聯想到《墮落天使》。

《三岔口》也並非陳木勝專擅的警匪，反倒靠攏新黑色電影的脈絡多一些：郭富城飾演的警官雖然一如威爾史密斯般暴力，卻實際做著偵探的工作，厭世寡欲，每每沉溺在喪妻創傷，驅動他找尋的是層層包裹的真相，而非具體可見的兇手。為了貼合敘事，陳木勝罕見使用起大量的閃回鏡頭，錯綜的時間關係下是同樣複雜的空間關係，偵探郭富城每每與吳彥祖飾演的殺手擦肩而過，武戲也少之又少。陳木勝最鍾愛的車戲，甚至是出現在郭富城沒有拉倒車檔，一路從上坡滑下來撞砸一排車的「事故」而非「動作」。

待真相揭露，情節卻峰迴路轉：警官與殺手竟然都只是局外人，真正牽動一切的兇手，是個沒沒無聞的低調律師，因為感覺政府司法判決不公，而在深夜化身殺人魔的雙面惡徒。他質問警官，如果司法機構本身就出了問題，判不死壞人，警察抓再多人回去都沒用，那要警察何用？

隔年，陳木勝再次與成龍與袁錦麟合作，推出《寶貝計劃》（2006）。拍攝這樣一部徹頭徹尾的動作喜劇（從片名就開始惡搞成龍的《A計劃》）讓陳木勝很是困擾，在他的理念裏，警匪電影可以使用各式各樣的元素去豐富觀眾的視聽體驗，喜劇電影卻只能依靠唯一一種，那便是逗觀眾笑。

神奇的是，這部電影最終卻反倒成了陳木勝生涯中最豐富的作者之作：用力甚深的場面調度、編排緊密的長鏡頭、以及罕見的蒙太奇。在故事上，陳木勝重拾了早年《旺角的天空》（1995）以惡棍為主人公的路線，將主人公三人組設計為職業小偷，儘管他們最終棄暗投明，亦獲得當事人的諒解，卻沒有逃過進監獄服刑，為過去犯罪贖罪。能看出，陳木勝尚未捨棄正邪必有報的二元對立框架，對立本身的立場卻已經開始鬆動。

真正全盤暴露陳木勝野心的，當屬《男兒本色》（2007）。

這部21世紀版的《衝鋒隊：怒火街頭》，反派團匪，如同《新警察故事》般挑戰警察機構，動機卻從純粹邪惡的惡童，變為了警察辦案不力而遭遇悲慘的受害者互助會。劇情中段，兩位暴力警官面對童年悲慘的復仇團匪，在他的滔滔口才與犀利觀點（「你們這種警察全靠私人恩怨很不專業」）下，竟一時語塞；新人警察面對自己哥哥臥底失敗後被高層隱瞞卻在反派間獲得敬重的「反差」，更無所適從。

當結局，這群匪團穿著警服混入警隊鬧事時，矛盾被激化到極點：一群穿著警服的真惡棍，被一群穿著便服的真警察以榴彈與手槍伺候，犯罪者與捍衛者在視覺上徹底顛倒了立場，彷彿也在宣告「警」與「義」的連結是如此薄弱，只消換一件衣服就變得模糊兩可。尤其當這一切都起於一位高級警察當年的私心所造就。

可，開了警察不一定代表正義的論調，然後呢？

陳木勝沒有辦法回答。

《男兒本色》的結局再次重蹈《三岔口》的覆轍，頭頭是道的惡棍，在最終因為武力輸給主人公而死亡。辯證席唯一提出質疑的人死了，死亡與辯證本身毫無關聯，對正義的辯論戛然而止，事件的罪魁禍首也「意外」被懲罰。

以辯證始，以故事終。觀眾幾乎能看出，陳木勝開給自己與觀眾的道德題目，似乎連他自己也回答不上。陳木勝與杜琪峯在此時早已走上截然不同之路，那幾年的杜出品了《放逐》、《黑社會》，是政治控訴，也是小人物在大時代的個體縮影；陳木勝則不然，陳氏電影脫離香港警察制度的現實性，警匪對立的過程本身即是內容。警匪脫離了善惡，對立變為對而不立後，觀眾的道德與視聽連結的平衡就會被打破。

《男兒本色》後，陳木勝彷彿變回了生涯前期，扔開自己曾經專注但是「現在已經不流行了」的警匪，什麼題材都嘗試參與。從翻拍好萊塢的《保持通話》（2008）、轉型科幻遭票房滑鐵盧的《全程戒備》（2009）、到為了償還債務開拍的古裝《新少林寺》（2011）。

