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影】《幸福》名符其實的新浪潮教母
雖說「新浪潮教母」用在安妮華達(Agnès Varda)身上不見得恰當,但有鑑於整個法國新浪潮時期,迄今仍為人所知的女性導演屈指能數,且安妮華達的作品也確實反映了當時新浪潮的一些傾向,人們依舊以「新浪潮教母」如此封號稱呼她。
按創作時間來説,她的第一部劇情長片《短角》(La pointe-courte, 1955)早了新浪潮後進們好幾年,甚至在這部片中看到了她與雷奈(Alain Resnais)的相識結緣——後者幫她無償剪接了這部片作為回報,華達也出演了雷奈隔年的紀錄短片《世界的全部記憶》(Toute la Mémoire du Monde, 1956)。
不過也正因為她發跡時間跟新浪潮有段距離,加上她與後來相識、相戀、結婚的德米(Jacques Demy)都是既非以雷奈為中心的左岸派,也非以《電影筆記》諸導演為核心的右岸派——但她夫妻倆與兩派都保持良好關係,在《最酷的旅伴》(Visages, villages, 2017)可以看到她與高達(Jean-Luc Godard)持續的交情,基本可以上溯至1961年,高達演出了她的短片《麥當勞橋上的未婚妻》(Les Fiancés du Pont Mac Donald, 1961),這部短片後來完整收錄在《五點到七點的克萊歐》(Cléo de 5 à 7, 1962)——其作品主要的創作時間跟新浪潮重疊,故其影史位置亦相對顯得較為特殊。
不過,充滿陽光的《幸福》(Le Bonheur, 1965)卻恰好在新浪潮退潮之際,再為它的衰頹記上聊備一格的附筆:新浪潮衰退的原因之一,正是因為題材過於晦澀、陰鬱且顯得敗德。步調輕快的《幸福》即使並不晦澀陰鬱,道出了某種法國人的內心願望,無疑還是激怒了觀眾。此番高雄電影節選映了修復版的《幸福》,並放在「愛恨家族」這個專題之中,便是期望與同一專題中的其他作品,共同提供觀眾思考家庭、愛情、親情的幾種可能性。
然而,安妮華達何罪之有?事實上,看過《最酷的旅伴》之後便能知曉,令觀眾感動的無疑是今年剛滿90歲的她,依舊能在作品中保留她一貫的天真氣質。簡單來説,《幸福》中,藉由男主角方索之口,道出對於圍繞身邊兩位女性(太太泰瑞莎及情人愛蜜莉)的不同情感,確實試圖描繪出一種理想的幸福感,而竭力拍攝出至福的情境——雖說兩位女性皆稱接受他的博愛,但太太最終選擇自殺,情人則進駐方索的家庭、替代太太的位置——此故事結尾亦確實可能因此落人話柄,抨擊那可議的感情觀將隱沒在至福的情景背後。
不過,要是能理解她的這種「自然主義」,就完全能預料到她對尚雷諾(Jean Renoir)作品的引用或致敬,尤其是《草地上的午餐》(Le Dejeuner sur L’herbe, 1959)——它出現在電視機裡——這部透過基因工程師為主角、最終辯證出自然的美好的影片。這也是說明了影片的開場,為何會是向日葵以及自遠處走來一家四口模糊身影穿插的遠景畫面,片中更有多處人物置於郊外的場景,其中一場在方索哥哥家院子裡午餐,人們被樹葉與花卉包圍著的景象讓人印象深刻;以及充斥全片各種鮮明原色。
