踱入商業市場，講述社會現實——邱禮濤《雛妓》

《雛妓》在香港的映期於兩個月前結束，已有的評論我推薦三則，上網一搜便有：〈《雛妓》瑕不掩瑜〉（家明），〈看《雛妓》的喜悅與感動〉（舒琪），以及〈在雛妓社會裡，愛並不是救贖〉（廖偉棠）。故而我盡可能不重複，也盡量用「冷」一點的眼光觀察，由此發表些看法——當然，我心熾熱……。

我觀賞過《雛妓》兩次，第一回是夜場，滿座；第二回為下午，約七、八十位觀眾，皆以年青人為主。雖無法確切判斷觀眾的入場動機，但明星、床戲（三級片）此兩個元素，應多少起了點作用的。於黑暗中，我聽見觀眾在歎息、驚訝、發笑、抽泣……甚至憑主觀推想，放映過程中，觀眾應在思考和消化著屏幕內外的一切。該過程可說非常難得，因我們都知絕大多數電影全然等於娛樂，尤其在香港；而該過程也有點詭異，觀眾或多或少帶著「看熱鬧」的心入場，卻在黑暗中遭遇了香港的社會現實。

我第一回觀看後散場，見到一位女觀眾倒在同伴懷裡痛哭不止。假設她的哭泣確因影片而起，也許其疼痛感不單來自敘述本身，也可能來自這個超乎預期的觀影過程，以致猝不及防。第二回的場內有幾位自由行觀眾，應是非知識階層的叔叔阿姨，他們「看熱鬧」的動機該是全院最強的吧。放映期間，如同很多叔叔阿姨一樣，他們小聲複述情節，為人物擔心；散場後，他們似想快速離開，卻又走錯了出口——這種有點錯置的處境及焦慮感，挺明顯的，但似也略帶點興奮。

邱禮濤導演在一篇學術文章〈拍電影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研究的策略〉中，對許鞍華的《千言萬語》表達過明確的「失望」，大意為：作為一部難得講到香港80年代社運的電影，卻離普羅市民如此遙遠，「只停留與局限在『精英文化』和『知識分子』的領域之中」。同時，邱導演還批評了《千言萬語》在政治思索層面的不嚴謹。自《等候董建華發落》以來，經兩部關於性工作者的電影，直至《雛妓》，導演的道路實踐了其自述的這套理念「甘心做一個俗世的人，超越知識層面」，並提出策略：進入資本陣營，使用他們的資源，從體制內部，對權力關係做出結構性改變。

所以，「淺白」並非這部電影的問題，反而是優點。我們這些「知識觀眾」很容易就批評影片的台詞、旁白生硬，情節過分清楚，但這些都是敘述者的主動妥協，有意犧牲。因此，假設影片失去精英們的傾心，當然不是問題，反而是好事，本也屬主創團隊的策略、計劃。面對一個造夢的場域（公共影院），邱導演第一項考慮的是：運用何種策略，將盡可能多的普羅市民先吸引進來。因此他不可能大聲宣佈：我要以電影為武器，或者我只為自己表達，或者我反對娛樂消費……。電影史上從不缺乏這類宣言，及相關的電影運動。可是，當坎城、柏林、威尼斯等以藝術為本的影展，都將其重點移向市場時，假設依舊不斷聲言藝術，不單證實了其促銷策略的本質，更可能是羊頭狗肉式的虛偽。與其如此，不如「甘心做一個俗世的人」，本著與資本需求的共同點——吸引盡可能多的觀眾入場，與資本合作，進而完成一次本質為文化研究的社會行動，其表面再艷俗，實也無妨。說來說去，這套理念恰最符合藝術的初心，即大愛、大慈悲、入世。

載道、言志、緣情——都為中國文學之傳統。五四批評過韓愈的說教式「載道」，提倡言志，即抒發真性情。而早期中國電影的主流之一，是強調載道的，即要對社會負責。至1949年後又更極端，電影完全淪為政治工具。《雛妓》的出發點是「載道」，這導致影片的格局、野心都有點過大，表達多少不夠細膩。但很明顯，我們看到了作者在現實中那顆被壓抑的良心。假設影片的表達不夠真性情，假設作者對我城、「我們」的感情帶有半點虛偽，那麼，觀眾被現實所壓抑的良心，也不會在黑暗中被屢次喚醒。

不得不提及雨傘運動之後，香港電影和觀眾的變化。一些做電影市場的朋友對此很驚訝，因《雛妓》和另一部熱片《五個小孩的校長》，並非香港電影的傳統主流，這樣的題材本不可能賣座的。且這兩部片的檔期都在新年後的淡季，卻不曾想都取得票房為數千萬的好成績。這是為什麼呢？香港也許正在醞釀著什麼呢？我們拭目以待吧，也許一場復興，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