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時期的日常生活：《母親—給父親的安魂曲》

觀看《母親—給父親的安魂曲》理所當然地湧上了各式各樣複雜的情緒，因為這是一部「日本的」、關於「二次大戰的」、關於「人性」的電影。故事發生在二次大戰時期的日本，在那個與我們關係奇異的國度，有一些看似熟悉、又極端詭譎的事件同時發生，在櫻落葉紅的循環中，有些生命隕落了，有些生命則頑強地活了下來。這是一部關於戰爭時期日常生活的電影。

鶴見俊輔在《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當中從歷史淵源與當時氣氛闡釋「國體」（天皇制為國家根本）與天皇崇拜等當時主導社會的概念如何形成，以及當時左翼文人如何在各方論述與肉體壓力下被迫或自行「轉向」支持軍國主義。而「轉向」正是《母親》這部片的故事引子，山田洋次細膩地以細節堆出難以描述的氛圍。野上一家是居住在東京的小康之家，父親是德文學者，寫作為生。在1940年風雨飄搖的年代，作家是最危險的職業。一個寒冷的夜晚，特別高等警察（為了維護「國體」的秘密警察）闖入野上家，翻倒書架亂扔書本，以麻繩僅僅圈綁住父親的雙手，在沒有搜索令、沒有逮捕令的狀態下，野上家的支柱就這樣被奪走。歷史敏感度高的台灣觀眾，看到這裡大概都會想起台灣的白色黑暗時刻。特高換成警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真是循環不懈啊。戰爭時期日本人相信思想轉向，這是一個既仁慈又殘酷的想法：因為思想有改變的可能，所以不至於在一開始就強制殘害肉體；但同時，引導轉向的方法是沒辦法太仁慈的，最終形成的全民一致思想更叫人不寒而慄。這部電影其實對知識份子大規模的轉向並沒有著墨太多，也並沒有意圖要處理歷史對錯，只是襯著這件歷史悲劇，淡淡地說日常的事。

在野上爸爸因為思想問題入獄之後，野上媽媽一肩擔起撫養兩個女兒的責任，還要為丈夫的冤獄奔走，還要參與戰時特殊的鄰組活動（協助政策推行的社區性組織），一天到晚忙得團團轉。但是卻是在這樣的艱難時刻，才更看得出人性的溫暖與險惡。野上爸爸以前的學生山崎，不但協助奔走野上爸爸的事情，他誠摯笨拙的存在對兩個女兒而言也是成長時期很重要的陪伴。還有野上家的姑姑和一位從奈良來的叔叔，或多或少給予這個父親缺席的家庭些許物質以及精神上的支持。但也有野上媽媽的父親，因為女婿是思想犯而在鄉下被指指點點，於是狠心與野上媽媽斷絕關係。甚至野上爸爸的恩師，同樣身為尼采、歌德專家的德文學者，堅持惡法亦法，對優秀的學生絲毫沒有同情。以鶴見俊輔的研究來看，在都市的知識份子幾乎不可能不轉向支持軍國主義，因為主權者和知識份子在嚴格的學歷社會當中幾乎是同路分子，例如片中負責偵辦野上爸爸的檢察官竟是他以前的學生。然而在鄉下的粗野之輩或者沒有受教權的女人，則反而能夠看清國家宣導的政策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在片中有一段現在看來別有趣味的小插曲：戰爭日隆之際，日本政府倡導「撲滅奢侈品運動」，希望民眾捐出貴金屬來資助軍方，甚至連燙頭髮都被視為「非國民」（在提倡振興經濟的今天看來真是諷刺，足可見國家機器運作的痕跡）；在片中當眾與宣導民眾起衝突的，正是從奈良鄉下來的、粗鄙的叔叔。

片子有大部分的時間是在狹窄的日式榻榻米房間內流倘，不同於小津低角度、切得工工整整的畫面，山田洋次擺設攝影機的位置略偏高、略遠，將門扉納入畫面成為框架，溫柔地包覆亂世中殘存的人性溫暖，在小小的空間中塞得滿滿。片末略顯做作的山崎沉船畫面、代表性十足的人物後續交代（住廣島的姑姑理所當然的是原爆受害者）和野上媽媽病榻前的一場意義不明的戲，雖然這是真人實事改編，但如果能在片尾持續內斂細膩的表現方式，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