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你被嗆了! 」─《我和我的小鬼們》

「你覺得學這個對你有意義嗎？」 「不知道耶，會叫我們學這個就應該是有用吧。」

《我和我的小鬼們》是一部基進的電影。所謂「基進」（radical），就是一切回到基本面──凡事不忘問一句「為什麼？」。而正因為學校課堂的權力設計，只要務實地謹守基進路線，就不難產生「為什麼我們上學？」「為什麼學這個？（而不是那個？）」「為什麼是我？」「為什麼要服從？」等等對知識和權力及其背後結構無限延伸的質疑。

這樣的解讀看來硬梆梆，實踐在電影裡卻展露出驚人的悍道。《我和我的小鬼們》改編自法國作家François Bégaudeau的自傳小說「Entre les murs」，描述他在巴黎19區一所初中任教的真實經驗（影片改編後則以巴黎 20區的一所初中為舞台），他本人也在片中親自擔綱演出馬罕（Marin）老師一角。電影以學年初始為起頭，終於學年結束，以精彩的攝影機運動描繪馬罕老師和二十四位同學在法文課上互動的關係。

根據背景資料，20區位於巴黎東北方，居民組成多為阿拉伯裔、亞裔、非裔移民，是巴黎人口中龍蛇雜處的「貧民區」，馬罕老師班上的學生亦正好來自各個不同的膚色與種族。但這無關是否刻意達到某種政治正確，導演只是讓這樣的學生組成恰好成為事件的主角，而他們「比較敏感與難纏」罷了。畢竟，不同背景的學生固然會有不同的現實條件，卻同樣要面對權力與被宰制的困境。

在課堂建構的邏輯裡，「問問題」似乎必須站在某個高度，但有的時候站太高了，還必須為自己找台階下。一場讓人印象深刻的戲中，馬罕老師以造句教授文法，但他所舉的例子、人名、情境無一不受到學生的挑戰。教師與學生之間「扮演」的權力關係是一隻客廳裡的大象，所有人明白自己的角色，差別在於是否敢出言挑戰、顛覆這樣的關係，因此這間教室也考驗著人對於「難堪」的容忍程度可以到多大。學生與老師間的爭執多半無疾而終，只剩下言詞交鋒的餘溫，但我們至少知道，勇於問基本問題的人值得敬佩。

對於某些渴望體驗人生的人來說，當老師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入口，因為這職業裡實在有太多的「不得不」：不得不在學生面前出賣自己的基本常識、不得不在當下就給答案。「當學生」幾乎是所有人共同擁有的經驗，但「當老師」卻未必。如果有一天，我們站在講台上，成為教室裡的「少數」時，多少應該都會皮皮挫，然後內心無限欷噓。這似乎也透露出，唯有實際「扮演」過學生和老師兩種角色時，才能夠真正瞭解這世界的權力運作。

再回到基進的問題。大多數當過學生的人對學校的厭惡，還不就是「無聊」和「無關」？《我和我的小鬼們》更要詰問「為何無聊？」「為何無關？」這群小鬼意識到自己的慾望就是自由，他們不甘課堂裡的白日夢淪於鬆軟沈默，反而將這些「無謂的」思緒轉化成子彈，發發命中要害。挑戰變成一種人生前進的動力，讓他們在嚴峻的外在社會條件中得以生存，也因此變得世故、善於冷嘲熱諷。一次課間，歷史老師找上馬罕老師，希望教材能夠與法文課配合。「贛第德？那太難了」但是影片後來，馬罕卻被自己班上讀了柏拉圖「理想國」的女同學賊賊地將了一軍「看這種書的不賤吧？」當老師的，不覺得這種學生實在太超過了嗎？

相較於台灣校園電影多半著力於制服以外的小小叛逆及「跨越門檻」前的迷惘，《我和我的小鬼們》顯得殘酷且直接。這群小鬼不是好學生，但大部分也不是頂壞，只要拋開「尊師重道」那一套，就可以拿無數其他的尺度來衡量他們。電影中的老師思索著如何評斷學生，「包容」曾經在他們的考慮中，但面對這些正面迎擊成人虛偽的小鬼，「循規」看起來是最省力的方式，只因現實太複雜、太超出微小個人的理解，無法在圍牆以內得到解決。

電影結束在學年尾聲，師生暫時從緊張的權力關係中解放出來，下場踢足球，課桌椅丟一邊，攝影機也甘願從教室的圍牆後走出來，捕捉現實裡的平等。課堂上的爭執和延伸像是爵士樂的jam session、後搖滾的大爆炸，高潮絢爛過後歸於冷靜。最後那位走上前去對老師說「我什麼也沒有學到」的同學雖嫌安排刻意，但某種程度也揭示了在戰場上捉對廝殺卻不知為何而戰的人生寫照。我想到香港作家董啟章的小說裡的一句話「絮絮不休地談話，為的就是以贅言深入到概述無法到達的蒙昧層次」。《我和我的小鬼們》用喋喋不休的「為什麼」組成一種難以精準名狀的詩意，關於我們曾經在意又忘記的、自尊與羞辱、渴望與無能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