當然,引用也一直是新浪潮作品——尤其是愛好引經據典的右岸派——常見的特徵。除了《草地上的午餐》之外,方索跟泰瑞莎也曾討論過是否去看一部由碧姬芭鐸(Brigitte Bardot)和珍妮摩露(Jeanne Moreau)合演的作品,並藉此開啟有關他對兩位女星偏好的話題。被提及的這部片,實際上是路易馬盧(Louis Malle)執導、稍晚於《幸福》上映的《江湖女間諜》(Viva Maria!, 1965)。這種在上映前幫朋友宣傳即將發行影片的作法,也時常見於其他新浪潮作品。不過,更有趣的則是體現了安妮華達的幽默感,因為方索對於「以女人作考量,你會選誰?」問題的避重就輕,然而下一個鏡頭,就看到他在公司的櫃子門上,貼滿了碧姬芭鐸的照片。
影片開場由蒙太奇剪接帶出來的影片節奏,也算是新浪潮式的形式特色;不過藉此可見的是雷奈對安妮華達的深遠影響,特別是方索第一次到愛蜜莉的新居時,隨著她領他進門的行走動作,不時插入房間不同角落的短鏡頭,在連續片段的中介插入干擾,無疑因離題而給人一種意識流動之感,《穆里愛》等雷奈前幾部劇情長片的某些片段呼之欲出。
不過,安妮華達並未因此失去其作品的樣貌與調性,在方索第一次和愛蜜莉約會(於咖啡館的戶外座椅處)的戲中,體現出經過她柔化後的風格。這場戲由跟拍一位紅衣女子開始,隨後來到方索所在的位置,這種調整被攝主體的手法在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作品中十分著名。隨後兩人的對話,有時也再次以「分心」的方式體現,比如先將鏡頭焦距對在愛蜜莉背後的顧客,再調焦回到愛蜜莉的臉上(她的半邊臉被切割於畫面之外),接著反拍鏡頭將焦距對在方索的香菸包,再調焦在他臉上,在他點燃了嘴上的菸之後,再切回愛蜜莉胸前的心型項鍊,鏡頭上搖後,愛蜜莉一個眼神看向方索後方,反拍鏡頭再拍他時,又調焦到背景,這時那位紅衣女子見到了男伴,隨著紅衣女子與男伴向鏡頭走來,焦距重新回到方索臉上,換他一個眼神,接著跳接兩個招牌,分別寫著「誘惑」、「神秘」。這一組蒙太奇在其他個性鮮明的同儕中亦少見,整場戲的結構處理,頗有耐心地慢慢轉進兩人的心事(特寫方索香菸包時帶出了他的婚戒;很公平,愛蜜莉脖子上的愛心項鍊也象徵著其中有所隱瞞,以致於兩人相戀後,她便不戴這串項鍊了)。而在這組鏡頭之前,他說道「我喜歡森林,您呢?」她答「我也喜歡」時,鏡頭調焦至背景消防栓的指標牌,預示了兩人愛情所隱藏的危險。安妮華達在傳統中尋覓作品個性的潛力亦由此可見。
另一段方索與愛蜜莉做愛後分析兩個女人的差異,也在形式上有較為特別的處理,例如這場戲最後一個後拉的運鏡,鏡頭從房內退到房門口,順勢將房外桌上的一盆花帶入鏡頭,不僅具有隱喻性,同時也在顏色及構圖上重組了一個新的整體。恰是愛蜜莉的段落都有相對花俏的形式表現,或許暗含了安妮華達對於這兩方愛情的立場;或者,安妮華達是透過形式的差異,來體現兩個女子確實不同。
於是我們也將留意到,片頭與片末都以莫札特的《慢板與賦格》(K.546)來呈現,亦同樣具有深刻的形式意義:片頭版本突出了管樂配器,而到片末僅剩下弦樂編制,顯示了一種「替換」,特別因為是「賦格」形式,故這個「幸福」將由其他的樂器(女子)輪番接替(有篇外國評論特地指出莫札特這首曲子,其主題是在雛形出現後的五年,才正式寫入該首曲子中,創作過程似乎也與影片情節有一定的連繫)。片頭的模糊身影因而點出「這只是幸福的基本架構」。安妮華達遂藉此輕鬆駕馭電影形式,並表達強烈性格的方法與本領,贏得「新浪潮教母」頭銜。■
今年高雄電影節(10/19-11/4)的「年度主題:愛恨家族」單元,將放映《幸福》(數位修復版)。相關放映訊息請見高雄電影節官網:https://www.kff.tw/TW/film/filmDetail/2192/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