待陳木勝再度回歸警匪，已是《掃毒》（2013）。但是這部電影不僅沒有替《男兒本色》解套，反倒變本加厲。故事講敘劉青雲飾演的警察被迫捨棄了張家輝飾演的另一位警察，5年後，張家輝奇蹟生還，抱著恨意回到香港，他們該如何面對彼此。前段在泰國的直升機大逃殺，堪稱陳木勝在這10年最血脈賁張的武戲場面，故事背景卻經不起推敲：為什麼警察掉落鱷魚池能全身而退？為什麼促成一切的泰國毒梟要收這位警察為女婿？「你知道我這5年是怎麼過的嗎？」張家輝的這段對白沒有可靠的答案，反倒更像在揶揄張家輝入行前真的當過警察與逃去第三世界的經歷。

本在1996年宣告分道揚鑣的吳宇森徐克式老警匪傳統，卻在《掃毒》撿了回來。超越空泛背景的「兄弟情」成了電影的重心，最後在三兄弟和解後，轉瞬反擊泰王。自己應和了《男兒本色》那句「你們這種警察全靠私人恩怨很不專業」，也徹底瓦解了正義理應超然的立場，成了古惑仔式的同夥情誼。

下一部《危城》（2016）﹐是香港導演找台灣主角演一部發生在中國民國初年的美國西部類型片。劉青雲穿著馬褂、辦著猶如小鎮警長的活兒，配上武術指導洪金寶，幾乎令人夢回《黃飛鴻之西域雄獅》（巧合的是該片也是成龍提供了故事靈感）。

劇情裏，劉青雲逮捕了惡棍，卻被小鎮民眾包圍哀求他放人出來，以免惡棍背後的老大帶人來滅村，警長選擇離開了小鎮，然後翻山越嶺親手解決了整個惡棍集團。個人正義與團體的道德衝突，又一次被戲劇衝突去消解，陳木勝似乎永遠解套不了自己提出的難題，電影不願遵循過去簡單的二元對立，卻又無從說服觀眾根源。

直到《怒火》。

甄子丹言，陳木勝最初找他談的《怒火》是一部類似《掃毒》的大成本跨國製作，幾經輾轉才回到尖沙嘴變為純港片。

乍看之下，《怒火》是陳木勝老調重彈，又一次復讀了《衝鋒隊：怒火街頭》：叛逆警官對峙冷靜匪幫。

但實際上，這部電影卻成了《三岔口》的精神續集。不僅是因為那場在張叔平風格下水道的打鬥復刻了《三岔口》裡的塑膠袋殺人法，也是因為故事上同樣被切割為三股勢力：甄子丹與郭富城代表司法倫理的「警」、綁架集團與吳彥祖代表犯罪者的「匪」、以及周旋於兩者之間，行駛個人正義的鄭伊健與謝霆鋒的「私刑者」。

謝霆鋒飾演的私刑者，是陳木勝電影首次真正站得住腳的受害者：被長官吃案背叛、被自己捍衛的民眾翻臉、被同僚不願違背良心的證詞間接導致入獄，而墮落牢房地獄。他與四個同夥的悲劇，不僅是《男兒本色》那般私人經歷，也是直接與警察體制的破裂掛勾。

「暴力警察」因為「暴力過剩」而遭到反噬，這是陳木勝提出的第一層反思。這種立場，讓謝霆鋒這幫反派，保留了立場與甄子丹等兼具私人與大義的道德對立，也延續了視聽上兩幫暴力犯罪者對抗的刺激。在這位謝霆鋒自言演技靈感模仿自《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2008）反派小丑的角色身上，陳木勝真正找到了過去電影所無法達成的平衡。

當甄子丹在最後一次出勤前夕，回應長官提問時，他的背景是一張全球地圖，在地圖前緩緩道出：「這個世界確實不是單純的黑與白……然而我還是要堅持接下來要做的事。」這幕猶如《007：天降危機》（Skyfall，2012）那場驚世的無形敵人論演講，是陳木勝終於坦承，二元對立沒有辦法解決現實問題，只是必須要有某種作為，才能測試何謂正義。

於是，最終決戰，歷經那場致敬《烈火悍將》（Heat，1995）的尖沙嘴街頭戰、致敬《殺破狼》（2005）的甩棍對刀具戰，警察甄子丹與質疑警察的警察謝霆鋒最終分出勝負之際，在教堂這個超然現實的道德場域下，謝霆鋒打破了陳木勝電影過去只能以武力衝突解套道德衝突的一刻，死在神像之下。彷彿只有超然於現實的上帝，方有資格為這兩個人的理念，做下裁決。

「如果我倆立場調換，你會不會跟我一樣？」謝霆鋒留給甄子丹的遺言，同樣留給觀眾開放式的想像。樂觀者會看見甄子丹拒絕接受富豪關說升官，悲觀者會察覺甄子丹在妻子情急之際同謝霆鋒當年一樣動用了私刑。

但是在陳木勝電影，這卻是他摸索多年做出的回答。就像他當年醞釀回應成龍的答案一樣，正邪對立的戲劇結構，與正邪對立的道德拉扯，終於在暴力警察與暴力執行過當的警察的新敘事模式中，找到了平衡。

儘管遺憾是，陳木勝這張16年探索終覓得的漂亮成績單，竟成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