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可辛《親愛的》：社會現實的叩問

陳可辛的新片《親愛的》，聚焦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人口販賣問題，並由引發社會關注的真實事件改編而成。2008年三月，中央電視台報導的一則打拐新聞，來自湖北的彭高峰與妻子在深圳做小生意，辛苦賺錢，兒子卻被人拐走，從此他便踏上尋子之旅，在微博上發佈日記，引發網友熱烈關注，並協助轉發消息，過程艱辛坎坷，遭受無數欺騙、挫折與失望，總算在三年後江蘇的農村找到了孩子。雖如願把日夜思念的兒子帶回家，卻無法切斷他與相處了三年的養母高永俠與妹妹之間感情。最後彭高峰釋懷，接受事實，讓他們再相見。這段曲折心酸的故事被央視拍成了紀錄片，接受記者訪問時他說，自己對高永俠的感情可說是有憐又恨，很複雜。導演陳可辛看了這部片子，覺得這種複雜矛盾的情感，很有力量，想把它拍成電影，他在紐約時報的訪談裡說，「整個故事很荒誕，卻又非常寫實。」

的確，這段打拐、尋子、認親的真實故事，透過陳可辛重新詮釋，隱含或直白地，傳達出一種似是而非的矛盾。從電影開場，飾演彭高峰的黃渤爬上電線桿，在糾結成一團的電纜線中，找出連接到自己家中的那一條，之後便重複出現電纜線纏繞，穿過都市天空的影像，比擬被擾亂的倫理秩序，導致難以理清的情感糾葛。隨著情節發展，我們目睹尋子過程，見到主角參加類似情感治療的團體，一同悲傷地唱著張韶涵的《隱形的翅膀》，又像是直銷大會的群起激奮，拍手大喊鼓勵彼此。好不容易找到兒子，卻沒有上演骨肉重逢、擁抱哭泣的感人畫面，而是必須強行與養母搶子，還引起村民追打，陷入一陣混亂狼狽。

陳可辛曾提到，電影情節是原型故事的一部分，自然地涉及這些矛盾。但並不企圖批判，只是想寫實地表現。但整部電影，最「寫實」的表現，是在結尾的時候，為強調故事的「真實」性，讓觀眾看見紀錄片中找到兒子時父親激動的新聞片段，以及電影原型人物與劇中演員相見的畫面，這種方式在真人真事改編的好萊塢電影中也經常見到，跟著片子結尾的謝幕名單，一張張真實人物與劇中角色照片的並置對照，不僅展示寫實模擬的力量，也更加強化了真實的感受，豐富電影的「可觀性」。

許多以真實為題的電影，通常會截取其中可看的劇碼，來製造最大可觀效益。這種策略手段，無關乎高低，只是對「真實」的看法，值得多一點思考與追問。先稍稍離題，回到電影的最初，當時現代主義派的理論家，雖路數不同，共同探問地，是電影的本質，指向機械與藝術，複製與原真、虛構與現實，記錄與戲劇之間的辯證關係。他們熱烈爭論，到底電影作為一種新的藝術形式，是忠於現實的機械複製，還是戲劇表現？當影像氾濫，數位模擬真實的能力發展到極致，已經不再需要以現實世界作為影像記錄的基礎時，仍有人相信電影是最終呈現真實的藝術形式，為此信念，直至今日，爭論仍然持續，彷彿唯有真實的問題不斷被提出，電影的存在才有意義。

回到本片，趙薇飾演的農村婦女，被批評不夠真，因為她太好看，怎麼演也不像鄉下種田幹粗活的大嬸，就像當年在《少林足球》裡扮的醜女，不管怎麼演，舉手投足都還是個細緻的美人兒。但在趙薇的特寫鏡頭中，不僅看出了陳可辛對選角向來有的信心與敏銳，也可以再次想想「真實」的問題。早期理論家巴拉玆（Béla Baláz）認為利用電影特有的特寫鏡頭，得以捕捉細微變化的面部表情，能夠啓動情感機制，產生內在力量，並傳遞給注視者。有如觀相術(physiognomy) ，電影的特寫技巧，具有探測內在精神機制的能力，足以揭示潛在的情感與複雜的心理活動。憑著機械記錄的物質性，卻能豐富情感細節，與承載生命的重量，與凝視者親密交流，帶來情緒變化的衝擊。趙薇的臉，本身就具備讓觀眾同情的天分，而在特寫鏡頭下，更引領觀眾去看，面部表情以外的東西、或是隱含在表象下的意義，如她坎坷遭遇，身為人口販子的妻子，受盡欺負，被迫與養兒女分離，最後還要面對那意外，令她情何以堪的結果。這些受到現實衝擊的心理狀態，複雜情感，需要細膩技巧的演出，才能表現出這個鏡頭欲賦予的深度。

這讓我們想起《甜蜜蜜》的最後，張曼玉的特寫，在紐約街上與黎明重逢的瞬間，微妙的表情變化，悲喜交集，完全掌握了鏡頭，不僅打動觀眾，也展現出演技的潛力，這更說明了成功的特寫表情，能深深牽動著注視者的心。而在《親愛的》中，趙薇的特寫鏡頭，雖足以看出導演運用電影手法，製造出真實情感的細節來觸動觀者的自信。但是，在留下開放式結局之後，又讓觀眾回到紀錄片裡，看見「真實人物」，卻顯得有些信心不足，認為觀眾需要這樣的真實，才能帶著滿滿的感動離開戲院，以為這樣對照戲劇的真實，更顯得真，對觀眾來說，才是有力量的收場。可以理解這樣的考量，只是似乎有些可惜了，原來可能留下的想像空間，與「荒誕，卻又寫實」的創作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