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櫻花盛開》Kirschblüten - Hanami

「停止，這是在謀殺，不需這般殘忍，蜉蝣只有短短的一日生，一日的痛苦，一日的縱慾 ，讓它恣意徘徊，直到生命盡頭， 一日見穹蒼，一夜是天堂…」

小津安二郎的預言

小津安二郎於1953年所拍攝的《東京物語》，在看來日常的對話之中，在工整的分鏡之間，在東京和熱海之間，似乎絲毫不費力氣的，不僅精準地切中當代日本社會的默然，在今日看來我們仍不禁震懾於小津式預言的力道。德國導演多莉絲朵利（Doris Dorrie）大概也跟我們一樣，太佩服小津超越時空、超越地域的細膩觀察，於是便將《東京物語》搬到了柏林來搬演。《當櫻花盛開》的前三分之一同樣是一對老夫婦從鄉下到都市拜訪子女，子女一樣愛理不理，你推給我我推給你。父母畢竟是父母，子女也不是懷有惡意，只是日常工作繁忙，父母也不是外人，自然不會特地請假陪伴。這些我們都瞭解，父母也瞭解，只是在這日常的一來一往當中，感到有點悵惘罷了。片子的前三分之一，可以看作是向小津致敬，然而在如出一轍的情節背後 / 之後，其實德國導演有更多話想說。

小津處理的是現代社會家庭倫理的淪喪，以及人終究被時代所淘汰的無力感（無疑地處理的相當動人）；而德國導演朵利卻看向更深沈的失去與寂寞。片子一開始是以杜莉（Hannelore Elsner飾演）為敘事主體，由她來述說她先生的日常生活，由她來承受先生罹患絕症的事實，由她來為先生披上毛衣、換上拖鞋。這個敘事者有點嘮叨，並且照看一切，前往柏林看望孩子即是她想要給去日無多的先生的一個禮物。但隨後我們發現，這個敘事者並不可靠，她有著先生和孩子都不知道的幽暗自我。而她也像《東京物語》裡的老婆婆一樣，在前往海邊渡假之後，便意外去世。小津的老太太去世之後，子女的冷然和斤斤計較是對社會更犀利的批判；而朵利的老太太去世之後，那一段老先生找尋太太身體經驗的旅程，才是德國導演朵利真正想說的。

身體與記憶

『杜莉的身體去哪了？』魯迪（Elmar Wepper飾演）喃喃說著。曾經那麼習慣、那麼親密的身體，怎麼會一夜之間，再也無法觸及？那曾經擁有的親密，是真的存在嗎？於是魯迪帶著全部存款、妻子的藍色毛衣、白色圓點裙子和櫻花色和服，前往妻子思慕的日本。魯迪在東京，寄居在小兒子的高級公寓（視野好，地方也夠大，對南德來的魯迪而言卻還是小的像鴿子籠），不懂日文的他只能鎮日悶坐在小公寓裡，或在兒子帶他去的酒吧，一杯啤酒喝過一杯。和許多描寫西方人到東京旅遊的電影一樣，鐵道、人、高樓大廈構築了特屬東京（其實是新宿區）的繁忙地景，風俗業則成為獵奇重點。魯迪在東京誤闖脫衣舞廳和色情泡泡浴，裸露的、緊貼的、暴露的、消費的是取之不盡的女體，巧妙的對比魯迪遠道而來所尋覓不著的，妻子消失的身體。

生與死、櫻花與富士山

春天，東京櫻花盛開，魯迪遇見了一個在櫻花樹下公園跳著舞踏（Butoh）的女孩，那是杜莉雖早放棄了卻永存心底的身體舞動。魯迪開始以自己的身體想念杜莉。他在大衣底下穿上妻子的藍色毛衣和白色原點裙子，想像與妻子一同出遊；圍上圍裙幫兒子做三明治、做妻子最拿手的高麗菜卷。而日本女孩小優則教他舞踏，一種光與影的舞蹈，一種和死者共舞的律動。

最後，魯迪請小優帶他去看富士山，完成杜莉一輩子的心願。杜莉死前一晚，穿著櫻花色和服，帶著魯迪隨音樂起舞，魯迪卻因為不好意思而草草作罷。在富士山前，苦等多日終於現身的完美圓錐體之下，魯迪穿著櫻花色和服，化著象徵死亡衰敗的舞踏妝，盡情地舞。此刻，他終於感覺到杜莉的身體貼著他，與他一同跳向生命之盡頭。

《當櫻花盛開》在形式與敘事上都大膽地納入多種日本傳統、當代的藝術文化象徵，卻絲毫不見東方主義式的觀點，實在難得。舞踏這個早已名冠國際的藝術，在片中用來串連德國與日本、生與死，作為思念伴侶的身體實踐，也作為跨文化溝通的媒介，將這個故事從濫情的邊緣險險拉回。櫻花、富士山、風俗業和小津安二郎都不僅僅只是博物館式的陳列。唯一可以挑剔的大概只有遊民女孩的流利英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