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鬼殊途、陰陽兩隔：《百日告別》的點點滴滴

林書宇，一位極具才華與潛力的台灣青年導演，推出了他第三部的劇情長片《百日告別》（2015）。這部片子沒有《聶隱娘》狹帶著導演的盛名，在全台各大戲院隆重上映；也不似《我的少女時代》訴諸觀眾青春的鄉愁而熱賣，一副要創下台灣電影最長上映紀錄的態勢；也不如《灣生回家》的煽情與催淚，以及策略性的多角化媒體行銷。在眾多電影的夾殺之下，《百日告別》儘管開出千萬票房，相比之下不免還是顯得有些寂寞。不過，《百日告別》本就是一部關於寂寞的電影；可以肯定的是，遺落滄海的珍珠，總會在台灣電影史上留下光亮的軌跡。

電影以一連串的都市蒙太奇影像開始，搭配著鋼琴演奏的悠揚古典音樂，隨即鏡頭轉向公路上的連環車禍，與背景音樂形成巨大的反差。在車禍中，育偉（石頭飾）失去了他的妻子曉雯（柯佳嬿飾）與肚子裏的孩子，心敏（林嘉欣）則失去了她的未婚夫仁佑（馬志翔飾）。鏡頭跳到警局，警察正在跟育偉作筆錄；育偉氣憤地表明要控告前頭肇事的司機，警察則回答：「司機（即仁佑）已經不幸往生」。趁著警察沒注意，育偉偷偷的從警察的聯絡資料裡抄下了仁佑的手機號碼。這個手機號碼是連結兩個失去親人的家庭的唯一管道，讓觀眾不僅好奇接下來的故事發展，是憤怒的育偉準備演出金基德式的復仇故事，還是寡婦心敏與鰥夫育偉將會發展出八點檔式的愛情羅曼史？

然而《百日告別》是一部林書宇式的作者電影（auteur film），電影聚焦這兩個未亡人，如何各自面對各自的喪偶之痛，彷彿兩條平行線，幾乎沒有任何交集。電影海報呈現育偉與心敏仰躺在沙灘上，身體上下顛倒，但面對著面，海水則快要將兩人的臉淹沒。如果海水隱喻的是喪偶的哀傷，即將吞噬兩個人的生命，兩人面對面似乎暗示著相濡以沫的可能。但電影卻沒有讓兩個人發展出任何的羅曼史，電影海報的設計反而是模擬道教的太極圖，呈現一陽一陰、一男一女，工筆描繪他們各自如何面對、走過喪偶之痛。一男一女的組合，也就是呈現「每一個人」在生命中幾乎都會歷經的喪親之痛。

因此，在角色與故事的設計上，心敏與育偉同樣面對喪偶，但這一男一女的生命情境與回應模式卻又有所差異。例如，育偉被親戚與教會的朋友圍繞，但這些人不但沒法提供安慰，還總是激起育偉的悲憤。相對的，心敏只是仁佑的未婚妻，或許因為還不是仁佑家的一員，總是被排除在喪禮之外。仁佑一過世，他的父母就將兒子的遺骸與衣物帶回家鄉高雄辦理喪禮：心敏到高雄參加公祭，住的不是仁佑的父母家，而是外頭的商務旅館；在公祭的場合，仁佑的家屬一字排開，向參加的親友答禮，心敏卻是坐在觀眾席裏。對仁佑的父母而言，心敏只不過是一個外人；心敏在喪偶之痛外，另有一層不被認同、接納的悲情。

面對喪偶之痛，男女的反應也有所不同。育偉感覺憤怒、酗酒、尋求性慰藉，彷彿是要填補喪偶所留下的空缺。有一幕，電影一連串的鏡頭呈現育偉，打開又關上臥室的燈、打開又關上廚房的燈、打開又關上嬰兒房的燈；導演以空鏡頭呈現這些空盪盪的房間，凸顯了配偶的缺席。另一個提醒育偉，妻子已經永遠不在了的空間，則是她身前教學生用的鋼琴。為了「不要」睹物思人，育偉以幾近暴力的方法，將妻子的鋼琴緊鎖在房中。育偉宛如鴕鳥般將頭埋在沙子裏以為看不見就不存在，然而街坊鄰居不時傳來的鋼琴聲，卻無時不刻刺激著育偉，提醒他妻子已經不在的事實。相對的，心敏「想要」睹物思人，於是抓著仁佑的遺體不忍放手，捨不得將仁佑的衣物送還給他的家人。她依著仁佑留下的食譜做菜，彷彿重溫舊夢；她甚至假裝仁佑依然活著，一起到沖繩進行尋找美食的蜜月之旅。

就如同太極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育偉與心敏的喪偶之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有一幕，鏡頭先拍育偉躺在床的左邊，接著翻身，隨即鏡頭一切換，床的右邊躺著心敏。這一個蒙太奇鏡頭創造出彷彿兩人共在一張床上的錯覺，但其實是兩人分屬不同的空間、分別躺在不同的床上。一方面，鏡頭告訴觀眾，心敏與育偉面對類似的情境：因為伴侶的死亡，一張床的另一半已經空了許久。另一方面，鏡頭又彷彿呈現未亡人的主觀幻想，是不是有一天，早晨醒來，已經過世的另外一半，又像以前一樣躺在身邊，彷彿一切都未曾改變？

