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踐踏的尊嚴：《謊言的烙印》

法務部強拆華光社區的強勢作為遭批不把國際人權公約放在眼裡。在此之前從未真的認識人權公約的我，為此特地搜尋了公約內容，這才知道，聯合國在國際人權公約中明訂，基於個人的基本權利，還有身為人的尊嚴，任何人的居住自由以及基本的居住品質都應獲得國家保障；而在建議執行方式的文件中也說明了，就算是違建，國家也無法脅迫住戶搬離或強制驅離，而是要在確保住戶居住權益下展開磋商，在在顯現了人權公約對於個人尊嚴的絕對尊重。

而基於這樣的人道精神公約也明訂，受刑事控告的人在未依法確定有罪之前，司法單位應該假定其為無罪，這也是在對個人尊嚴、人格尊重下所訂出的規定。同時，這不也應只是司法單位要遵守的規範，對於他人的人格給予基本的信任和尊重，更應是每個人都應實踐的目標。但是，對多數人而言，在任何情形下都秉持這種精神，給予別人證明清白的空間，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丹麥導演湯瑪斯凡提柏格（Thomas Vinterberg）執導的新片《謊言的烙印》便讓我們看到這種未審先判的心理能夠對它對一個人的評價、生活能展現多巨大的殺傷力，留下多麼難以癒合的傷痕。

在小鎮幼稚園工作的盧卡斯（麥德米克山 飾）是園內唯一的男性員工，他不但孩子王，還是死黨的五歲女兒卡拉拉心儀的對象，但盧卡斯拒絕了她的示愛，使卡拉拉一氣之下向園長謊稱盧卡斯對她露出私處。雖然卡拉拉在幾天後便翻供，但面對如此嚴重的指控，園長選擇相信前者，並通告全校家長，使得盧卡斯的死黨和他反目成仇，而許多原本交好的學童父親也鄙視、排斥他。儘管後來司法還給盧卡斯清白，但流言傳開後，他仍然成為鎮民眼中的過街老鼠。而卡拉拉的父親雖然在最後發現他所犯下的錯誤，誠心向盧卡斯道歉並彌補他們的關係，但這場風波仍還是在每個人的心裡留下抹不去的烙印。

《謊言的烙印》故事再簡單不過，但是其中卻隱藏了道德判斷的難題。當一個小女童誣告大人性騷擾，我們是否依然能夠適當的尊重被訴者的尊嚴，避免未審先判呢？凡提伯格在這部片中將觀眾擺在全知者的觀點，旁觀整件事情的始末，因而我們能夠清楚的知道孰是孰非，但如果今天我們被放在第一人稱的觀點──或許是女童的父親，也就是盧卡斯的死黨──我們是否依然還能保持如此的客觀和同理心？我想此一觀點選擇也是經過凡提伯格審慎的考慮，以確保他想傳達的訊息可以清楚的被觀眾接收。

而克拉拉的指控之所以成為本片棘手的道德陷阱，原因正來自於常人對於兒童的浪漫想像──小孩子都是天真無邪，不會說謊的，更不可能在這麼嚴重的事情上胡謅。因而對於克拉拉的翻供，幼稚園園長與輔導專家選擇忽略，反而憑著自己的想像力替他指控中無法清楚交代的空白處填入情節。凡提伯格在這邊處理方式讓我們看到成人在面對這樣狀況時的判斷死角，但我認為他並非全盤否定這樣的輔導方式，而是試圖提醒觀眾，成人幫助兒童拼湊情節無可厚非，但是也要考慮到，兒童面對權力地位處於絕對優勢的成人時，有時可能為了討好對方，加上成人對他所持立場的堅持，反而不好意思或不知道如何反駁對方的推測。

同時，本片也挑戰「公道自在人心」此概念的正確性，質疑當我們無法保持客觀的時候，這種不理性的「公道」是否還站得住腳，還是成了集體謀殺？超市店員憑著流言蜚語為盧卡斯做出道德審判，因而對他以種種侮辱的言詞及舉動相待，還將厭惡擴及他無辜的兒子。群眾的不理性反應呼應著本片的英文片名，「Hunt」不但是片中時常出現的打獵活動，更影射著「獵巫」（Witch-hunt）這種道德恐慌的心理。

全劇切入的角度十分犀利且聚焦清晰，緊扣人心，戲院中的觀眾隨著影片衝突升高，全都屏氣凝神為男主角的處境牽腸掛肚，戲院中的空氣也幾乎為之凝結，可見本片的成功。同時，本片傳達訊息的方式卻又毫無說教意味，而是透過角色間的互動對觀眾訴之以情。凡提伯格繼《傷心潛水艇》（Submarino，2010）之後，再次和托比亞斯林道赫姆（Tobias Lindholm）合作編劇，又一次展現兩人優異的編劇功力。

同時，身為導演，凡提伯格對於節奏的掌握，以及兩對立勢力間辯證的組織處理也十分的完美，看不見任何鬆散或牽強之處，而他表現最精采的地方絕對是在本片的結尾，當盧卡斯的冤屈獲得平反過了一年，好友們為了慶祝他愛子獲得打獵執照而再次相聚，那些曾經因誤判他的清白而對他口出惡言飽拳相向的好友再次見到苦主，互動之間看似熱情，但盡是尷尬。凡提伯格與攝影克里斯天森（Charlotte Bruus Christensen）將這些細微的互動和情緒全都清楚的捕捉下來，著實精彩。而男主角麥德米克山在本片之中的表現更是精湛，他將盧卡斯從面對不實指控不卑不亢的精神，到接近崩潰邊緣時的情緒表現得都極為精準，他在本片最後一個鏡頭的表演更是經典。

一個簡單的故事，卻能讓兩個小時的片長毫無冷場，並且讓觀眾深刻體會到這種道德公審的殺傷力，麥德米克山以本片獲得坎城影帝的殊榮，與本片獲得坎城最佳人道精神獎，都絕對是實至名歸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