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久他鄉是故鄉，故鄉已是他鄉──似遠還近《海的彼端》
日本記者松田良孝觀察到琉球石垣島上有居民燒長香，迥異於日本各地燒短香的習俗，他們還會說一種外國語，他探究不同族群的習俗與語言，發現石垣島上有許多台灣移民，進而寫成《八重山的臺灣人》。台灣導演黃胤毓讀了這本書，「知道沖繩有一群台灣人，很想去看看……」。經過一年多的田野調查，計劃拍攝「狂山之海」紀錄片三部曲，《海的彼端》是首部曲。依循書中文字與電影情節的線索，本文要描述庶民百姓在政治動盪、歷史變遷與生活慣習之間，無常／如常的生存狀態。
《海的彼端》聚焦在一個大家族三代人，意圖以家族遷徙的私歷史，映現背後國族文化的大歷史：亦即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到一九六〇、七〇年代之間，台灣人由宜蘭、南投、彰化等地，移居琉球八重山石垣島找尋出路的艱辛歷程。導演選擇玉木玉代（原名王玉花）一家作為故事主軸卓有深意，因為玉木婆婆本身很有戲：她16歲時就早風氣之先自由戀愛；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丈夫以「拐騙玉花」罪名被警察羈押；兩年後夫妻二人帶著出生不久的長子，捱過海上風浪偷渡到石垣島；1962年聯合其他三個移工家族率先爭取歸化日本（1964年批准）；丈夫早逝獨立撫養七名子女；晚年帶著女兒孫子五人返台探親。玉木家族成員多達一百多人，世代差異複雜多元但清晰分明，深刻反映了三代人的內在想望與外在時代因素，作為八重山移民家族史的縮影再恰當不過。
台灣人移民八重山，底層人民求生存的經濟考量是主因，政治局勢遞變則是另一股驅使力。戰爭成敗決定政權移轉，直接影響這群台灣移工的身分╱認同以及權益。戰前台灣本島與八重山諸島同屬日本管轄，沒有國界，台灣人移居此地工作相對容易；戰後，台灣改隸中華民國，國共內戰後國府退據台灣，國籍轉換雖有疑慮，但求生存才是當務之急；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不被國際社會承認，危機浮現；1972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無國籍問題爆發。種種政治局勢變化與政權移轉讓台灣移民看清事實，唯有歸化日本，尋求穩定的身分與清楚的國籍，才能保障下一代的發展，保全徒手建立的家園。同年美國終止托管琉球諸島，歸還日本，台灣移民把握這股琉球回歸的浪潮，積極奔走申請遞件，附上脫離中華民國國籍證明書，成功歸化日本。松田良孝在《八重山的臺灣人》指出實際歸化數字：「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五年這三年期間，共有一百七十八個台灣移民取得日本國籍。」
電影一開始即點出「日久他鄉是故鄉，故鄉已是他鄉」的題旨──八重山移民第三代只會說日語，完全無法與台灣埔里的親戚溝通，雙方只能借菸、遞菸、用簡單的英文字談菸來緩解言語不通的尷尬。對照侯孝賢《悲情城市》中瘖啞的台灣人，《海的彼端》探討的是失語而非無言的歷史：第一代移民初來乍到新居地，在家說台語，在外學日語，面對生存困境；第二代因為備受歧視抗拒說台語，多數父母也不鼓勵，壓抑內心面對歧視污名；第三代已經完全融入當地的文化與生活，毫無學習台語的需要，安然面對母語是日語的現實。玉木家第三代的玉木慎吾是搖滾樂團貝斯手，他在演唱會舞台上激情高呼：「出身沖繩縣石垣島，台灣混血，我是慎吾，請多多指教……」而他的祖母、父親、姑母、叔父走了多少坎坷路，才讓他這一代人可以心無罣礙，坦然告白。1974年八歲才移民石垣島的台灣人第二代曾根財基（原名曾財基）談起移民/移工有深刻體會：「剛來日本時，我一直認為不懂日語是外國人最大的障礙。但是，現實並非如此。比起『語言』，『歧視』是更大的障礙。」歧視外籍移民╱移工不分古今舉世皆然，只是當那個外籍是台灣人就更觸痛我們。這也正好讓已將本土意識與地方認同視為理所當然的我們，有機會反身思考新住民以及外籍移工現時在台灣的處境。
片中不時穿插玉木家族在九〇年代所拍攝的家庭錄影，真實影片再現生活現場的親密感，模糊了日常生活與戲劇表演的界線。核心人物玉木阿嬤是本片成功的關鍵。她說話直接不修飾，保有原始台語的生猛力道，盡顯勞動者直來直往不打誑語的質氣；她用全副力氣對付時代苦難，在她來說吃苦真是吃補，所以元氣飽滿，強悍中帶著柔韌，又一逕笑著不為難別人，苦過的人能不酸人也不自苦，這就是人生境界，也是台灣和石垣島共通的人地性格。導演選擇玉木婆婆貫串全片，並由孫子慎吾擔任敘述者，祖孫兩人真切的互動，讓時間被看見，人生暮年與青春勃發的對應與對映。慎吾以相對抽離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家族史，少了糾結，卻依然在乎，甚至逐漸認同，這應該最接近導演所持的「尋常」觀點。
2015年春天，高齡八十九歲的玉木阿嬤返鄉探親，已經聽不懂台灣通行的「國語」。即便故鄉已是他鄉，隔著海天兩百公里，她還是常常收聽宜蘭的台語廣播，在正式公開場合會這樣介紹自己：「我出生埔里，是1949年到島上的台灣人。」這是她所選擇的認同，如此理直氣壯。她的至親與同鄉一樣有選擇認同的自由，他們可以選擇當日本人或台灣人，或者就像曾根財基所言：「是日本人嗎？還是台灣人？我想都不是吧 （也都是吧！），我就是人啊。」曾根說得好極，認同是流動的，族群、性別皆然，他人無權置喙。把人還原為人，就更能理解人的共同情感與困境，對非我族群的歧視與誤解也就能減至最低。
片子最後的場景是中秋祭典，石垣島的台灣裔家族齊聚一堂，在神社舉辦土地公祭：長香、豬公、各式祭品、唸唸有詞，甚至有音樂歌舞表演〈高山青〉。不看幾代人的內心戲，不聽他們說的語言，光看這場祭典的畫面，很難想像隔著六、七十年的歷史，在鄰國的小島上，他們拜起神來依然是道地台灣人「俗擱有力」的熱鬧架勢。這儀式超越時間空間，在海的彼端，由口操日語的移民保持著。看著玉木家族包粽子、拜祖先、祭土地公、推拒紅包，展現了我們再熟悉不過的風俗、儀式、人情，感覺異常親切又親近。然而這是他們為自己保留的記憶與歷史，並非為了傳承台灣文化，也不是要滿足我們的鄉愁，他們有自己的鄉愁，與他人無涉。
《海的彼端》讓我們知道了八重山臺灣移民的一些人一些事，看見被遺忘的時光，認識被隱沒的歷史，也就更理解他們與我們的超越與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