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不得──《第三朵玫瑰》(Youth without youth)

在《第三朵玫瑰》(Youth without youth, 2007) 之前，距離美國導演法蘭西斯柯波拉上一部電影作品，已經是10年前的《造雨人》(The Rainmaker, 1997)了（2009年柯波拉又推出新片《泰特羅》(Tetro)，請到美國獨立製片界的才子Vincent Gallo擔綱男主角）。睽違多年才又推出作品（甚至這幾年，許多人只認識他的導演女兒蘇菲亞柯波拉），讓人不免好奇，柯波拉這次想跟觀眾表達什麼？

以恢宏的《教父三部曲》、《現代啟示錄》等名片奠定影史地位的柯波拉，幾乎已經成為所有電影教科書中不可缺席的人物。作品富有歷史感的他，這次改編羅馬尼亞哲學家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的同名小說「Youth without youth」，敘述羅馬尼亞籍的東方語言學者多明尼克馬泰，企圖在二次大戰期間的某個復活節吞藥自殺，卻莫名其妙遭到雷擊。大難不死的他，不但從高齡七十的身體返老還童成二十多歲，大腦組織也改造發展出無與倫比的智力。時值納粹掌控歐洲，科學家正在研發利用高壓電擊創造出新人類種的技術，因此多明尼克的案例備受矚目。為了躲避納粹的追捕，他開始流亡與穿越時光、找尋人類語言起源的奇異旅程。

光聽劇情鋪陳就頗為玄虛，影片推出後國外影評也毀譽參半。有人對於柯波拉的表現方式一頭霧水，也有人覺得柯波拉進行了一次大膽的哲學影像化嘗試。沒有明確脈絡的對白、顛倒曖昧的鏡像畫面、雙重人格的對話、堆砌繁雜的語言歷史名詞、晦澀的隱喻，對於觀眾來說，的確是相當大的挑戰。然而，作為一個過份認真的影迷，當苦於理解片中撲朔迷離的影像語言和故事時，何不這樣為自己釋懷：這是一個創作者藉由記憶回春術尋求自己與世界關係的過程，龐大、主觀，理解它就如同閱聽他人的夢境，清醒不得。

多明尼克對自己的學術人生感到無力和無望，因此有了輕生念頭；雷擊好比創作者對於靈感不成熟的渴望，和不可及的絕望。當創作者端出自己最好的作品後，往後的作品都是要回答「為何要創作？」、「還有可能更好嗎？」的大哉問。語言是創作者面臨的最大困境，所有的障礙都來自創作的語言、媒介，除了要選取，更要打破、重組、再造。因此多明尼克作為一個語言學者，就恰如其份地象徵了創作者內心的糾結。若以此忖度柯波拉的心情，會發現這部片充滿溫柔的混亂，和賣命突圍的掙扎。或者是，自尊心高強的創作者一次隱晦的示弱。

「What do we do with time?」片中的人們不斷這樣問。為了努力證明生存，於是有了語言和一切的紀錄形式、產生了對於時間的知覺，語言、文字即是時間感的具體焦慮展現。夢境帶來聯想，聯想組織生命，藉由蒙太奇影像的幻化，柯波拉將掌握不到的時間具體呈現，紀錄夢境、溯源前世今生，讓創作泉源無止盡。

加拿大作家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說，作家寫他們不瞭解的事。「第三朵玫瑰」的繁複，正因為它的動機和困惑是單純的，柯波拉幫助我們整理、感覺，只是未必能讓所有人承受。這部電影提醒人們珍視那些夢境，裡面隱藏著生命的密碼，而非箴言錦句，做夢的本質即反智性。我們在戲院的椅子上沉沉睡去，正是因為要迎接夢境的開始。我想這就是《第三朵玫瑰》的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