一個看似簡單的蒙太奇鏡頭，卻傳達出無限豐富的意涵，林書宇確實是使用蒙太奇的高手。整部片子以交叉剪接的手法，穿插心敏與育偉的兩條故事線，一方面參差對照，一方面彼此呼應。例如，心敏完成一個人的蜜月之後，盛裝吃著自己「最後的晚餐」（準備自殺），鏡頭跳到育偉站在陽台上，聽著鄰居的鋼琴聲，雙手撐起自己的身體，雙腳微微離地，彷彿要跳樓自殺。結果是心敏睡著後將藥吐出，接著在早晨醒來；育偉看到彈鋼琴的小男生，接著雙腳回到地面。透過交叉剪接，電影呈現兩人相似卻不相同的反應，彼此又互補出一個人在面對哀傷的點點滴滴。從頭七時召喚亡魂到35日，從七七（死後49日）的人鬼殊途到百日之後的不再哭泣，這些告別的儀式，正是以悲傷告別悲傷的歷程，鋪陳出百日告別的點點滴滴。育偉從不忍看妻子的鋼琴，到獨自去聽學生的鋼琴比賽，正是從否認到面對；心敏從不捨仁佑的衣物，到後來打包仁佑的衣物，歸還給他的弟弟仁毅，又是從面對到放手。

這部電影除了描述男女主角如何面對喪偶之痛具有相當的可看性之外，其他人對於生者或未亡人的反應亦極具設計巧思，並可見導演細緻入微的觀察力。喪偶者如育偉，幾乎是高夫曼（Erving Goffman）在《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中，所謂的帶著「污名」（stigma）的人，必需時時面對別人異樣的眼光，而別人異樣的眼光又反過來提醒自己喪偶者的身分。所謂他人異樣的眼光，可以是同情的，如育偉的教友熱心幫助他走出傷痛；異樣的眼光也可以是排拒的，如育偉公司的同事，不時在他背後竊竊私語，並刻意與他保持距離，彷彿要保護自己不為育偉的悲傷所感染。不論是刻意地接納，或刻意地排拒，育偉都被視為一個帶有「污名」，一個身分受損（spoiled identity）的「非常人」。

面對非常人，一般普通人的反應，如高夫曼所觀察的，最主要的徵候就是「不自在」。面對一個殘障人士，正常人待他如殘障，是把他當異類看待，但是刻意待殘障人士如常人，也無法消除他的污名，因為真正的常人，不需要你「刻意」看待他如常人。不管是刻意或刻意不刻意，常人面對污名者的尷尬似乎難以避免。與此類似，育偉作為一個喪偶者，承受著類似的污名，而與他接觸的人往往呈現出各種的「不自在」。坦然面對喪偶之痛後，育偉將妻子身前所收的學費一一歸還給學生家長。一位學生的父親，隔著鐵門拿回費用，冷漠地問育偉：「還有事嗎？」，彷彿巴不得育偉趕快離去，不希望再與喪家有任何糾葛。一個學生母親客氣地邀請育偉坐在家中，客氣地告訴育偉，雖然已經為自己的孩子找了另外一個鋼琴老師，但自己的孩子還是比較喜歡曉雯。這位母親的客氣，展現了她的刻意，而當母親要求孩子彈琴給育偉聽時，孩子卻「不禮貌」地跑開，揭穿了母親的客套與善意的謊言。也難怪，育偉妻子生前的教友熱心來到家中，為育偉與曉雯舉行基督教的祝禱儀式，其虛浮且制式的祝禱無法安慰育偉；當其中一個教友以自己的寵物死掉為例，試圖安慰育偉時，育偉只有更加憤怒不平。沒有歷經喪偶之痛的人，再怎麼樣也無法理解喪偶之痛。

與此相對的則是心敏與仁毅，以及心敏與陸老師的互動。當心敏送還仁佑的衣物時，仁毅穿上哥哥的衣服，看著鏡子慟哭，接著兩人僅僅擁抱，大聲哭泣。仁佑的國中學導師陸老師亦曾歷經喪子之痛，再遇見心敏時，以仁佑曾寫下的「花開花謝總有時」的詩句安慰心敏。高夫曼說，只有污名者才能真正「同理」污名者。同樣的，電影告訴我們，只有未亡人才能理解未亡人的悲傷，也只有透過悲傷才能却除悲傷，其他任何的寬慰之詞都顯得刻意、虛假與浮誇。不自在的互動似乎不如不互動，當曉雯的學生仍然彈著老師生前為她所選的樂曲時，育偉即使被拒在門外，但坐在樓梯間靜靜地聽著蕭邦的鋼琴曲，仍舊遠勝好心人的慰問。

林書宇以他擅長的剪接與蒙太奇，搭配細節的描寫與道具的使用，娓娓道來告別親人的點點滴滴，而唯有透過這些點點滴滴的生活細節，未亡人才有辦法在最後真正告別亡者。

關於作者

謝世宗
清大台文所副教授，著有《電影與視覺文化：閱讀台灣經典電影》（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