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女神看不見之後──《十二怒漢：大審叛》

希臘神話裡，掌管法律、秩序的女神賽米絲（Themis）一手執長劍、一手捧天秤，象徵法律的權柄和公平。不過，十六世紀之後，女神目光炯炯的眼卻被蒙住了。據傳有人不滿當時的司法濫用職權、審判不公，因此替女神蒙上眼罩以表達抗議。後來這個蒙眼女神的形象繼續被沿用，並轉化為另一種涵義：女神看不見，表示對眼前的當事人六親不認、無視於其種族及身分地位，一切只用法律天秤來衡量，不容許偏見的陰影染指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這或許就是人們對正義的一種浪漫想像。

案情是這樣的：年輕的車臣男孩被控持刀殺害了他的俄國軍官繼父，主要證據有兩項──自稱為目擊證人的證詞、以及一把兇刀。法庭上的攻防結束後，來自各個社會階層、共十二位男性組成的陪審團另外闢室密談，共同討論被告是否有罪，不巧法院碰上整修期，於是陪審團只好借用隔壁學校的體育館做為討論場所。

從交出手機給法警、關上館門的那一刻，十二個陪審員彷彿進入了一間催眠室、一個適宜冥想的空間，裡面堆積了許多與他們的任務毫無關聯的東西：足球門、籃球架、廢棄的鋼琴、體操用的跳馬、平衡木、賽跑柵欄、一件女學生沒帶走的胸罩。正因為這些物件的毫無關聯性，反而有助於想像。陪審員們墮入天馬行空，在激辯他人生命的同時，一鏟鏟挖鬆記憶的土壤，反身關照：「我是誰」。

於是，他們慢慢發現，法律之外的世界從來就不是依循非黑即白的規範而運轉。最初當微弱的異議出現時，他們還想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避免受到別人意見的干擾；但在說故事的魔幻種子以一種緩慢的節奏播散開來後，竟情不自禁地走入敘述與聆聽個人歷史的心理分析室。這群陪審團員是法律門外漢，卻用「模擬犯罪現場」的科學方式輕易打倒粗暴的「基本常識」，在法庭上慷慨陳詞的「證據」頓時公信力蕩然無存；而所謂理性分析的尊嚴，也隨著偏見不斷被挑戰，漸漸受到質疑。然後是動人的寬恕，將自己的生命揉合進對他人的審判，抉擇。

若將美國導演薛尼盧梅（Sidney Lumet）在1957年拍的《十二怒漢》(The 12 Angry Men)，以及俄國導演尼基塔米亥科夫（Nikita Mikhalkov）這次翻拍的版本並置，其中都有固執偏激的陪審員，之所以固執，是因為他們的生活裡有秘密。最後讓這些人卸下武裝的關鍵原因，還可以看出思考模式的差異趣味。例如盧梅版中，陪審員從女證人鼻樑上的壓痕，推論出事發當時，已經就寢的她其實沒有戴眼鏡，根本不可能目擊兇案，順利推翻證詞，十足的實證精神；米亥科夫版則發展出另一個更富哲思的理由：嫉妒，從生命經驗的最深處撞擊不肯低頭的陪審員。車臣、俄國、貧民窟、中產階級，這些只是標籤和位置，把個體分割成瑣碎的斷片，但卻逃避不了內化的生命經驗，總是必須與他人糾纏不清。

然而，尼基塔米亥科夫片中最精彩之處，竟是當陪審員們漸漸「看不見」他們加諸在被告身上的偏見、卻「只看見」明確的證據後，一直保持沉默的陪審團主席（由導演尼基塔米亥科夫親自飾演）冷不防丟出一句震世之語：「判他無罪，等於下了死刑令！」，實實在在地給了蒙眼正義女神一記當頭棒喝。一個失去親人、無依無靠、不會說俄語的車臣男孩，獲得法律上的自由後，卻還要面臨更兇險的世界。所謂的偏見，在柴米油鹽的現實生活中，竟然可能是隨時傷及無辜的地雷！在不執行死刑的俄國（並未立法廢除死刑，而是實際上停止行刑），這名少年就算被判決有罪，頂多是面臨無期徒刑，一旦離開了監獄的庇護（？），他的未來是一片大霧瀰漫的荊棘，充滿潛在的敵人。這番警語點破了法律的限制性，也讓人不禁要問，正義女神看不見了，可這就是正義嗎？

陪審團終究完成他們的任務，領回離開身邊過久的手機，各自返家去了。男孩將要何去何從？電影並沒有清楚的答案。大雪紛飛的夜裡，一位陪審員打開氣窗，讓一隻誤入室內的麻雀飛出去。是自由？是桎梏？誰有資格評價甚麼是「正義」？

跟盧梅版比較起來，米亥科夫版的「十二怒漢」在影像表現、文本層次上顯然更加豐富、也更複雜，還多了幾分黑色幽默。美國劇作家Reginald Rose的故事架構可以鑲嵌在任何不同的文化脈絡裡，難怪半個世紀以來不斷被改編成其他版本或是舞台劇。俄國人比較不愛賣弄英雄主義，也因此，這部電影要比五十年前來的可愛一點。