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尚未成功，學子仍須努力––《行動代號：孫中山》

在台灣過去威權體制下所造的強人銅像，在歷史進程隨民主化一步一步落實，高高在上的神像逐一破壞、撤離，然而神像卻仍以不同方式再現在地標、建物或者是鈔票等新的形式上，揮之不去的意識形態仍無孔不入。當威權的政治體制成為歷史，但另一層面的「威權體制教育」（升學主義、分數名次掛帥）卻從未在台灣社會，連根拔起。當從古至今「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觀念底下，當教育視為一種階級流動的最快途徑，我們是否有認真傾聽身在其中莘莘學子的真實聲音？

「我們不能窮斃了，我們兒子的兒子，不能窮斃了」

《行動代號：孫中山》全片主要角色皆為在學的中學生，主要兩個角色小天、阿左各為團體中的領導者，四人成一群，兩幫派對立，從中看見校園中結黨的組織模式，以及青少年對於同儕間的歸屬與認同。全為男性的設定，讓電影導向男性中心主義，但弔詭地，導演在形象上替他們掛上美少女「面具」，形成性別錯置的荒謬與戲謔，而面具也造成了八人的同質化，原本為敵的雙方被打散，重新洗牌。

小天與阿左透過訪視各自的「家屋」，達成初步的認識，更點示出兩人同樣出身底層階級，在兩相比較下，阿左來自溫暖的隔代教養家庭，奶奶以做家庭代工養家；小天則在單親父親的暴力陰影下，成為翹家的問題少年。當中也出現蔡明亮導演電影中建構的邊緣空間，如《郊遊》中提供試吃的大賣場、提供盥洗的公園，以及《愛情萬歲》提供短暫居住、亟欲待售的空房（象徵居住不平等），但此片以青少年角度出發。影片大背景則選擇在台北青少年次文化場域：西門町，當中也可以看見許多台北街頭的眾生相：清晨街頭上的清潔工、晨跑者，又或在公共空間跳舞社交的土風舞團、學生組成的街舞團、啦啦隊，都成為電影中很特別的背景。

國父銅像在電影中視為劇情的麥高芬（MacGuffin），當大家爭相搶奪，卻也暗暗象徵著台灣子民如同劇中的中學生們仍沒有脫離政治束縛，搬不起的銅像如同沉重的歷史仍壓著學生們，動彈不得。競逐銅像的過程中，箝制他們的是兩個執法權力的象徵，一個是警衛、一個是警察。班費視為資本邏輯下的規則、筆記作業本則是教育制度下的成規，兩者也在不同位置上幫助劇情推展，卻也像是另類教條，影響著學生。

此片為典型的成長電影類型，相較於大人世界的規則，青少年以自我探尋的方式，在這個充滿權力的現實社會冒險，重複鬼打牆的對白像是一種摸索，也是自我心理的口是心非，懵懂無知的狀態下，用不斷的演練跟綵排，找人生的規則，當他們因犯法而寫著悔過書，也像是一種法律制度的縮影，不斷提交被退回，教務長口中另人困惑的「從頭寫起」，提醒著我們，其實世界上有許多後果是找不到最源頭的前因。

《行動代號：孫中山》包裹著近年來國片的重要命題熱血青春，但骨子裡卻充滿著對於社會觀察所提出的批判與關懷，如果你／妳曾經或是現在身為台灣學生，會在電影當中看見自己，不管經過多少世代，我們在從未間斷過的教育改革與不人性化的教育制度下找路：

「革命尚未成功，學子仍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